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日，湖北武汉同济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面对着眼前桌子上的所有检查结果，医生皱起了眉头。很明显，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患得是慢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的死亡率几乎是100%。医院以前曾经用骨髓移植的方法治愈过一例这样的病人，但花费却很大，要20多万元。
坐在医生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被誉为“国旗之子”的陶维革。
1984年入伍的陶维革在国旗班升了六年旗，1990年退伍后被安排到湖北黄冈地区交通局机关食堂当司务长。
陶维革在部队因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做过手术，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犯病，因此生活一直比较拮据。但他却不贪公家一点便宜，不向领导提任何要求，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陶维革有一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宣传国旗。
他说，国旗是祖国的象征，是国家的尊严，看到升旗和听到国歌时，要立正、敬礼，爱国，就要爱国旗。
当得知自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陶维革对医生说：“如果治病要花这么多的钱，就不要给我治了，我所在的单位一年的收入才几万块钱，我来单位时间不长，没做多少贡献，要是治下去会拖垮单位和家庭的。”
陶维革的疾病在一天天恶化。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在疾病缠身的日子里，陶维革思念国旗的心情却日渐强烈。
在高烧不退、内脏出血的昏沉之际，陶维革回想起了复员时离开部队最后一天的事情。
那是1990年2月26日。清晨一大早，陶维革就和往常一样起床了。虽然已经宣布了退伍命令，但他还是打算要和战友们一起出操，他要给新战友们做好表率。
刚站到队列里，班长向他走过来，对他说：“老陶，今天由你来升旗。”
陶维革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退伍战士升旗，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
班长又说：“老陶，这可是首长点名安排你最后一次升旗的。”
陶维革心里又是一阵激动。他知道这是领导对他这个退伍老兵的极大信任和鼓励。
陶维革穿上礼服，扛着红旗，迈着正步来到广场上。按动电钮后，国旗伴随着国歌的音乐声冉冉升起。
面对国旗，陶维革思绪万千。
陶维革与国旗相伴了整整六个年头。六年里，国旗伴着他成长，使他成为一名神圣的国旗手。在部队，他曾经一次荣立三等功，四次受到嘉奖。在国旗的召唤下，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今天，他却要告别庄严神圣的国旗退伍回乡。此刻，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泪眼朦胧的陶维革恋恋不舍地面向国旗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再见了，国旗！陶维革站在国旗旗杆下在心里默默地说。
离开部队的六年里，陶维革时常会想起国旗想起老部队。
此刻，在知道自己生命所剩无几的日子里，更是只要一闭上眼睛，鲜艳的五星红旗就会在眼前飘扬。
在对国旗的无限思念中，陶维革又想起了他曾经读过的一篇报道，那是1994年9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版》一版的一篇题为《敬礼，国旗卫士》的文章。想到作者曾经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他在十二指肠急性穿孔的情况下仍坚守哨位的情节，陶维革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给这篇报道的作者《人民日报》社记者傅昌波写封信，让在北京工作的他去一趟天安门，带他向国旗敬个礼。
陶维革在信中写到：
我现在多么想念与我朝夕相处、一起护卫过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再望一望我扛过的国旗。听说国旗旗杆换了新的，我多么想看一眼新的国旗旗杆啊！我真后悔复员后没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国旗。
……
我现在躺在病**，已经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这里也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非常感谢你报道了我们国旗班，也感谢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我向国旗敬个礼。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国旗护卫队看看新战士，向他们问好，也向我过去的老战友问好。
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
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收到陶维革的这封信后，《人民日报》记者傅昌波既感动又焦急。他立刻要通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电话。当他了解到陶维革的病情趋于稳定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傅昌波的同事们也对陶维革的事情很关心。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把陶维革接到北京，让他再看看国旗，看看战友。但医生在电话里告诉傅昌波，说陶维革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长途旅行。大家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傅昌波和同事们一商量，决定代陶维革去天安门，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他向国旗敬个礼。
1995年3月17日凌晨。傅昌波和《人民日报》团委书记唐宁一起来到了天安门。武警天安门支队副政委郭占斌也闻讯赶来。
