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高秉涵就来到了事务所。
一路上，他感到双腿轻捷，头脑清晰，前些天的疲惫和乏力已经被这起“确认父女关系”的案子冲得无影无踪。
坐在久违的办公桌前，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纸笔写起诉书。起诉书写好了，看看墙上的表还不到八点钟。
高秉涵带着起诉书到天成大酒店找到了王梅秀。看着起诉书上写着的“确认父女关系存在”几个字，王梅秀说：“高律师，我怎么想怎么都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像是个荒唐的梦，七岁那年我是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抓走的，父亲是为了去给我买布娃娃在半路上被人抓走的……”
高秉涵看了一眼放在**的那个布娃娃。
王梅秀又说：“这个布娃娃是今年春天父亲寄给我的，大概我在他的印象里，一直都是个七岁小女孩的模样吧。”
说着，王梅秀就把布娃娃拿起来抱在了怀里：“本来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好好的，父亲就那么生生地被抓走了，家也被拆散了，父亲一走就是几十年。几十年里，母亲一到傍晚就痴痴地对着门口看，虽然母亲什么都不说，但我知道母亲是在等父亲。父亲是个不光彩的国民党兵，母亲要把她对父亲的思念悄悄地藏在心里。母亲保留了一张全家福，每每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拿出来端详。母亲最终也没有等到父亲，三年前的一个深夜她老人家拿着那张全家福去世了。”
王梅秀又哽咽起来。
高秉涵劝慰王梅秀不要太伤心。
王梅秀抬起红肿的眼睛，问高秉涵：“高律师，你和我父亲很熟悉吗？这些年来他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她时常提到过我和母亲吗？”
高秉涵和王天朋不熟，但他还是说：“我和王老先生是在同乡会上认识的，他生活的还可以，经常提到你和你母亲。”
王梅秀又感叹：“要是他们都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哪怕过上一天团圆日子也好。”
九点钟，高秉涵带着王梅秀来到了法院。
接待高秉涵的是一个年轻法官，刚受理完案子，他就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荣民辅导处”，让他们配合案件审理。
法院指定“台大医院”为这起“确认父女关系”案做亲子鉴定。十点钟，“台大医院”的两名检验员在法医的陪同下去殡仪馆提取标本。与此同时，王梅秀也在法医和“荣民辅导处”那个瘦削脸的陪同下去“台大医院”抽血样。
瘦削脸和前一天一样，还是满脸例行公事的冷漠和不耐烦。
面对瘦削脸的冷漠和不耐烦，王梅秀带着凛然和决绝的神情把胳膊伸进了取血窗口。针扎下去的瞬间，王梅秀觉出一阵快意。她盼着早一点出结果，以此来证明她是父亲的亲生女儿。
血一点点流进针管。看着那殷红的血，高秉涵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时间，他想了很多。
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造成了数不清的骨肉分离和人间悲剧。他坚信，任何东西都割舍不断两岸亲人间的血脉亲情，更无法改变这对父女间的血脉渊源。
取完标本的第二天，高秉涵陪王梅秀去殡仪馆参加王老先生的葬礼。
遗体告别之后，王梅秀来到火化窗口等着领取父亲的骨灰罐。想不到，又遭到了“荣民辅导处”的拒绝。理由仍然是无法确定她就是王天朋的女儿。“荣民辅导处”来了两个人，除了那个瘦削脸之外，还来了一个姓周的四十岁上下的科长。周科长看上去性情温和，声称对王梅秀的心情十分理解。但在骨灰罐的归属问题上，也是毫不松口。
周科长解释说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法院一天没有判决王梅秀胜诉，骨灰罐的管理权就归“荣民辅导处”。保管好没有亲属荣民的骨灰罐是“荣民辅导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耐心地把可以带走荣民骨灰罐的几个条件一一对王梅秀说了，一是要有死者生前被公正过的委托书，二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三是受死者直系亲属委托。这三种情况，具备任何一个都可以。
王梅秀拿出了父亲给她写的两封信，说自己就是王天朋的女儿，当然应该属于直系亲属。周科长接过信看了看又还给她，说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父女关系，因此也就不能抱走王天朋的骨灰罐。
双方正争论着，窗口里面传出一个声音：“王天朋家属在吗？请过来领取骨灰。”
王梅秀一下奔到窗口，把父亲的骨灰罐抱在了怀里。骨灰罐正散着温热，已经哭干了泪水的王梅秀又一下泪如泉涌。她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和母亲葬在一起。祖坟上的亲人都是夫妻合葬，记得，母亲弥留之际的时候，最大的恐惧就是到了那边没人作伴。她要了却母亲的遗愿，让离家几十年的父亲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
王梅秀坚信，这也是父亲的遗愿。
然而，周科长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职责，不管王梅秀怎样乞求，他最终还是按照“荣民辅导处”的工作规定把骨灰罐带走了。
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骨灰被人抱走，王梅秀悲愤交加。此刻，她已经哭不出来了，只是把嘴唇咬得出血。
半个月后，法院开庭审理这起“确认父女关系”案。高秉涵以原告律师的身份出庭。
