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英国哥特式小洋楼，坐落在广州市沙面大街的一条幽静的胡同里。
早晨吃过早饭，丈夫又像以往那样把一小盒药丸和一杯水摆在了高秉洁面前，之后就坐在她的对面耐心地看着她把药丸吃下去。
这是已经出嫁的学医的女儿们交给丈夫的法子，让丈夫每天监督她吃药。
自从1962年高秉洁因肺结核切除了六根肋骨和半个肺之后，这些年来就一直靠药物来维持着肺功能。肺切除手术是在武汉协和医院做的。当时高秉洁跟随朱劭天刚从北京调到武汉工作。朱劭天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高秉洁任财大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
高秉洁肺切除后并发哮喘，久治不愈，一遇到冷空气就发作。又加上文革那阵子经常受批斗，几次命悬一线，差点踏上黄泉路。
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高秉洁向组织申请调到气候比较温暖的广州工作。丈夫朱劭天为了照顾她也调到广州工作。
如今朱劭天是广东省外事办主任，高秉洁是广州市委宣传部秘书长。
吃完药，高秉洁拎上公文包和朱劭天一起出门上班，朱劭天叮嘱她：“别忘了给孩子姥姥寄钱。”
高秉洁答应了一声，出了门。
两辆公车已经等在大门外面，高秉洁上了来接自己的那辆桑塔纳，朱劭天也上了他的红旗车。车子鱼贯驶出胡同。
看着车窗外面深秋的景色，高秉洁的脑海里一下填满了母亲的身影。
再过一星期，就是母亲的88岁生日。
文革期间，高秉洁姐妹俩和姨妈宋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特别是姨妈一家发生了很大变故，一生对共产党坚贞不渝的姨夫杨霖被打成反动特务，不堪受辱自杀了。几个家庭都处在动**之中。那些年里，母亲一直跟着在辽源地名办公室工作的弟弟居住。
粉碎“四人帮”后，生活重新稳定下来，母亲一直在几家轮流居住。
但最近一两年，母亲却哪里也不肯去了，一直住在弟弟秉涛那里。高秉洁休假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劝母亲到广州住上一阵子，母亲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高秉洁知道母亲的心思，母亲是怕死在了外面。在母亲的内心，只有儿子的家才是自己人生终点的歇息地。
高秉洁记得，母亲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前年夏天。那次她和妹妹高秉浩把母亲带到北京的小姨家。
一天，母亲趴在阳台上看着南方问：“现在坐火车回菏泽得多长时间？”
菏泽是母亲的伤心地，母亲以前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但高秉洁知道，其实母亲在心里，菏泽是个让她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地方。
旁边的姨妈宋介说：“现在的火车快，一个晚上就到了，你要是想回去，我和秉洁、秉浩陪你。”
听了姨妈的话，母亲的眼睛一亮，脸上带着一丝向往的笑。但瞬间母亲的眼神就暗淡下来，幽幽地说：“还是算了吧，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
母亲的话让大家又想起了那些伤心事，大家都缄默其口。
“也不知道宋隅首现在什么样了？”过了会，母亲又自言自语般说。
母亲的思绪大概又从那些伤心的事情上跳到了她丰富多彩的少女时代。一层向往的笑浮现在母亲苍老的脸上，高秉洁想象不出呈现在母亲脑海中的是一副怎样的生动画面。
对于老家，高秉洁也一直都很怀念，但一想到回老家后那种无法回避的触景生情，又每次都断了回去看看的念头。
让老家活在自己的记忆里也许更好一些。
七点五十分，高秉洁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刚在桌子跟前坐定，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的收发员就走了进来。
“秘书长，有您的一封电报。”
高秉洁接过电报一看，是弟弟秉涛发来的。秉涛有事情从来都是写信，发电报这还是头一次。高秉洁心里立刻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收发员刚出去，她就把电报拆了开来。
只见电报上赫然写到：母病危，速来。
高秉洁赶到辽源的时候，母亲已经进入弥留之际。
姨妈、妹妹和妹夫已经先行到达。他们守在母亲的床前，眼睛都哭得红红的。
看到母亲没有去医院，高秉洁有些不高兴。
她掩饰着自己的这种不快，几步走到母亲床前，拉着母亲的手一声声地呼喊着。
母亲没有反应。高秉洁的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
一边的弟媳妇说：“娘一会清醒一会迷糊，大姐你先坐下歇一下。”
高秉洁没有坐，她把弟弟拉到门外，问他为什么不把母亲送到医院里去。一肚子委屈的高秉涛正要辩解，高秉浩和丈夫刘泳川红着眼圈走过来。
高秉浩说：“不怪秉涛，是娘自己要回来的，她说在家里的**躺着才能够看到高庄的事儿，娘说要回去找爹和秉涵。”
“娘是老糊涂了，你们也跟着糊涂吗？”高秉洁说。
高秉涛哭着说：“医生说了，娘是癌症晚期消耗性疾病，没救了，我想让娘走得心安一点，所以就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三姐弟正争执着，弟媳妇梁桂兰跑了出来。
“娘醒了，娘说她看见大哥了。”
几个人转过身就往屋里跑，正在这时，身后的姨妈宋介突然轻喝一声：“都回来。”
姨妈说：“你们的娘想秉涵想了一辈子，到现在还觉得秉涵活在世上，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就成全她的这个想法吧。”
几个人都愣了，不明白姨妈的意思。
