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的思想轉折點發生在他第一次率團返鄉之後。說是思想轉折點似乎是有些太宏大了。說白了，就是想為家鄉做點實事。家鄉還不富有，他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為家鄉的建設添一塊磚加一塊瓦。
這一想法的產生是因為他被家鄉人民對台胞的熱情厚愛感動了。
1989年4月，高秉涵帶領38人的探親團踏上了返鄉的路程。雖然這已經是高秉涵第三次回大陸探親，可他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緊張。38人的探親團除了他和張縣長的三個兒子稍稍年輕一些，其餘人年齡都在70上下，團裏的高血壓和糖尿病就有十多個。
張縣長的三個兒子一起跟團回來，是為了護送父母的骨灰回鄉。
去年秋天，高秉涵從大陸回到台北的當天就聽到張縣長去世的消息。張縣長去世後，他兒子在他枕邊發現了一封沒有寫完的信。信是寫給菏澤縣政府的，詢問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回去探親。
又晚了一步，張縣長帶著遺憾走了。
高秉涵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51年的春天，張縣長帶著他第一次去建國中學的路上，看到路邊盛開著的梅花，張縣長停下來說，“我們菏澤的牡丹比這梅花可要大多了。”
想起張縣長當時的神情，高秉涵頓生傷感。張縣長再也無法看到菏澤的牡丹了。葬禮上，張縣長的大兒子找到高秉涵，說是父親去世前一再交代，生是菏澤人，死為菏澤鬼，委托高秉涵一定要把父母的骨灰帶回老家去。高秉涵答應了。張縣長和李老師都是他的恩人，讓兩位恩人葉落歸根、魂歸故裏是他的責任。
但張縣長的小兒子卻不同意，他說：“把爸爸媽媽送回大陸，以後每年清明節我們去哪裏祭拜他們？”
老二也說：“要是把父母的骨灰送回大陸，每年回去掃墓不方便，還是等以後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