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不得是什麽時候了，總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湯圓。但我們鄉下人要土氣一點，我們把湯圓叫作“圓子”。我的碗裏一共有四個圓子，後來，有幾個大人又給了我一些，我把它們都吃光了——情形是這樣的，以我當年的年紀，我的母親認為，我吃下去的數量遠遠超出了我的實際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複，她的兒子“愛吃圓子”，“他吃了八個”。後來，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愛吃圓子，我一頓可以吃八個。
我相信酒席大致也是這樣，如果你在某一場酒席上喝了一斤的酒，人們就會記住，還會不停地傳播：某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記憶都有局限，記憶都有它偏心的選擇——人們能記住你與酒的關係，卻時常會忽略你與馬桶的關係。
直到現在，我都快五十了，我的母親都認定了她的兒子“愛吃圓子”。我其實不喜歡。在那樣一個年代，在吃這個問題上，愛和不愛是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問題，首要的問題是“有”。在“有”的時候，一個孩子隻有一個態度，或者說一個行為：能吃就吃。這句話還可以說得更露骨一點：逮住一頓是一頓。
我還想告訴我的母親，那一次我其實吃傷了。很抱歉，“吃傷了”是一件很讓人難為情的事，可我會原諒我自己。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時代，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會吃傷。
我為什麽至今還能記得那碗湯圓呢？倒不是因為我“吃傷了”，首要的原因是因為湯圓屬於“好吃的”。吃“好吃的”，這樣的機會並不多。我的父親有一句口頭禪，說的就是“好吃”與“記憶”的關係：餓狗記得千年屎。
那碗湯圓離我才四十多年呢，九百六十年之後我也未必能夠忘記。
“好吃的”有什麽可說的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