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
这期间，高秉涵的小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孩子都上学了。高秉涵的律师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岛内知名律师，妻子石慧丽也事业有成的当上了某国防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家里的住房也由原来的小两居换成了大四居。
但这一切并没改变高秉涵一贯的忧郁心情，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不但没有因此变得轻松愉快，内心反倒越来越焦灼不安。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高秉涵对大陆的思念与日俱增。故乡已经变成一幅记忆中的黑白画。而那根放在地下室保险柜里的麻绳，也已经成为故乡的一个象征，他时不时的会打开来捧在手里嗅一嗅、闻一闻。
生活中，许多细小的事情都能突然引发起高秉涵无法遏制的思乡情绪。一首歌、一段旋律，一些诸如“故乡”、“母亲”的字眼都能突然让他浮想联翩、泪水涟涟。
记得有一次，高秉涵夫妇作为家长被邀请去女儿学校观看演出。当女儿和几个小朋友在台上合唱《甜蜜的家庭》这首歌时，台下的高秉涵一听那歌词就忍不住泪流满面，搞得旁边的石慧丽十分不好意思。
为了排解自己的思乡之苦。高秉涵找人给父亲做了一个真人般大小的铜像，摆放在半透光的地下室里。父亲的样子是他凭着记忆向雕塑师口述的，做出来之后和父亲在世的时候竟然是出奇的想象。没事的时候，他就会进去看一看，摸一摸。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眼窝深陷的父亲正在幽暗的光线里翘着小胡子向他走来。摆动的双臂似乎裹挟起一股家乡田野间的气息。
高秉涵也越加惦记起大陆的母亲。如果母亲还活着，应该是86岁的老人了。
不能再等了，再也等不起了，他必须想尽千方百计和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他时常这样警醒自己。可面对现实，他又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为了感受家乡的气息，没事的时候，他经常会去两个地方溜达，一是眷村，一是“荣民之家。”
数不清的眷村在台湾是一大风景。凡是有军营的地方，旁边不远处就一定会有眷村。眷村是自发而生的，最初的眷村是军用帐篷搭建的，后来眷村房屋的墙壁就改成了竹子和泥巴，再后来就变成了砖瓦水泥。演变到现在，眷村里的房屋已是千奇百样，几乎集聚了大陆各个地方的不同房屋风格。一代又一代的老兵子女已经使眷村越来越台湾化，但走在眷村各式各样的房屋之间，依然可以在街头巷尾猛然听到零星的乡音。
眷村是个永远都不会与台湾社会完全一致的地方，这里充斥着大陆的各地方言，这里是高秉涵寻求心灵寄托的地方。
“荣民之家”是高秉涵另一个常去的地方。
进入七十年代，当年的老兵渐渐走向老迈。靠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老兵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政府为赡养老兵修建的“荣民之家”在台湾岛内各个角落拔地而起，平均每个县都有三、五个。“荣民之家”里的老兵十之八九都是些没有家室的单身老人。
他们虽是衣食无忧，但眼神里永远都填满了远离故土的忧伤和茫然。
高秉涵每次走进“荣民之家”，都有一种找到同类的感觉。
每天深夜，高秉涵都会在书房里冒着雨点般的电磁干扰声偷听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
大陆政治气候的任何一点变化，他都洞察秋毫、了如指掌。
福特总统访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毛泽东去世，大陆改革开放，邓小平声明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
世事变迁，星转斗移，对海峡两岸关系异常敏感的他似乎从中洞察出一丝契机。
他在焦灼中期待着某种奇迹的发生。
临近1979年元旦的一天。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早晨高秉涵去上班，一出电梯，就见一个一只眼上抱着纱布的老妇人正站在律师事务所门口站着。老妇人的腿有些瘸，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你就是高律师吧？”嘴唇干枯的老妇人用焦急的语气说。
“我是高秉涵。”
老妇人焦急地说。“高律师，你是大律师，快救救我儿子吧，只有你能救他了！”
高秉涵把老夫人让进屋子，又给老妇人倒了一杯水。
老妇人包着眼睛的纱布还在往外渗血，高秉涵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儿子打的。”老妇人说。
让儿子打了还要救儿子，高秉涵有些不理解，就问：“您有几个儿子？”
老夫人说：“一个，我只有一个儿子，高律师你一定要救救他！”
高秉涵越听越迷糊，就说：“您老人家别着急，请慢慢说。”
