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写铜匠的，想过来想过去，还是决定写锡匠。我不知道铜匠和锡匠有没有严格的区别，老实说，我对这一行不是很有把握。我所知道的是，我所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是一个以次充好的世界，童年是这样，少年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铜是黄的，重的，贵的，亮的，无比灿烂。可是，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我所见到的铜器大多暗淡无光——那是含锡量过高的缘故。锡便宜啊。因为这样的比例关系，我还是写锡匠比较靠谱。
锡匠很特殊，有点像吉卜赛人。他们居无定所，通常在船上。有时候，他们在我们村的码头上一停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候，他们一两年都不来一次。他们永远是神秘的客人，除了做生意，他们不上岸。他们是孤独的，为了对付自己的孤独，他们喜欢搭伴：两家，三家，四家，但不会更多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一律都是“锡匠”。
孩子们对器物生产的过程都有浓厚的兴趣，但锡器的生产过程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的船上只有成品。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对锡匠没兴趣，我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船。
他们上岸做生意的时候从不叫卖，他们把担子挑在肩膀上，担子上挂满了铲子和勺子。他们的步行动态特别有意思，很慢，一边走，一边扭。为什么要扭呢？是为了保证担子上的器物能够相互撞击。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担子上的器物都是铜的，它们的碰撞将会发出多么悦耳、多么悠扬的声音。事实却不是这样，担子上发出了以次充好的噪音，嘎嘎的，像一个嗓子难听的人在大声叫喊：“我来了。”
也有不扭的。不扭的锡匠手里头会有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拴了四五张金属片，每步行十几米，他们的胳膊就要甩动一下，哒哒哒哒哒，既像是统一的“一声”，也像琐碎的“几声”，意思反正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来了。
在我的故乡，人们把嘴巴啰唆的人叫作“铜匠担子”——走到哪里他就响到哪里。
和锡匠打交道的一般是持家的中年妇女，家里的锅铲坏了，碗勺坏了，她们就会提着自己的旧物走到锡匠的面前，补上几个钱，以旧换新。
但锡匠们大宗的生意一般来自于行将结婚的年轻人。结婚被叫作“喜事”，“喜事”当然需要“喜气”去衬托，最好的衬托莫过于两种颜色：红，还有黄。它们给人温暖，给人希望，向上、蓬勃，“日照龙鳞万点金”。红色好办，新娘子的嫁衣就是红的，棉被也是红的，讲究的人家连马桶都是红的。黄色从哪里来呢？家具上的配件——铜铰链，铜把手，铜锁扣，铜包角。因为有了这些铜做点缀，“喜事”富丽堂皇了。无论如何，铜的颜色最接近金的颜色，有“金色”在那里撑着，底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是，我在乡下几乎没见过漂亮的配件。在“合金”这个意义上，铜和锡也许是配的，但是，落实到颜色，它们的组合很难看，甚至有些丑。那里头有一种勉强的气息，很吃力，想显摆，却力所不及。它想证明铜的身份，却永远是锡的出身。在我的眼里，铜与锡的组合最庸俗，有攀龙附凤的迹象，远不如纯锡的锡器来得镇定与稳当。
贫穷的时代只能是这样，在锡的生活里靠铜去充愣，就因为这个，铜匠和锡匠自己也把自己弄混了。我的童年早就过去了，我的少年也早就过去了，我至今依然分不清铜匠和锡匠。在中国，铜匠与锡匠身份的混淆也许还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铜匠在大量地使用锡，锡匠则想方设法兑一点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