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書對人的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好書可以淨化人的靈魂。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讓多少中華兒女拋卻個人的私利，矢誌不渝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一部《青春之歌》又激勵了多少非洲青年勇敢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滾滾洪流之中。好書是人的靈魂的清潔劑。讀好書就如精神沐浴，會不斷衝掉思想上的汙垢。新時期優秀領導幹部的代表範匡夫說：“假如不是讀了那麽多好書，我的心態和精神狀態會全然不同。這些年我之所以在種種考驗中沒有出現千古恨的失足，除了黨性觀念、法紀觀念等起作用外，文化防線或者叫文化屏障對我具有一種特殊的保護作用。”
然而，書並不是人生的“保險單”。書有好壞之分，人有良莠之別。好書可以改造人性，壞書則能造就邪惡。沈陽市原副市長馬向東，最喜歡讀指導賭博的書。即使在中央黨校深造期間，他也帶著《賭術精選》、《賭術實戰108招》，日夜翻看，愛不釋手，且勇於實踐，多次飛到澳門狂賭。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酷愛《素女心經》、《肉蒲團》，並大膽“理論聯係實際”，既到處養情婦，又四下嫖妓女。貪汙受賄1599萬元的重慶市農資公司總經理胡啟能，愛讀的兩本書是《國企領導人經濟罪案件剖析》和《春宮圖》。在壞書的**下，他們終於走到了人民的反麵，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永遠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壞書對人的毒害自不待言，但好書也不是做好人的保證。中國曆史上秦檜、嚴嵩、阮大铖他們個個飽讀聖賢之書，都是博學鴻詞的大儒，可惜他們都淪為曆史的罪人。周作人是二十世紀中國讀書最多的作家學者，他讀的書未必不多，書的內容未必不好。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他當漢奸。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南天行，“天南萬裏豈不辛苦？隻為智者識得輕與重。”然而，周作人並沒有聽從胡適等人的規勸，還是脫下老僧的袈裟，變成日本侵略軍麾下的“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