原来，这老妇人姓刘，她一个人守寡靠给人洗衣服把儿子养大。叫刘海的儿子不争气，不光不去做工，还整日里不是赌博就是酗酒。昨天深夜，刘海在外面喝多酒了回来，因为母亲开门迟了些就抡圆了胳膊把酒瓶向母亲砸去。酒瓶打在了刘老夫人的右眼上，眼球当场就碎了，流出一汪带血的水。是邻居听到刘老妇人的惨叫后赶来帮她报了警。
刘海被警察抓进看守所，刘老夫人也被人送进了医院。
听说刘海要被判刑，刘老夫人刚包扎完就偷着从医院里跑了出来。她不想让儿子被判刑，被儿子打瞎了一只眼睛的她要把儿子救出来。
就这样，刘老夫人带着迫切的救子心情慕名来找高秉涵。
听刘老夫人讲完案情，高秉涵对这个刘海可谓是恨之入骨，希望他最好永远待在里面不要出来。
他说：“出来了说不定还会去惹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挣钱养活他，让他待在里边算了。”
刘老夫人剩下的那只眼睛立刻就流出伤心的泪水来，她说：“高律师，你就行行好救救他吧，怎么着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其实，要是不喝酒的时候，他还算是个好孩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高秉涵沉默了。
刘老妇人又用被减水泡的苍白皲裂的手拿出一打钱，放到高秉涵眼前的桌子上：“高律师，我有钱，付得起律师费，请你一定要救我儿子出来，我不能看着他在里边受罪，求求你了……”
说着，老妇人竟然给高秉涵跪下了。
高秉涵没了退路，只得接下这个案子。
第二天去看守所取口供。刚走出事务所，就见刘老夫人已经在楼下等他了。刘老妇人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被报纸卷成一个筒，让高秉涵带给看守所里的儿子。
高秉涵接过来一看愣住了，原来是一瓶散装的米酒。
“你怎么还给他带酒？”
刘老妇人用手捂着伤眼，说：“高律师，你不知道，我这个儿子没有酒就活不成，还是让他少喝一点吧。”
寒风中，看着眼前的这位贫穷沧桑的母亲，高秉涵一下就联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站在母亲当年的角度设想一下，为了让他活命，在当时那种动**不安的时局中毅然让他独自南下，这是怎样一种决绝、伟大而又牵肠挂肚的母爱啊。这些年来，母亲一直没有自己的音讯，她该是怎样的忧愁和担忧。
不能再等了！再也等不起了！那个声音又在心头响起。
一边的刘老夫人这时说：“高律师，你一定要把我儿子救出来，无论怎样，他都是我的儿子，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不管他！”
高秉涵把手中的酒瓶拿好，说：“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会尽力的。”
到了看守所，见到刘海，高秉涵首先就把那个酒瓶蹾到了刘海面前。
“这是你母亲让我捎给你的。”
看到酒瓶，刘海周身一颤，接着就惭愧地低下头。
“知道吗，你母亲的一只眼球已经摘除了。”高秉涵轻轻地说。
刘海痛苦地捂着头。
“被你打瞎了眼，还一心想着要救你。”
“请不要说了！也不要救我出去！你走吧！”刘海烦躁地抬起头。
“你不出去，你母亲怕是活不长了。”高秉涵说。
刘海惶恐地抬起头来。
“你母亲说一定要救你出去，你不出去，她就无法活下去。”
刘海呆呆地看着高秉涵，眼泪一点一点从眼睛里渗出来。他重重地把拳头打在铁窗上，手上渗出血来。
“你要考虑好了，想悔过自新出去好好孝敬你母亲，还是想在里面看着你母亲因为惦记你而焦急的死去？”
“高律师，我能出去吗？”刘海问。
“能，但在法庭上，你必须保证出来后要孝敬母亲，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混账下去。”
眼泪悄悄划过脸颊刘海的脸颊：“我一定做到！”
高秉涵说：“你都三十岁了，还能有这样一个老母亲为你操心，我真是羡慕你呀！”
这回，被泪水划过脸颊的是高秉涵。母亲的面容又一次划过脑际，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满脸泪水横流。
元旦的前一天，刘海酒后伤母一案开庭。在高秉涵和刘老夫人的积极争取下，刘海获得缓刑。
元旦这天吃完晚饭，高秉涵在一种不经意里把这个案子对石慧丽说了。石慧丽听后刻意地看了他一眼，之后也似是不经意地说：“秉涵，给菏泽的妈妈也做个铜像吧，那样你就可以天天看到她了。”
到底是多年的夫妻，石慧丽一眼就看到了高秉涵的骨子里。
“过了这个年，我娘就87了！”高秉涵长叹一声，幽幽地说。
说着，高秉涵就拿着调频收音机去了地下室。
刚打开收音机，刺刺啦啦的干扰电磁声中就传出一个高昂亲切的女声：
现在全文播报全国人大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共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告台湾同胞书》已经播报完了，高秉涵还呆呆的愣在那里。他不舍得把收音机从耳边移开，又似是有些怀疑刚才那些温暖话语的真实性。
电话铃声不停的响起，又一次次停下。
随着又一阵电话铃声的响起，石慧丽扶着楼梯走了进来。
“秉涵，都是菏泽同乡打来的，快接！”
高秉涵冲到电话旁边，拿起话筒，是刘师长。83岁的刘师长在电话里激动的泣不成声：
“能回家了！我们能回家了……”
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同乡们相互报告的都是同一个消息：能回家了，大陆允许我们回家了！
