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说“花”，在这一章里，“花”这个概念无比地重要。
棉花的“花”是粉色的，花谢了之后开始结果。棉花的果子很像桃子，所以，棉花的果子也叫棉桃。棉桃的水分极为充足，很硬。在棉桃还处在果肉状态的时候，棉桃可以吃。有些甜，却远远说不上好吃。
棉花的叶子大概是所有叶子里最有趣的了。在它的背面，也就是梗子上头，有一个红色的小点子。这个小点子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像嘴唇。我们就把这个红色的部分叫作“棉叶的嘴”——只要用指甲掐一掐，“嘴”里就会流出红色的液汁，像出血。实在闲得无聊了，我们会躲在棉花地里，一张一张掐棉叶的嘴。在我的童年与少年，因为过于贫穷的缘故，嘴，这个吃货，始终带有负面的含义，它是贬义的。我对嘴有了全新的认识已经是青春期了这个你一定懂的。
棉花一旦成熟，它的棉桃就会张开来，这时的棉花其实已经死了。死了的棉花最好不要碰它，得让它继续留在地里，给太阳晒。在这里我必须说一句，棉桃内部那个开放的、白色的东西不是“花”，是果实。太阳一晒，果实纤维化了；纤维一干，就变得蓬松、雪白，我们通常把这个不是“花”的东西叫作棉花。
棉花的一生是落寞的，几乎没有人去关心它。我们关心麦子——可以吃上新面；我们关心水稻——可以吃上新米。每年的秋收之前，如果我们过于调皮，做出了一些危险的事情，大人们总要这样告诫我们不要和新米过不去啊。”意思很明确的，要死也要先吃一顿新米。
棉花和棉花地有什么好说的呢？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可事实上，乡下长大的孩子说得最多的恰恰是棉花——拾棉花几乎是一件不费体力的活计，把三个指头撮合在一处，再轻轻地一拽，棉花就这么给“拾”起来了。壮劳力哪里能干这个？太屈料了。那就让孩子们去吧。这一去麻烦了，最笨的同学也能知道结果，回来之后要写作文的，《拾棉花》。
不用说，这样的作文千篇一律，除了让人厌倦，没有任何意义。我曾经做过一件无聊的事情，把全班同学的作文本拿过来，一篇一篇地看。这一看笑死我了，所有的作文都是以回家作为结尾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我们唱着歌儿回家去了”，“我们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我们手拉着手回家去了”——拾棉花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回家。
突然想起来了，我在这里还想说一说第一人称单数，“我”。这个词是危险的。在我们练习作文的时候，我们只用“我们”，决不轻易使用“我”——什么时候使用“我”呢？写检讨书、做口头检查的时候，一旦你使用了“我们”，老师一定会当即打断你的话，告诉你：“检讨你自己，说‘我’，不要‘我们’、‘我们’的。”
长此以往，和“嘴”一样，“我”这个字在我的记忆里同样含有贬义的成分，它狭隘、自私、卑怯、寡不敌众，还经常和“错误”联系在一起。“我”时刻孤立着，急需一个“们”，换句话说，正如老师们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到集体里去”，这才有力量，这才能长久。
语言是文化，语言是历史，没错的。不用说别的，仅仅考察一下“我”与“我们”的微妙关系，我们也可以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文革”的文化是拉帮结派的文化，它是反个人的，反自我的。它极度地不安，自卑，懦弱。每一个“我”都是一滴水，离不开“汪洋大海”一般的“我们”。“我”一旦离开了“我们”，必然是灭顶之灾。在“文革”期间，“我”是恐怖的，即使是拾完了棉花，回家去，你也必须以“我们”的姿态高高兴兴地，或者说，蹦蹦跳跳地“回家”。
我和我的老师都没有发现一个常识错误：“我们”其实是没法回家的，回家的只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