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李玉纯去离家不远的位于衡阳街的一家银行存钱。钱是高秉涵大哥帮着催要的一些死账。在李玉纯心目中，她早已把高秉涵当成了一个可靠的老大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高秉涵说一说。
存了钱走出银行，李玉纯打算拐个弯去站前大楼事务所看看高大哥。
一靠近站前广场，李玉纯就发现有一群人正在广场上围观着什么。
走到近处一看，人群中间站着一个老人，身上套了件白衬衣，衬衣的前面写着‘想家’，后面写着‘妈妈我好想你’。
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人是个老兵，在街上请愿要求政府允许他回大陆探亲。
李玉纯马上就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顿时同情起眼前的这位老人。围观的大多是些年轻人，他们分成两派，一部分对老人表示理解和支持，另一部分则指责老人是通共行为。
老人刚发表完演说，就有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走上前说：“老伯，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你也要站在政府的角度想一想。”
老人回说：“这位小姐，请问如果你是我的位置，几十年没有老家亲人的音讯，你会怎么样？难道你一点都不想老家的亲人吗？”
年轻女子无言以对。
老人又说：“孩子，是人都会想家，要是不想家，那他也就不算是个人了。”
老先生的口才够厉害。
正在这时，李玉纯听到旁边的几个年轻人吵吵着要报警，她担心老人会遭遇什么不测，赶紧跑进站前大楼去叫高秉涵。
一听说有老兵请愿，高秉涵忙放下手头的事情下楼来到广场上。
刚出大楼，高秉涵就看见一辆警车呼啸着驶去，围观的人们渐渐散去。他向围观者一打听，才知道刚才请愿的那个老兵让警察当成疯子给带走了。
从一个路人那里，高秉涵知道这个老兵叫何文德。
1987年春天，何文德的名字就这样进入到高秉涵的生活中。
正是从那一天开始，高秉涵开始从各种媒体上密切关注着这个叫何文德的老兵。
几天后，高秉涵从一家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何文德是湖北房县人，17岁离家当兵，其后转战大半个中国，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台湾，1965年退伍。后来，何文德曾托人从海外转信回大陆老家，但海外友人转寄来他母亲的回信与照片却始终没有收到过。他判定家书一定是遭邮检扣留。后来母亲去世了，给何文德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他一心想回老家给母亲的坟上添一把土，于是毅然发起返乡运动。
高秉涵还了解到，为团结所有老兵的力量，何文德经常出入老兵聚居的“荣民之家”和“荣民医院”，散发印有鼓动老兵返乡探亲的传单。为此，他常常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何文德的妻女劝他放弃这种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做法。但何文德却豁出去了，为了不连累妻女，他决然与结婚15年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又立下遗嘱，然后依然走上街头，为宣传老兵返乡探亲奔走呼号。
何文德最初使用的是“返乡运动促进会”的名义，还打过“退伍军人联谊会”和“抗暴义士”的横幅。当别人问到这些组织的发起人和成员组成时，何文德说：“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自己和自己联谊，这些名称是用来吓唬国民党的。但只要我们老兵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1987年5月2日，倒班休息的朱大杰风风火火地来到了高秉涵的律师事务所。
“高哥，何文德带着好几百名老兵在街上发传单，咱们也去看看吧！”
“走！”高秉涵一把推开手中的文案。
国父纪念馆前已是人山人海。老兵们都身穿白衬衫，衬衫前面印着滴血般的红色字样，前面是“想家”，后面是“妈妈我好想你”。
高秉涵和朱大杰也都要了件白衬衫套在身上，随着老兵们一起呐喊。
一个又一个的老兵冲上临时搭起的讲台上发表演讲。
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兵说：“我们这些大陆退伍老兵，当初对国民党都是忠心耿耿，之所以会演变到今天的怨声载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台湾社会的贫富悬殊令我们感到十分寒心，这种日子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一阵海浪般的掌声。
