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磨坊就在一座水泥桥的旁边，但村子里的人从来不说“水泥桥”，而是说“洋桥”。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了，我，一个出生于1964年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头都把火柴、柴油和铁钉说成洋火、洋油和洋钉。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想起来和做梦也没有两样。
那一年在巴黎，我告诉欧洲的朋友：“我和你们很不一样，从文化上说，你们的四十岁就是四十年，而我的四十岁则比你们的四十年长出去太多太多了。”这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地方，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丰富性的确是欧洲人不可想象的。
“洋桥”边上的那个磨坊有历史了。只要看一看它的石门槛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石门槛的表面很圆润了，那是无数的脚板和屁股的功劳——没事的时候我也坐在石门槛上，一坐就是好半天。我亲眼看见黄豆变成了豆腐，要不然就是变成了百叶。
磨坊并不是每天都出豆腐——每天都出，卖给谁呢？再殷实的人家也经不住天天吃豆腐的，那不是败家么。磨坊到底几天出一次豆腐呢？这个也说不好。有可能三四天一次，也有可能十天半个月一次。总体上说，家里头要办什么大事了，事先会到磨坊里跑一趟，磨坊的主人一闭眼，掐一掐手指头，预订豆腐的有四五家了，可以了，他就开工了。
磨豆腐当然先要泡黄豆。黄豆被泡了一夜，浮肿起来了，松软了，体量也要比平时要大出去一倍。看磨豆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磨盘被分成上下两半，上磨盘和下磨盘。上磨盘上有一个洞，黄豆和水都是从这个洞里添加进去的。上磨盘一转，白花花的豆浆就从磨盘的四周溢出来了。在我的小学阶段，我曾在作文里用“像刷牙”去描写出豆浆，我很得意，却受到了老师的质疑。
磨好的豆浆必须过滤一遍。过滤网其实就是一块布，布的四只脚被吊在“十”字形的两根竹片上——网不是静态的，有人拽着它的两只角，在不停地扯。随着被过滤的豆浆越来越多，网兜里的豆腐渣也就越来越多，最后，豆腐渣成了一个很大的球——豆腐渣的黏合性相当差，即使把它们晒干了，那也是一碰就散，所以，当年的总理朱镕基曾经用“豆腐渣工程”去批评一些建筑物，说明他很了解豆腐的生产过程：先腐败，然后有豆腐渣。
当然了，豆腐渣不能拿过去喂猪，它要喂人。
下面该说烧豆浆了。烧豆浆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和烧开水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如果烧豆浆真的和烧开水一样，我还啰唆什么呢——乡下人在劳作的过程中时常会创造出一些奇妙的“花式”，如同调酒师在酒吧里所做的那样。烧豆浆也能烧出“花式”。聪明的女人在炉膛里玩花样了，她们不会让炉火处在炉膛的正中央，而是让炉火在炉膛的内部左右摇晃。由于摇晃的节奏被把控得恰到好处，豆浆的受热既均匀又不均匀了，形成了规律，这规律传递到锅里的豆浆上，豆浆就开始摇晃。随着温度的提高，摇晃的幅度越晃越大，都能出锅，但始终也不会出锅——这有意思么？这没有意思。可又是有意思的。劳动里头有许多神奇的东西，只有最出色的劳动者才能够发现它。无论劳动是一件多么艰苦的事，天性乐观的劳动者都能从劳动当中寻找到乐趣，比方说，让豆浆在锅里头摇摇晃晃。
烧好的豆浆被盛到一个大水缸里去了。做豆腐的所有秘诀大概就在这个环节。豆浆是不可能凝结的，然而，用石膏水一“点”，豆浆就成豆脑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豆腐的“嫩”和“老”全在这里。对豆腐，贫苦的乡下人还是讲究的。毛泽东说，中国农民最大的理想就是“菠菜豆腐汤”，理想嘛，当然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它。
把豆腐脑盛进事先放好纱布的模型里，用杠杆一压，豆腐就做成了。比较下来，压百叶要吃力得多，还是用杠杆，大人们甚至把自己的体重都用上了。我一直想在磨坊里帮点小忙，帮着压一压百叶什么的，可我的体重太轻了，一点也帮不上忙。我只能去干点别的，那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我去宣布消息。磨坊的门前，也就是“洋桥”的边上，立着一根竹篙，竹篙的最顶端还捆着另一根竹篙。只要用绳子一拉，捆着的竹篙就竖立起来了在两根竹篙的最高处，有一个草把。当那个草把出现在遥远的高空时，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出豆腐啦！
草把在高空摇晃，出豆腐了。这是我们村激动人心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这算不算“魂牵梦绕”呢？可能算，也可能不算。我个人并不十分喜爱“菠菜豆腐汤”，可是，把我的童年和少年全部算上，我也没有吃过几回。毛泽东就是伟大，他发现并指出了我们的理想。“土豆烧牛肉”算什么东西，哪里有“菠菜豆腐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