宋介看了一眼高秉涛，接着说：“秉涛，你冒充秉涵，让你娘走得安稳些，这口气她已经挺了好几天了，实在是太累了，别让她再这么辛苦的挺着了。”
姨妈正说着，高秉洁就听屋子里传来了母亲含混的声音。
“春生，春生……”
几个人向屋子里涌去。
“春生，春生……”母亲又在隐约的呼唤。
高秉涛奔到母亲床前跪下，哽咽地说：“娘，我回来了，我是春生啊。”
说着，高秉涛就用手握住了母亲正四处乱抓的手。
神智恍惚的宋书玉一下就安静了，她用已经失明了的眼睛看着眼前的高秉涛，声音微弱断断续续地说：“春生，你可回来了，这下我就放心了，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边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不知道娘有多操心，娘一想到你就心如刀绞，这回好了，娘总算是看到你了……”
过了许久，宋书玉就用手去摸高秉涛的手。找到高秉涛右手的食指后，她就用两个手指细细的摸。
“春生，瞧你手上的这块小疤还在上面呢，你知道这个小疤是怎么留下的吗？”
几个人都泪流满面。高秉涛忍不住哭出声来。
这个典故母亲已经说过无数遍了，所有亲人都耳熟能详。
高秉涛哽咽着说：“娘，那是让鏊子烫的。”
宋书玉泛着白霜的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又断断续续地说：“对了，就是让鏊子给烫的，那是你三岁多的时候，有一回你奶奶在摊煎饼，一滴面糊滴到了鏊子上，你就忙着去往下揭，一伸手就把手指肚沾到了滚热的鏊子上。”
**的宋书玉又没了声息。
又过了许久，宋书玉说：“谁家在摊煎饼，麦子、高粱杂货面的，真——香——啊……”
几个人都在压抑着心头的悲伤，但哭泣声还是不时的爆发出来。
宋书玉把头歪倒了一边，又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看到你爹了，他一个人正坐在树下看书呢——他好孤单啊……”
宋书玉又没了声息。几个人都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高秉涛忍不住，几步奔到了屋子外边拍着墙壁痛哭。
当天晚上，宋书玉就咽了气。
收拾遗物的时候，在母亲的枕头皮里发现了高秉涵以前穿过的那件小棉袄。原来，母亲这些年来每天晚上都是枕着这件小棉袄睡觉的。
母亲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秉涵的思念。母亲总以为儿子还活在这个世上。
然而，在姐弟们的心目中，那个失踪了多年的高秉涵是不可能还活在世上的。他和父亲一样，已经浓缩成了家谱上的一个历史符号。
看着这件走过内战硝烟的小棉袄，宋介泪流满面。这件小棉袄让她联想起太多太多的事情。她想起了国共无休止的纷争，想起了十年文革，想起了心爱丈夫的惨死。
国事，家事，一齐涌上心头。这个从延安宝塔山前走出来的老革命一时间百感交集。
高秉涛的妻子梁桂兰把那件小棉袄拿起来，说：“和娘一起火化了吧，让娘可以天天看着它，这样就等于是可以天天看到大哥了。”
和高秉涛结婚之后，梁桂兰只是在照片上见到过这个大哥。但这些年来，她在婆婆经年不停的念叨声里，也早已经熟悉了这个大哥。
宋介把小棉袄接了过去：“还是留着它吧。”
说着，宋介就把小棉袄用包袱包起来放到了一边。
做梦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葬礼之后的当天下午。
火葬场的小窗口里，高秉涛把母亲的骨灰盒接了出来。母亲的骨灰是热的，隔着骨灰盒高秉涛隐隐地感觉到了。这热热的骨灰又激起了高秉涛失去母亲的悲痛。他抱着骨灰盒悲伤地哭着。
焚烧完花圈和挽联，一行人坐着一辆面包车回家。汽车里，高秉涛一直紧紧地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恍惚中，母亲一直以来的那种凄苦神情似乎映现在眼前的骨灰盒上。
定睛仔细再看，骨灰盒上暗暗的花纹告诉高秉涛，母亲带着永远的遗憾已经离他们远去了。
母亲再也回不来了。
回到家，刚把母亲的骨灰盒安顿好，妻子梁桂兰就把他单位里的一个同事领了进来。
高秉涛的同事送来的是一份发给他的加急电报。电报是广州的大姐夫发来的。
高秉涛把电报拆开，只是看了一眼，就惊讶地大叫一声，活见鬼般把电报扔到了地上。
一家人都十分不解地看着高秉涛，高秉涛大瞪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出。
高秉洁把电报捡起来，扫了一眼，也是立刻就睁大了惊讶的眼睛。
家人纷纷传看着这份电报，一个个都感到震惊万分。
朱劭天的加急电报很简单：昨收到秉涵弟从台湾来信，他还活着，现已成家。
电影里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就发生在现实里？一家人面面相觑，都怀疑眼前的事情是个不真实的梦。
这时，高秉涛单位里的同事又对他说：“你大姐夫还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这几天要把一封台湾的来信转寄过来，等收到了，我再送过来。”
一切都是真的，高秉涵还活着！
这是个天大的喜事！但也暗含着天大的遗憾！
一直盼望儿子回来的宋书玉刚刚撒手人寰，她失踪多年的儿子就冒了出来。天上人间，阴阳两隔，母子间就这样永远失之交臂！
最先哭起来的是宋介。想起三天前姐姐弥留时的情景，她觉得自己酿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这个理性了一生，连丈夫文革时被迫害致死都没有大哭过的女人，此时也嚎啕大哭起来。
命运弄人！一家人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悲之中，又传来了另一个亲人还活在世上的喜讯。
全家人一起抱头痛哭，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悲伤，还是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