这个老兵接着说：“第二个原因更令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老兵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30多年了，国民政府一直坚持违反人性的政治政策，不让我们与大陆的亲人联系。几十年来，我们把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压在心底，只有在黑夜的梦里，我们才有机会与亲人团聚。多少人没来得及见到家人就客死他乡，当年的六十万老兵，如今只剩下不到四十万，我们老了，不能再等了，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去见老家的亲人！”
无数人跟着呐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去见老家的亲人！”
又一个老兵站出来说：“出来这么多年，我连父母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只求政府能让我回去，如果父母还在就为他们奉上一杯茶，就算是父母已经不在了也好为他们献上一炷香。”
这位老兵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高秉涵感到自己周身的血都在沸腾，忍不住高呼：“这位老哥说的太好了！回家看望亲人，这是作为人的基本诉求，也是无法抵挡的诉求！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到家乡去，唯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不能，这不公平，我们要回家！”
老兵们又跟着呐喊：“我们要公平！我们要回家！”
高秉涵在人群里看到了何文德，他手里打着一面旗子，旗子上赫然写着“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旗子周围，簇拥了无数个白发苍苍的老兵。
高秉涵又大声说：“回家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迫切的夙愿，是我们心灵深处最人性最本质的愿望，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我们要回家！”
高秉涵的演讲引起无数老兵的共鸣，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国民政府一贯坚持的与大陆之间“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当天下午，高秉涵刚回到律师事务所，就看到屋子里挤满了菏泽同乡。
患过脑中风的张县长说话已经有些含混，他颤抖着嘴唇说：“秉涵，不愧是做律师的，你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晚上一回到家，高秉涵就接到了管玉成的电话。已晋升为空军后勤部少将参谋长的管玉成虽然不能上街请愿，但却从内心里关心着这件事。
管玉成告诉高秉涵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蒋经国总统的英文秘书马英九正在起草《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老兵们返乡探亲指日可待。
高秉涵异常振奋。
刚放下话筒，高秉涵又接到岳父打来的电话。年过七旬的岳父在电话里用颤巍巍的声音说：“秉涵，要是老兵再请愿，不要忘记通知我。”
时隔8天，5月10日“母亲节”这天，老兵们再次走上街头在“国父纪念馆”前发起“遥祭母亲”仪式。无数老兵纷纷传唱《母亲你在何方》这首歌。老兵们在凄美的旋律中把积压了几十年的思乡之情尽情地释放出来。一时间，哭号声如洪水般淹没了整个街面。
6月28日，老兵们又一次走上街头，以“想回家，怎么办？”为题发起请愿活动。
数万名老兵一致要求当局尽快打开两岸探亲通道，结束因政治分裂带来的民族悲剧，迫切希望国民党当局不要成为制造民族分裂的罪人。
7月7日，又有大批老兵聚集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楼前请愿。这些老兵情绪激昂地要求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对话，强烈要求解决问题。
除了要求当局允许返乡探亲之外，老兵们还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恢复终生俸或生活补助费；二是“战士授田证限期收购”；三是要求老兵退辅会追补历年“三节”的慰问金。
年迈的李排长在女儿李玉纯的搀扶下也来到请愿现场，老先生手里拿着当年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授田证”哀叹：“再不解决授田证，我都要带着它入土了。”
高秉涵脑海里忽然闪现出1951年他在火车站当小贩时遇到李排长的情形。当年李排长谈到“授田证”时的激动话语犹在耳边：
“到那时候我就回去种地，十几亩地，足够我种的，我要在地里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再种点菜，这样就什么都不缺了！”
苍狗白云，世事变迁。耳边回响的是当年李排长充满憧憬的话语，眼前的李排长却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之年。
一时间，高秉涵感慨万端。
高秉涵在人群中也看到了岳父，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岳母的搀扶下也来参加请愿。人群中更是有不少的菏泽同乡。大家都在为回家这个共同目标而奔走呼号。