高秉涵激动的趴在书桌上哭起来，这是他盼了多少年的事情，今天终于盼到了，大陆首先伸出友好和平之手，回归指日可待！
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回老家山东菏泽去见他年迈的娘了！
整整一个夜晚，高秉涵激动的无法入眠。
然而，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台湾当局的态度没有因为《告台湾同胞书》发生任何变化，丝毫也没有开放两岸的迹象。几个月过去，充满期盼和希望的人们渐渐又陷入了的无止境的绝望和无奈。
到了夏天，高秉涵接到一封来自世界法学会的邀请函，通知他于9月份到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
高秉涵似乎从中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他得知这次法学会也有大陆的法学界人士参加。
收到邀请函的当天晚上，高秉涵就连夜写了一封信，打算到时候伺机交给大陆的代表，让他们代为把这封迟到的家书带回大陆。
高秉涵在家书中写道：
亲爱的娘：
儿提起笔，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热泪挡住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下笔……
首先请娘和奶奶、姥姥接受我在远方的一拜，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秉清、二弟秉涛，平安健康。
儿于1948年8月6日和娘泣别后，如今已逾31年，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
儿现在工作生活在台北，已经成家立业，并且有了三个子女，生活很美满，请不要惦记。
在这段漫长且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的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小姨宝真、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一去生死不明……
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娘，我渴望着你的回音！
叩祝
平安、健康
不孝儿秉涵（春生）叩上
1979年8月20日
装好信，写信封的时候，高秉涵为难了。离开老家时，还没有邮编一说，他不知道老家的邮编是多少，更不知道这30年来老家行政区变化后的确切地址该怎么写。思量再三，高秉涵在收信人地址一栏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这个地址。收信人写的是母亲宋书玉。当宋书玉三个字在静静的暗夜里呈现在信封上时，他的心又莫名其妙地撕扯着疼了一下。
高秉涵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出发的日子。
然而，到了临出发前一天的9月5号，高秉涵突然被通知去司法院接受出行前政治洗脑教育。
会议由司法院秘书长亲自主持，气氛十分严肃。
高秉涵粗粗浏览了一下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30个人中，有法官、检察官、大学校长、法学教授、律师，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有一定的行政职务。
30个人被分成三个组，高秉涵被任命为一组组长。
秘书长先是说了这次洗脑教育的必要性：“各位一定要谨防中共的怀柔统战手段，在统战方面，中共向来是有缝必钻有孔必入的。”
接着秘书长又公布了六不准原则：“司法院规定，遇到大陆人员，一律不接触、不招呼、不交谈、不交往、不合作、不合照。一旦发现有违纪者，当予以严惩。有公职的开除公职，无公职的予以重罚，吊销从业资格。情节特别严重者采用法律手段制裁。”
会议室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大家都屏住呼吸紧盯着台上的秘书长。
秘书长又宣布：“组长的首要任务，就是负责监督组内人员一律不允许与大陆人员有任何方式的交流。组员之间也有相互监视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可采取各种方式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和揭发。”
听到这儿，高秉涵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东吴大学校长法学教授端木凯老先生。老先生戴着一副老花镜，刚才进门的时候高秉涵还觉得老先生慈眉善目的。但这会儿，高秉涵却感到老先生隐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神里，有一种捉摸不定的闪烁和异样。
秘书长最后又苦口婆心地嘱咐大家：“为了在座各位的切身利益和身家幸福，请各位一定要牢记六不准原则，希望每个人都能安全的去顺利的回！万万不可大意！”
走出司法院会议室，9月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但高秉涵却觉得浑身凉飕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