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从台北起飞后刚一升上空中，大陆的河山就出现在玄舱右下方。
坐在飞机右侧的人不由自主地探头向窗外看。
天气很好，河山清晰。
法学会代表一大半都是当年从大陆来台湾的，又大多是第一次离境。玄舱右下方的祖国山河对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吸引力。
坐在机舱左侧的人也反应过来，一个个顾不上颠簸，纷纷快速解开保险带来到廊道上向外张望，生怕错过这个遥望祖国大好山河的机会。
高秉涵也摇摇晃晃地离开座位站到廊道上向外观望。
每个人都很激动，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用言语表达自己的这份激动。
看见人们都站到了飞机的一侧，空姐赶忙过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劝大家坐回到座位上去。人们顾不上劝阻，还是把目光贪婪地投向右侧的窗外，直到玄舱下面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
代表团途径雅典，在雅典观光一天。中午大家到雅典大饭店吃饭，面对眼前的异国风情，大家都很兴奋，一个个谈笑风生地进了餐厅。刚进饭店，就见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桌子进餐的中国人。不知是处于一种什么心理，大家脸上的神色瞬间都紧张起来，连说话的声音都压低了。
那边的人也在朝这边观看。几个人还冲着写有“中华民国”的会旗指指点点。
分成三桌就餐，饭菜上来后，大家都悄没声地进餐，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来。
吃了一会，坐在高秉涵旁边的端木凯老先生小声说：“说不定是些日本人。”
没有人接话，大家似是松了一口气。
话音刚落，旁边的桌子上突然站起来一个人，手里拿着几瓶酒向这边走过来。桌子上的其他几个人也都站起来向这边走过来。
高秉涵既紧张又兴奋地看着走过来的几个人。
给母亲写的那封信此时正躺在酒店的旅行箱里。高秉涵想，如果此时信在手上就好了，他可以伺机交给大陆的同胞们，让他们代为转寄给母亲。
为首的那人四十多岁，额头光亮，脸上带着微微的笑。
来到桌子跟前，那人说：“同胞们，我们几个是咱们中国住雅典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欢迎你们有时间回大陆观光！”
三张桌子上没有一个人敢接话，大家都傻傻地看着他们。
那人举了一下手中的酒瓶，笑着说：“这是咱们中国的名酒五粮液，一桌一瓶请大家品尝。”
酒瓶递了过来，竟然没有人敢上前去接。
高秉涵很着急，觉得这样太不风度，但一想起司法院秘书长的洗脑教育，犹豫了半天也没敢伸手把酒瓶接过来。
那人并不介意地微笑着，把三瓶酒分发到了三个桌子上。
桌上的酒瓶立刻成了一个危险物品般被大家躲避着，甚至不敢多看一眼，一个个紧敛声息只顾低头吃饭。
虽然是低着头，但旁边桌子上大陆外交官们的一举一动却都映进了每个人的眼里。
十多分钟后，大陆的几个外交官吃完饭从桌子跟前站起来。离开饭店的时候，他们微笑着向这边道别，大家这才抬起头来看着他们离去，脸上都是木木的。
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高秉涵感到十分怅然。
几个大陆外交官刚一出门，端木凯校长就把酒瓶拿了起来。他把酒瓶放在手里仔细看着。
“好酒！”
大家还是都不吱声，几个吃得快的相继离开了饭桌。
最后，桌子上只剩下了端木凯和高秉涵。旁边的两张桌子上也都没了人，三瓶五粮液还都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
端木凯对高秉涵说：“小高，这些人都是头上有乌纱帽的，不敢拿这个酒，你是律师，你不怕，把这三瓶酒装拿上，留着晚上喝。”
高秉涵看着端木凯，不敢轻举妄动。
端木凯站起身，把另外两张桌子上的酒拿过来，连同桌子上的一瓶酒一起装进一个袋子里。
“你不拿我拿，我这把老骨头了，不怕，回不了老家，能喝上一点老家的酒也算是不枉此行。”
说着，端木凯就拎着装了三瓶五粮液的袋子向外走去。高秉涵犹豫了一下，赶忙上前接了过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端木凯就把三瓶五粮液分发到了三张桌子上。大家争先恐后地喝了。
从来不喝酒的高秉涵也喝下了满满一杯。
吃过饭，一出饭店，就见一个七八岁的漂亮小姑娘正从饭店门口经过。高秉涵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他忙把相机递给一个同伴，叮嘱他说：“帮个忙，给我和这个外国小姑娘合个影。”
说着，高秉涵就笑着向那个小姑娘走去。
不想，那小姑娘却突然说：“你才是外国人哪，这里是雅典，我就是雅典人。”
高秉涵一愣，接着就笑起来。旁边团里的一些人也都纷纷过来和这个小女孩合影。
