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文化史是由經典寫成的，一個民族的精神厚度也是由經典來承載的。經典是一個民族的肌骨，沒有經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中國曆史上的三墳五典、四書五經是經典，唐詩宋詞、四大名著是經典。這些經典成為那個時代文化高度、思想深度的標誌，它凝聚了當時的先進文化精神，體現了曆史的進步要求。
經典不在數量而在質量，不在厚度而在深度。馬克思煌煌巨著《資本論》是經典，簿簿一本《共產黨宣言》同樣是經典。乾隆皇帝有一萬首詩，無一經典；張若虛一首《春江花月夜》蓋過全唐。孔子的《論語》，不過一本簿簿的小冊子，卻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經典；老子的《道德經》，隻有區區5000字，連小冊子也算不上，卻洋洋灑灑博大精深。托馬斯·潘恩出版於美國建國當年（1776）的《常識》一書，隻有50頁，但它卻成為改變美國命運的一部書，因為它比任何一種別的出版物都更能說服當時的公眾輿論，支持北美殖民地從英國獨立出來。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是一本簿簿的小書，但它的分量比汗牛充棟的一部百科全書還重，因為它表現了一個思想家與愚昧鬥爭的智慧和勇氣。
經典決不是輕易得到的，正如一位外國作家說：“請原諒我寫得太長，因為我實在沒時間寫短”。他深有體會地告訴我們，文章寫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它需要千錘百煉。
因此，可以說任何一部經典之作，無一不是反複錘煉的結果。“吟安一個字，撚斷數根須”是錘煉，“語不驚人死不休”是錘煉，海明威寫《戰地春夢》僅第一章就修改了五十餘次。他認為第一稿總是不值得人讀的。王爾德比海明威還下功夫，他用了一個上午的時間隻校對了他自己的一首詩，刪去了一個標點符號。他們都在著力打造藝術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