赶上寒流，天气有些寒冷，但傅昌波看到广场的旗杆周围早已聚集了上万人。他们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遥望天安门城楼，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那庄严、神圣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旗杆的东面，有一大群排着整齐队伍的小学生。他们迎着寒风个个精神振奋。傅昌波和一个叫李丹的小同学交谈起来。傅昌波这才知道这些小学生来自天津。为了看升旗，同学们半夜就从天津出发了。当李丹知道傅昌波是受一个身患重病曾经在这里升过国旗的叔叔之托而来时，惊讶的睁大了眼睛。傅昌波给同学们讲了陶维革的事情。同学们都围了过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都被陶维革的事情感动了。带同学们来的校长肖慧云对傅昌波说：“记者同志，请一定代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向陶维革同志表示问候，就说远在千里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老师祝他早日康复！”
在旗杆的北面，来自辽宁的一位老同志告诉傅昌波，说他们一行10人明天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次出国时间很长，今天是专程来看升旗的。
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在升旗前就来到了广场上，向傅昌波介绍了新旗杆的情况。
6点20分，随着升旗手的振臂一挥，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傅昌波本来想代替陶维革向国旗敬个礼，但考虑到自己不是军人没穿军装，在郭占斌副政委的提议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旗护卫队员刘静。
刘静对着正冉冉升起的国旗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一边的傅昌波右手抚胸，面对东方，代表陶维革，也是代表他自己，向国旗行注目礼。
升旗仪式结束后，傅昌波又来到国旗护卫队的驻地。当他问几名新战士知道不知道陶维革时，大家都频频点头，他们不光知道陶维革是湖北黄冈人，还知道他在部队时的感人事迹。一个新战士还告诉傅昌波，陶维革的事迹已经被载入到武警部队编著的《天安门前橄榄绿》一书中。
傅昌波还见到了陶维革的老战友。说起陶维革，他们都称赞有加。指导员谢辉告诉傅昌波，说陶维革是个不笑不说话的人。窦海舰则说陶维革代人真诚、热情。史涛说，他完全能够体会和理解陶维革对国旗的一片真情，那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
老战友们都盼望着陶维革能够来北京，参加神圣的升旗圣典，与他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相聚。
傅昌波还遇见了武警北京总队政委张世瑷。张政委对傅昌波说：“部队在得知陶维革同志的情况后，已经派人去看望，我们会尽力帮助他的。”
张政委还说：“一个人在病**还惦念着国旗，把国旗哨位看得那么重，那么神圣，这种心系国旗的精神在当前具有特殊的意义。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的教育。我觉得陶维革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爱国和奉献精神的和谐统一。”
傅昌波回到报社，就给陶维革写了一封信，把这些温馨而又激动人心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
1995年3月24日，《人民日版》用半个版的篇幅配编者按全文刊登了陶维革和傅昌波的信以及国旗护卫队的升旗照片。
这两封信刊登出来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都被陶维革心系国旗的精神所感动，对他的疾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当地医院积极救治，老部队几次派人前去探望，各界人士更是伸出关爱之手，纷纷给他寄钱寄物，有的还寄来了治疗再障疾病的偏方。
1995年4月20日，为了表示对这位国旗卫士的敬意，经上级领导批准，中央电视台驻武警记者站记者冷冶夫和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带着一面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来到了湖北黄冈陶维革所住医院的病房里。
在陶维革所住的地矿医院的病房里，当国旗在他面前徐徐展开时，他激动的哭了。
在谢辉的搀扶下，陶维革硬撑起身子，站立在国旗前。他的眼睛里满含着热泪，紧紧地把国旗拥在胸前。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冷冶夫还带来了一盘录像带，上面是摄制组新拍射的升旗仪式的全过程，以及国旗护卫队全体官兵向陶维革祝福和行持枪礼的场面。
看着荧屏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陶维革热泪不断。
也许是精神作用，也许是陶维革的真情感动了上苍，在医生的积极救治下，陶维革的病情稳定了。
1995年10月1日清晨，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一位身穿旧军装，戴着白手套、胸前戴着军功章的退伍战士，满含热泪的向国旗敬了一个长达2分零7秒的礼。
这人就是陶维革。
升旗仪式结束后，陶维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旗给了我美好的青春年华，国旗拯救了我的生命，国旗把我和全国人民聚集在一起，如今，我终于圆了再到天安门向国旗敬个礼的美梦，我心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国旗万岁！祖国万岁！”
离开北京后，陶维革计划为10万人讲国旗，但他的这一计划刚刚完成一半，病情就开始恶化。1996年春节过后，陶维革的身体并发多处出血，4月底颅内大出血，医院想尽办法救治，但没有成功。
1996年6月5日下午，“国旗之子”陶维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告别仪式上，按照陶维革生前的遗嘱，他身穿橄榄绿军装，左胸前佩戴32枚金光闪闪的国旗徽章和国徽徽章，身上覆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右手手心紧握着一枚国旗徽章。
一位小学老师按捺住心中的悲痛说：“学生们亲近的陶叔叔虽然去了，但国旗下的故事我们仍将传颂下去！”
陶维革虽然带着对国旗的深深眷恋走了，但他对五星红旗，对祖国的一片真情将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