看着眼前的宏大阵容，做了15年律师的高秉涵预感到海峡两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刻已经为时不远。
1987年7月21日，与其父亲蒋介石一样，一直对大陆怀有浓重思乡情结的蒋经国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撇开党派政见，顺应民意，做出6条指令：
一、战士授田应作更清楚明白的说明；
二、退除役官兵难能可贵，犹忆横贯公路预算不足，荣民们说没有钱也要修好公路，余亦说荣民如没有饭吃，愿把我的一碗饭分给荣民；
三、“政府”始终和荣民在一起，讲明白，说清楚，照应做的去做；
四、作一长期的判断与计算，尽量帮助荣民做到足衣足食才心安理得；
五、少数破坏‘政府’与荣民关系者，应以同情心处理，而非“法律”问题“六、”国防部与辅导会是整体的，应合力推动退除役官兵辅导。
这番话蒋经国是对向他汇报荣军工作的“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委张国英讲的。讲这番话的时候，蒋经国正重病缠身。透过他那忧郁的眼神，似乎能窥视到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份难以言表的对大陆故土的无限思念，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当年追随蒋氏父子从大陆逃亡到台湾的老兵们的怜惜之心。
10月15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奉蒋经国之令宣布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办法：同意“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大陆有三亲内血亲、姻或配偶的民众”，均可于11月2日起向台湾红十字会登记申请回大陆探亲。
至此，台湾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终于解除，“政治”让步于“乡情”。
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人员登记。
那一天，高秉涵也去了。
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但刚过凌晨时分，红十字会门口就已经是人山人海。3时30分，红十字会大门提前开启，为这一天等待了几十年的人们潮水般一拥而入。
排了一整天的队，傍晚的时候高秉涵终于拿到了那张探亲登记表。填好表，交到旅行社，三个月内“探亲通行证”就可以审批下来。
1988年1月，何文德率领的第一个由14人组成的回大陆探亲团刚刚出行，就传来了蒋经国在台北士林官邸因突发心脏病病逝的消息。
正焦急等待着“探亲通行证”的高秉涵，得知这个消息后感慨万端。
曾几何时，蒋经国先生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离别时，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至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来到台湾，虽偏安一隅，局势岌岌可危，但蒋氏父子的“人在台湾，心在大陆”的意识相当明显。在统治政策和建设方针上，几乎一切都以“反攻大陆”的理念铺路，绝不容异己反对。
大陆始终是蒋氏父子深切怀念的地方。
在蒋介石身上，思乡情结表现的尤为明显。他把化不开的乡情含蓄地寄托在所居官邸及行馆的设计上，要求有类似故乡浙江奉化的景致。
台湾人人皆知的“大溪慈湖”就是蒋介石寄托无限乡思的一个地方。此地原名碑尾，位于桃园县大溪镇与复兴乡交界处。蒋介石初来此地，认为大溪的秀丽山峦，宛如奉化家乡的山水之美，因此特别喜爱这里。同时，为了感念母亲王太夫人的慈爱，故将“碑尾”改成“慈湖”，在此建立“总统”行馆，常常驻足于此。而这里，也变为日后安置蒋介石父子遗体之处。
除了大溪慈湖外，“涵碧楼”也是蒋介石生前时常前往的行馆。“涵碧楼”位在台湾中部，是国际驰名观光景点。日月潭名胜之一“慈恩塔”，为日月潭最高点，采中国宝塔式建筑，共分9层，塔顶二层为蒋母王太夫人的纪念室，也是为感念母恩而设，可见蒋介石对于无法回乡探视先妣，感到万分愧疚。
此外，蒋介石还仿北京故宫外观建圆山饭店，饭店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当时世界十大著名饭店之一，饭店的建立除了想招待当时来台的贵宾外，坊间亦传说他是怀念当时在中国掌权时的那些得意风光的年代。
在教育上，蒋介石更是不断地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在学生对自己家乡尚是一知半解时，就要求他们对大陆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国文课本上，则提供蒋母教诲自己的文章供学生背诵。他甚至压抑台湾当地通行的闽南语，成功地推行了能沟通两岸民众的国语，这使得两岸间虽然有着漫长的隔绝，但是却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没有想象中的陌生，两岸民众间仍然存在一股共同的文化血脉。
