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在凹凸不平的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时候，身着橄榄色工作装的邮递员骑着车子进了吕陵公社中学。
刹住车，一手扶着车把，一手伸出去猛敲了几下传达室的破玻璃窗。
转瞬，嘴里叼着一头粗一头细自制旱烟的看门老李头推门出来了。
邮递员从挂在自行车一边的橄榄色帆布兜里拿出一打报纸递给老李头。
刚把报纸递出去，邮递员的脚下就发了力，自行车一下滑出老远。老李头拿着报纸转身回屋，但还没有关上门，已经出了大门的邮递员又回刹住车回过头来喊他。
“李头，还有一封信，没地投，也搁你这吧。”
老李头迈着蹒跚的步子又走出来：“什么叫搁我这儿，谁的信？”
邮递员说：“知道是谁的就好了，拿了有一阵子了，就是找不到地方投，咱们公社根本就没有高庄这个村。”
邮递员递过来的信封很大，赶得上一般信封的三、四个。
“高庄？我看看。”老李头接过信，拿在手里翻看着。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洋字码？”
“美国来的，李头，先搁你这儿吧，学校里人多，说不定有谁会认识这个宋书玉。”
说着，邮递员就又骑上车一溜烟走了。
老李头回到屋子里，拿着信封仔细地看着上面的汉字，自言自语道：“菏泽西北35地处高庄，宋书玉收。”
看毕，他又把信封举起来对着门外的太阳光照了照，似乎是想探究一下这个来自美国的大信封里究竟装着些什么秘密。
一看桌子上的闹钟，该上课了，老李头赶忙把信放下到外面打铃。打完铃回到屋子里，想到大门外街口上那个卖散装酒的该来了，就端着搪瓷缸子出去打酒去了，临出门的时候，他把那封来自美国的信顺手搁到了屋外的窗台上。
一连放了十几天，并没有人来取。
下雨了，雨把信淋了。信脏了，折了。
进出门口的时候，老李头偶然会注意到那封信，但也只是看了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信在老李头眼里成了块砌在窗台上的砖头般普通。
又过了些天，请假在家忙秋收的高秉魁老师骑着车来上班了。高老师给老李头带了些地里的红薯，一进校门就把红薯拎进了传达室。
看见红薯，老李头笑着道了谢。
高老师说：“谢什么谢，自家地里长的，多得是！”
老李头拿起一个红薯，掰开一看，红心的：“你们高孙庄的红薯都是红心的，吃起来甜！”
“地好，长出来的红薯就是甜。”
说着，高老师就出了门。
高老师给老李头送红薯是有原因的。高老师住的高孙庄离学校远，每天来上班都要晚上那么几分钟。上课倒是不耽误，耽误的早自习。学校规定早自习之前所有老师必须到校，负责在门口记录迟到人名的就是这个老李头。
想到这儿，高老师就又转过身来回到传达室里。
“李大爷，要是早晨我……”
老李头明白了高老师的意思，一摆手：“别耽误上课就行，让校长揪住可就不好说了，我这里你不用操心。”
高老师放了心，转身出去。就在他身子似转非转的时候，一眼看见了放在窗台上的那封样子怪异的信。
“呵，这么大的信封！”高老师下意识咕哝了一声。
“美国来的，找不到主，是封死信！”
大概是“美国”两个字刺激了高老师的某根神经，他伸头看了一眼那封信。也就是粗粗地看了一眼，目光马上就不经意地收了回来。美国那地没熟人，信不是他的，看仔细了也没有用。
走了几步，高秉魁停住了。信封上的那个名字他似乎有些面熟。
脑子里的某根神经又似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高秉魁转身急忙向窗台走过去。
当高秉魁看清楚收信人是“宋书玉”三个字时，忍不住惊讶的叫出了声。
老李头从屋里奔出来：“怎么？高老师你认识这个宋书玉？”
“她是我婶子！在北京住着呢！”高秉魁说。
老李头也似是一下反应过来：“高庄，高孙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们村以前叫高庄，那年和东边的孙庄合成了一个村，后来就叫高孙庄了。”
“多亏是你看到了，要不还不得误了大事？你婶子是什么人，她怎么会认识美国人？”
高老师也纳闷，又低头去看信。的确是放在外面的时间长了，信封的一头已经开了口。轻轻一抖，里面的信瓤就掉出来。
高老师把信瓤从地上捡起来，展开来匆匆扫视着。当看到落款的时候，高秉魁又惊讶的大叫：“天哪，我哥他还活着？”
“你哥？你哥是谁？”老高头问。
高秉魁来不及回答，出了门就骑上车向二十里地外的高孙庄奔去。
自行车疯狂地在田埂小路上颠簸着，高秉魁的内心一片凌乱。这个在村人眼里早已经死了，让婶娘伤透了心的堂哥竟然还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成家立业生活的很幸福。
婶娘一家人的经历简直是太传奇了。两个堂姐当初也是多少年没有音讯，逢年过节的时候，奶奶和婶娘每回都忘不了给她们烧香送冥钱。解放那年，想不到，两个姐姐都活着回来了，还都成了解放军。记得当时婶娘和奶奶高兴的什么是的。可惜奶奶已经去世了，要是奶奶还活着，知道秉涵哥活着，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子。
奶奶不在了，婶娘跟着两个堂姐一直住在北京。高秉魁恨不能一下子就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父亲。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也一定会高兴的！
多少年来，父亲一直觉得对不起婶娘一家人。婶娘一家人也把父亲当成导致伯父死亡的告密者来仇恨着。当初，伯父死了之后，秉涵哥又因为伯父的死而被婶娘不得不送到南方。父亲和婶娘家的积怨似乎是越积越多，以致于婶娘和两个堂姐离开高庄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些年来，这件事一直是父亲心头上的一块痛。一块无法解释，越解释越解释不清的痛。
