那首歌融入了他全部的青春**，成為民族的史詩，從詩人的青年時代一直唱到他晚年，並在詩人去世後被人們繼續傳誦。詩人若將自己的靈魂寄托與詩，詩的生命比詩人更長久，也許，是詩歌再次創造了詩人。
黃水奔流向東方，河流萬裏長……
悲涼淒絕，宏闊壯美。很多年以前，曾是我們這一代人少年時的精神營養。新時期開初，文學那條黃河，拐了九十九道彎終於匯入大海。有機會在多次會議中聽他的報告和講話，對於他領導文學工作撥亂反正的魄力和對青年作者的愛護，一直心存敬意。但真正同他熟悉起來，卻是在20世紀90年代他不再擔任領導工作之後。那一段惶惑的特殊日子，偶然的即興的，約了梁曉聲一起去看望他，隻想給他送一束五月的鮮花表達我們的心情。那天他真的高興，為我們沒有忘記他；我們也真的高興，為他的健朗與豁達。從那以後，每隔一年半載，會想著去看看他，在他的家裏小坐片刻，每一次他都會同我講起他正在讀的書和正在寫的作品。在那些總是堆放著打開的書稿的茶幾和沙發上，我看見一個老人的勤奮與思索。20世紀90年代，將近十年時間斷斷續續的交往，光年老在我的心目中，從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還原為一位嚴謹的學者和睿智的詩人，他深厚的學養、藝術鑒賞力以及社會洞察力，都令我折服與景仰。
每一次去，光年老都會問起我的寫作，我也會記著把自己的新作帶去。送書在我其實多半是出於禮貌，我不能奢望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作家老前輩有精力和興趣讀我的作品。直到後來我收到了他由“讀書日記”整理而成的兩封書信，我才發現自己完全錯了——光年老不僅真的認真讀書，並且每天都會把讀書的感受寫入當天的日記，即便是對一個晚輩的作品也不例外。那幾年中，他讀過我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情愛畫廊》，還有紀實體的老三屆知青“文革”回憶錄《大荒冰河》以及中篇小說《集體記憶》……他在信中對我的作品談了許多精辟的意見，還有真誠的鼓勵。這兩封信曾發表於《隨筆》雜誌，並收入前不久剛出版的五卷本《張光年文集》中，成為我心中永遠難忘、溫暖而親切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