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他；那時社會生活正發生著許多巨大的變化——比如為成千上萬的1957年和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的人實行改正，在那進程中，兩種被冤屈的人都很得同情，一種是當年根本沒有什麽言論、純粹是被湊數湊成“右派”的，一種是雖有言論文章但經曆史驗證那言論文章不僅無大錯，甚而還是香花的——後者不僅被同情，還備受尊敬。
記得在那時候的一次座談會上——那時候有許多以解放思想為題的座談會——他搶著發言，情緒激昂，言辭鋒利，很有點舉座皆驚的效果，使得與會者紛紛互相打聽：這是哪位？當時沒什麽人認識他，甚至那個座談會的主持者也不知他是誰；他來自外地，沒人說得清是誰通知他去參加那個會的，但那種會好像誰願參加，走進會議室坐下，也就參加了。記得他在那次會上主要是講他個人的遭遇：他當年也無辜地被劃為了“右派”，下放勞動多年；而最令人氣憤的是，如今他要求改正，他那個單位卻不給改，因為如今在他的檔案裏，根本就找不到當年劃他為“右派”的材料了！“他們就如此草菅人命啊！”我至今還記得他在會上的控訴聲。他因此為人注意，“這就是那個白白頂著‘右派’名兒下放改造了多年的人，如今居然又找不出劃他‘右派’的材料來！”他一出現在公眾場合，就有人指點著他，向別人介紹。
我那時當著雜誌的編輯，覺得他的遭際頗離奇，就提出向他約稿，請他寫寫自身經曆，也是一種對極“左”的控訴吧；但一位老編輯是當過人事幹部的，他對我說，反右時搞得擴大化了，那是事實，但定為“右派”，那是一定有檔案的，並且那檔案都是用防燃紙做的，那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別的事可以馬虎，右派檔案豈有馬虎的？至於下放勞動，改造思想，那時就不是右派，也一樣要輪到的……我從那老編輯的話音裏聽出來，他對該人當年究竟劃右沒有，是持懷疑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