高秉魁依稀记得，伯父刚出事的时候，村子里就有一些风言风语，猜测是父亲告的密。母亲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就回家质问父亲。夫妻俩为此差点打了起来。
母亲说：“你卖谁不行，偏偏卖你一个爷爷的哥？你还有一点人性吗？”
父亲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听了这话就抱着头躲到了墙角里。
短短的时间里，伯父死了，老爷爷老奶奶也死了，母亲痛心疾首，每天都带着他和两个弟弟去婶娘那里帮着张罗一些事情。一心痛恨着父亲的婶娘并不领情，每次都用冰冷的脸色把他们呲打出来。
高秉魁记得，母亲每次从婶娘家回来后都要冲父亲发一通火，而父亲每次都会抱着头一副很痛苦的样子躲到墙角里。后来，秉涵哥就被婶娘送走了，再也没了音讯。
知道秉涵哥走了这个消息，母亲又和父亲大闹了一场。母亲一边哭一边用笤帚疙瘩抽打着父亲的后背。父亲照例不吱声。母亲边哭边指责父亲：“你怎么就能这么歹毒？你说在这个庄上，还能有谁家比我们和金锡家更近？你害死了他还不算，如今春生又没了下落，你就不怕老祖宗在地下饶不了你？”
父亲照例不吱声，不过这一次父亲流泪了。
看见了父亲的眼泪，母亲并没有停下手来，她只是愣了一下，之后手里的笤帚疙瘩就有雨点般落到父亲的后背上。她觉得自己的话很到位，戳到了父亲的痛处。她接着骂：“还有脸哭？你不是要革命吗？你不是要大义灭亲吗？你怎么不把我们娘几个也都卖了？把我们几个也都杀了算了！”
父亲突然地就咆哮起来，他迎着雨点般的笤帚疙瘩梗着脖子大声吼叫：“我没有出卖高金锡，没有！”
母亲最后的一笤帚疙瘩打在了父亲的鼻子上，瞬间，血就从父亲的鼻孔里涌出来。
母亲又继续追问：“你真的没有告诉任何人？”
父亲又抱着头蹲下了，他眼前的地上瞬间就洇了一摊血。
“你敢说你真的没有告密吗？”母亲接着追问。
父亲抬起头，脸上的神情扭曲着，极度痛苦的样子。
“还是说了是不是？”母亲步步紧逼。
父亲低下头，哭起来。很痛的哭。这是高秉魁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父亲的哭。
父亲说：“说是说了，但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没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后果。那天去镇上给爷爷买生日礼物，在镇上遇到了武工队的周队长，他问起村里的情况，就顺口把金锡回来的消息告诉给他，出事后，我问是不是他派武工队干的？周队长说没有，那天晚上的行动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不信你自己可以去问周队长。”
母亲愣住了。
父亲又流着眼泪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高字，老高家一连出了这么多事，你当我这心里好受吗？”
父亲干呕起来，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紧接着，他嘴里喷出一口血。母亲惊叫一声就上前扶住了父亲。
父亲用手推开母亲：“不用管我，还是让我死了算了。”
父亲又开始吐血，母亲吓得也哭起来。
一幕幕往事浮现在高秉魁眼前。他把车子蹬得更快了。
如今秉涵哥终于有了音讯，父亲和母亲知道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自行车把大门一下就撞开了，扔下车子，高秉魁就拿着信闯进了父母的屋子。
母亲正在缝补衣服，高秉魁说：“娘，秉涵从台湾来信了，他还活着！”
高秉魁的母亲似是被雷击了，她傻了一般紧盯着儿子，半天才哆嗦着嘴唇说：“你说什么？春生来信了？他还活着？”
高秉魁忙点头回答：“秉涵哥活着，他在那边成了家，还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好！”
高秉魁看到母亲像是一下没了力气，瘫坐到了地上。
母亲哭着说：“我的老姊妹啊，这下你总该高兴了，咱家春生还活着！”
高秉魁知道母亲说的老姊妹指的是婶娘宋书玉。
母亲突然想起什么是的，一把就从高秉魁的手里抓过信向里屋跑去。高秉魁也跟着进了里屋。
母亲把父亲从**摇醒了，又拿了那信在父亲眼前晃动。
“老头子，春生活着！春生还活着哪！他来信了！”
高秉魁看到患脑血栓后遗症的父亲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看着信，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母亲赶忙把信摊开来放在**，让父亲看。看着看着，父亲的嘴里就咿咿呀呀地嚷嚷着什么。由于着急，眼珠子往外凸胀着。
患病后的父亲虽然说不出话来，头脑却还十分清醒。高秉魁像以往那样赶忙拿来纸和笔让他把要说的话写下来。
父亲哆哆嗦嗦的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快把信转给你婶。
高秉魁也想到了要尽快把这封信转寄给婶娘，可他并不知道婶娘现在的地址。
高秉魁拿过笔在父亲的那行字下面又写上几个字：不知道婶娘的地址，寄哪里？
父亲又咿咿呀呀地一阵嚷，接过笔写道：寄中组部宋任穷同志，让他转交高秉洁。
看到这行字，高秉魁有些惊讶，但转瞬一想，父亲不愧是个老党员，他的想法是对的，中组部是管干部的，一定可以查到堂姐高秉洁的地址，大姐收到了，也就是婶娘收到了。
当下，高秉魁就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了封短信，恳求他帮助查找堂姐高秉洁的下落，并恳请他把高秉涵的家信转交给高秉洁。
拿着信，高秉魁骑上自行车亲自赶到菏泽最大的邮局，用双挂号把信寄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