然而，历史却和这对怀有极其复杂思乡情结的父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使这对“人在台湾，心在大陆”的悲情父子自1949年春天，在浙江溪口过完最后一个大年夜离开故土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一步。
从此，悲情的蒋氏父子将在历史的岁月中渐行渐远，怕是只有在天国中才能踏上日思夜想的故乡的土地了。
谁为为之，孰令至之？
这是一个高秉涵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两岸禁令的解除，在台湾社会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动。那些日子，红十字会、旅行社、机场，到处都云集着一些兴奋的等待着回家探亲的白发老人。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境地，操着大陆不同地区的方言，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双对回家充满了向往和渴望的眼神。
这些已经走到人生暮年的老兵庆幸总算在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一天。
但一些住在“荣民之家”里的老兵又被接踵而至的新问题难住了。由于没有过多的经济收入，他们因凑不够探亲费而无法成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高高兴兴的返乡探亲，愈加被心头积压多年的思乡之情煎熬的焦灼不堪。
一时间，台湾社会许多爱心人士向老兵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发起了各种协助老兵返乡的募捐活动。演艺界人士举行义演，工商界人士踊跃认捐，艺术家慷慨捐出作品义卖，筹募活动如火如荼。这些募款，摊到老兵们身上，虽不能让他们衣锦还乡，却也能帮助一些囊中羞涩的老兵踏上回家之路。
终于可以回家了，本来是件天大的喜事。但当喜事突然降临到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身上，也诱发出了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一些老兵由于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而突发心血管疾病。一时间，台湾各大医院纷纷爆出一些老兵的猝死病例。
拿到探亲登记表的第二天早晨，高秉涵正在家里吃早饭。电话响了，接电话的石慧丽说是李排长的女儿李玉纯打来的。
拿过话筒，李玉纯用沙哑的声音说，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她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发病之前，他刚刚接到拿到回乡的机票。
听到这里，高秉涵手里的面包一下滚落到地上。
也有一些有家不敢回的。张县长和刘泽民主任就是这种情况。
动身之前，遍布岛内的菏泽同乡又自发地召集了一次同乡会。同乡中，高秉涵是第一个回乡的，大家纷纷委托他办理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次聚会，张县长和刘泽民都来了。他们还请来了已经90高龄的菏泽籍靳鹤声老先生。对靳老先生，高秉涵早就久仰大名。靳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获商学学士学位，后来一直是国民中央政府的省部级财政官。
从刘泽民主任那里，高秉涵知道靳鹤声是个善良而乐于助人的人。刘泽民给高秉涵讲过这样一件事。说是有一次他去靳鹤声家做客。正要吃饭时，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这个老者操着苏北口音，偏说自己是菏泽人，请求靳鹤声资助点钱给他作为回高雄的路费。靳鹤声二话没说，就让妻子把家里仅存的留着买菜用的200元钱给了他。老者只想要点钱作为路费，并没有留下来吃饭的打算。靳鹤声却说：“你既然连坐车回高雄的钱都没有，也一定是没钱吃饭，那就坐下来吃完饭再上路吧。”说着，就让妻子去给这位老者盛了碗饭。
靳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轮椅一侧还挂着氧气袋。身为国大代表的靳老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已无法回乡，老家已无亲人的他用颤抖的声音委托高秉涵一件事，让他把老家故居的房子拍一张照片带到台湾来。
朱大杰则委托高秉涵去他的老家单县打探母亲的下落。虽然不敢抱太大希望，可他仍然不肯放弃这最后的一点机会。
张县长和刘泽民也委托高秉涵回老家后帮着去探望老家的亲人。高秉涵不理解前些日子曾经那么积极的参与请愿活动的他们为什么不亲自回去看看。当高秉涵把这个疑问说出来时，张县长和刘泽民的回答都有些吞吐。
正在高秉涵纳闷的时候，就听张县长咕噜了一句：“当初干了那些事，就怕是共产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