合完影的高秉涵问：“小姑娘，你怎么会说汉语？”
小姑娘仰着头回答：“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爸爸是外交官，北京很漂亮，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
“不是。”高秉涵说。
“那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上海？上海也非常漂亮！”
“也不是。”高秉涵又说。
小姑娘似乎很失望，背着书包走了。
西班牙马德里国会大厦附近的一个叫希尔顿的大酒店，就是第九届世界法学会的召开地点。希尔顿大酒店是美国人经营的一家世界连锁店，服务水平堪称一流。
一报到，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会务组把大陆代表和台湾代表当成了一个团队的两个地区，所有活动都安排在一起。住宿在一个楼层，吃饭在一个餐厅，讨论发言也被安排在一个组。
看着对门和隔壁住着的进进出出的大陆代表，高秉涵又惊又喜。趁同屋的端木凯老先生不注意，他把那封一个多月前就写好的家信悄悄从箱底的夹层里取出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试图伺机交给大陆同胞捎回大陆。
然而，会议刚开始，空气就骤然紧张起来。
起因是会务组把台湾代表团代表胸前的名签打错了，英文名签上打的不是“中华民国台湾”，而是“中国台湾”。
怕担责任的台湾代表团长不干了，几次情绪激动地去找会务组交涉，终于在开会的第二天把胸前的名签都改成了“中华民国台湾”。
这样一折腾，大家又都紧张起来，谁也不敢贸然与大陆代表接触。一看到大陆代表，都会远远地躲开。
在别处可以躲开，电梯里是躲不开的。早晨起床后，大家都出去做运动。进了电梯，不论是看到了哪个国家的代表，都会微笑着说声“早晨好”，但一见了大陆的代表，身子立时就绷紧了，紧贴在电梯的墙壁上。
高秉涵也曾在电梯里遇到过大陆代表，但都是和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他渴望的单独相遇一直不曾出现过。
会议上，几乎所有活动都是集体出动，单独行动的机会几乎没有。四天的会议转眼就过去了两天，想到那封还没有交出去的信，高秉涵很着急。
大会发言的时候，高秉涵的前排坐着一个大陆代表。这位代表姓杨，是位来自东北的检察长，他的发言给高秉涵留下了深刻的好感。
这位检察长的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走向世界和平”。
他首先客观地评价了大陆的法律进程，说大陆目前的法律进程还处在起步阶段，很不完善，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大陆代表敢于这样检讨自己，高秉涵感到耳目一新。
大会的专职摄影师给这位正在发言的大陆代表拍照的时候，坐在后排的高秉涵侧着身子把自己挤进了镜头里。
发言结束，掌声四起。
高秉涵也不由的鼓起掌来，但很快他就发现身边的台湾同伴们都没有鼓掌，他也只好停下来。
四周热烈的掌声伴着全场代表的惊奇目光一齐压过来，高秉涵感到非常尴尬。
正在这时，一个美国代表走过来，问：“难道杨先生的发言不够精彩吗？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掌声呢？”
台湾代表更加尴尬。那一刻，高秉涵觉得不知道该把自己的眼神往哪里放才好。
休会时，高秉涵在走廊的墙壁上看到了那张与大陆代表的合影，趁同伴们不注意，他赶忙把这张照片取下来收藏起来。
直到散会，高秉涵的那封信也还是放在他贴身的口袋里没有送出去。用手摸一摸那已经变软了的信封边缘，高秉涵感到十分沮丧。
返回时途径英国逗留几天，一个晚上，同屋的端木凯老先生感冒了。高秉涵放弃了外出看电影留下来里陪伴老先生。
吃下一片高秉涵递过来的药片，又喝下一杯高秉涵端过来的水，老先生哑着嗓子对高秉涵说：“信没有送出去吧？”
高秉涵一惊，呆呆地看着端木凯。
端木凯又说：“没有关系的，我给你个地址，回台湾之前，你把信装进信封寄到我在美国的儿子那里，他看到你的信会帮你转寄回大陆的。大陆的回信也可以先寄到我儿子那里，然后我儿子再转寄给你。”
高秉涵脸上的表情由诧异转为惊喜：“真的吗？那样真的可以吗？”
“这是他最近常干的事，错不了的！”
高秉涵激动的语无伦次：“早和你老人家聊聊就好了，我这信都写好了一个多月了，一直在找机会，可又总是害怕……”
端木凯说：“谁都有家，想家是没有罪的！”
想家是没有罪的！这话说得多好啊！是啊，想家是人的天性，想家怎么会有罪呢？
第二天上午，高秉涵利用大家去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间，偷偷的去了一趟设在大英博物馆旁边的一个小邮局，把那封信寄给了端木凯的儿子。
当信落入邮筒的时候，高秉涵仿佛听到了一声娘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