由于这是岛内第一例起诉“荣民辅导处”的案件，庭审现场不仅吸引了许多老兵和民众，更是来了许多记者。一些菏泽同乡也闻讯而来，开庭前他们纷纷上前给王梅秀和高秉涵鼓劲。
开庭了。高秉涵和王梅秀胸有成竹地坐上原告席。这些天来，在高秉涵的启发下，王梅秀让丈夫在老家又搜集了两份关键性的证据。三天前，丈夫把两份证据用特快专递寄到了高秉涵的事务所。一份是王梅秀的叔叔保管了多年的王家家谱，一份是父母当年结婚时的登报声明。
庭审过程出奇的简单，并没有事先想象的那么曲折和复杂。两份文字材料和“台大医院”的亲子鉴定结果都完全支持王天朋与王梅秀女士的父女关系。在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前，“荣民辅导处”的委托律师并没有提出异议。法官做出判决：王梅秀确系王天朋老先生的亲生女儿，王梅秀胜诉。王梅秀以王天朋女儿的身份继承遗产200万，王天朋的骨灰罐由王梅秀管理。
刚走出法庭，高秉涵和王梅秀就被记者团团围住。
胜了官司的王梅秀并没有表示出太多兴奋，她说：“我是王天朋的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只是在尽一个女儿应尽的孝道，尽快让父亲回家。”
高秉涵说：“我是一个律师，也是一个老兵，为这些死去的老哥讨回公道是我的职责。”
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这起案例。“岛内第一例老兵家属状告‘荣民辅导处’”的大标题下面是高秉涵站在法庭上的照片。
高秉涵被冠以“老兵代言人”这一称呼，成了岛内媒体争先报道的一个人物。
报纸刊登出来当晚，高秉涵就接到了靳鹤声老先生的电话。电话里，靳老先生告诉高秉涵，说是他要请遍布全台的同乡吃饭，委托高秉涵负责召集大家。
高秉涵说：“全台的同乡？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靳老先生强调：“没有关系，你尽管下通知，人来的越多越好。”
王梅秀回大陆的前一天，三百多菏泽同乡在天成大酒店聚会。举杯之际，靳老先生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
“各位同乡，我们来台湾已经整整40个年头，这些年来，在台湾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做客，怎么也无法找到那种落地生根的感觉。人不能忘本，饮水要思源，我们的”本“和”源“就是我们的”根“就是我们的老家！现在两岸关系有了松动，我们要和老家多联系，不要忘了老家，也不要让老家忘了我们！”
靳老先生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大家一起鼓掌。
靳老先生建议成立菏泽同乡会，提议大家以投票的方式选举出“同乡会会长”。他当场宣布要为同乡会捐出100万台币，当于同乡会的活动基金。
一听说要成立同乡会，同乡们又都争先叫好。
“早就该成立了，人家青岛、烟台、临沂还有淄博都成立好几年了。”
“我们虽然没有正式成立同乡会，但我们同乡的聚会也不少。”
“还是正式成立同乡会更好一些，大家可以以同乡会的名义统一组织结伴回家，来回也好有个照应，离开老家这么多年，一个个又都老眼昏花，单枪匹马的回去怕是连家门都摸不到。”
……
放下酒杯，大家就开始投票。令高秉涵惊讶的是，他竟然以全票通过，被大家选为会长。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王梅秀的那一票。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会长”一职，高秉涵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轮椅上的靳鹤声说：“秉涵，大家的眼光是对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走的走，老的老，就是有这个心思也不具备这个体力，这是个为同乡服务的活儿，你年纪轻，又是律师，你就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吧。”
一边的张县长也说：“秉涵，两岸已经开放了，同乡们返乡探亲，非常需要有同乡会召集大家结伴同行，你可不要把这个会长当成个官来看，这是个劳心、劳力又贴钱的苦差事，就辛苦你了，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听大家这么一说，高秉涵反倒不好推辞。他微笑着端起一杯红酒，给大家深鞠一躬。
“在座的各位大多数都是我的老哥和长辈，当初，要是没有诸位同乡的提携和帮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能为同乡们服务是我的荣幸，我会尽力的，以后有用的着我的时候，请各位尽管吩咐！”
说完，高秉涵就把杯子里的酒喝了。红酒划过嗓子眼的瞬间，高秉涵看到了在人群中正对着他咧嘴开怀大笑的朱大杰。
朱大杰前些天说要回大陆定居，不知道他是否最后拿定主意。
见朱大杰走过来，高秉涵就问他：“大杰你考虑好了没有？到底是回去定居还是回去探亲？”
朱大杰说：“回去定居，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套三居室，到时候专门给你留一间，你回去探亲可以住在我家里。”
大家热情高涨，纷纷商量着同乡会该组织些什么活动。有人说要定期组织回乡探亲，也有人说要和老家的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为老家搞一些公益性活动。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把每年探亲的日子定在四月份牡丹花开时节。
直到这时，高秉涵才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回乡恐怕是他以后的家常便饭。不知道石慧丽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