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我的弟弟，先要說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計有兩家工廠和四個經營部，資產累計近一個億，用現在流行的話講是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八八年，也就是改革開放的第十年，我父親從一家中學裏辭職，斯年他四十八歲，看守學校的大門已將近兩年。他的學曆是大專，籍貫江蘇無錫。他出生的那年，他爺爺在上海灘上創下的家業已麵臨四分五裂。但總算過了幾天小少爺的日子，據他的敘述，二周歲之前他從來沒有下地走過路，所以他至今仍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難時也沒有改變這個特性。那時候，我們一家四口人蝸居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屋裏，夜裏父親也是蹲在馬桶上撒尿，那種突兀而來的急促聲音總是擾人清夢；而廁所就在屋子前麵不到百米處。
父親盡職地看守大門，把所有偷懶不肯下車的人攔下來，包括校長。人們隨意而簡便地叫他“看門老頭”。沒有誰知道這個看大門的老頭身上流動著祖先善於經商的血液，也沒有誰對他的處境表示惋惜。回想起來，那段鮮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親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你可以想見我的父親在無所事事中懶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為平淡而顯得緩慢，他在緩慢中享受著每天緩慢行走著的太陽光，在緩慢中體味著生命的堅實和漫長。父親後來成了億萬富翁，惟獨失去了那種堅實的緩慢感。他無法欣賞太陽在大地上展現的魔法，後來他就否定緩慢，並不自覺地對我弟弟的生活進行幹涉。因為我弟弟這時正好在讀大專二年級，整天津津有味地做著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他的悠閑使父親多少有些失落，甚至對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滿。不過他對弟弟卻理智地說：“你要繼承我的事業，必定先要改變你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