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孩子哪里能见到什么“大场面”？可也说不定，我就见过“大场面”。我见过盛大的水利工地。
“水利工地”是一个书面的说法，在口头上，我们一律都叫作“挑河”。为什么说是“挑河”呢？那是因为我所见到的水利工程都是人工的，无论这条河有多宽、有多长，它都是农民一扁担、一扁担“挑”出来的。“挑河”的工地太壮观了，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的场景。
就在1974年或1975年的冬天，离我的老家大约五六公里的地方，我们县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修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现在还在，叫雄港。对了，我们县还有一条与雄港并行的运河，叫雌港。
挑河只能在冬季。这个时候是农闲，这个时候雨水也不多。
我记不得是谁提议的了，反正是穷极无聊的时候，一个小伙伴突然提议说：“我们去看工地吧。”也没有商量，我们就出发了。在乡下，五六公里的距离不算近了，但我们只用了小半天的工夫就抵达了。在我还没有看到工地的时候，我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场景”浩大的阵势：鼎沸的号子声，还有满天的烟尘。我得到了感染，小跑着爬到高坡上去了，只一眼，我就傻了，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不敢想象我能在“一眼”里头看到那么多的人。全是人。是的，这是“县里的”工程，它动用了“全县的”劳力。河床笔直，又宽又长，在纵情延伸，一直延伸到我看不见的远方。挑河的民工呢？同样延伸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方。张岱在《湖心亭看雪》里说，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是的，在最远处，人只有一“粒”那么小，卑微了，不值一提。可是，因为量的巨大，那些小小的、卑微的“粒”既是蠕动也是**漾。粒粒皆辛苦。
除了人，工地上满眼都是旗帜，那些红色的旗帜写着黄字，其实是编号。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旗帜在冬天的风里飘扬，鞭子一样摔摔打打。它们在清晰地提示我：浩**的人流表面上是混乱的，暗地里井然有序，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没有一条腿会走错方向。
浩**的人流不只是有组织、有秩序，最重要的是有**。在红色的旗帜之外，我很快就发现其他的彩旗了，这里头的名目相当繁多：党员先锋队、共青突击队、青年突击队、青年敢死队、妇女红旗队、月流动红旗、周流动红旗。我一直以为，把竞技体育的方式移植到集体劳动中来，是我们的一项重大发明。我们的劳动不只是强调劳动的对象和成果，同时还强调劳动的竞技性，是比。看谁更玩命，看谁更不惜身体。
我不能不提号子声。人多带来的必然是势众。声音并不嘹亮，但是，雄浑，像动物的低吼；当然也宽广，从我的脚下一直延续到天边，是绵延的呼啸。就在这绵延的呼啸里，河床两岸的人在对流，一部分向上，一部分向下。冬天的空气被他们迅捷的穿梭弄得发热了，灼气逼人。我只能说，“蚁民”这个词好，一粒一粒的。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说法是蛊惑人心的：改造山河。我相信我们的山河可以得到改造，好坏不论，我们的山河的确也得到了改造。改造山河的是什么人？是“蚁民”。没有比这更好的概括了。他们是深色的，通身洋溢着不洁的体气。他们庞大的数量汇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能量。“蚍蜉撼树”，这是真的么？这是真的。你永远也不要担心他们完不成他们的“愚公移山”，他们的繁殖能力是惊人的，“我死了之后还有（更多的）儿子，儿子死了之后还有（更多的）孙子”。不用担心的。
有许多词，比方说，“人山人海”，比方说，“啸聚”，比方说，“人海战术”，比方说，“惊天动地”，这些词在我的脑海里从来都不空洞。它们有依有托。这个依托就是我对水利工地的记忆。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过一阵子左拉，说实话，左拉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文字的拖拉令人厌倦，他一点也不节制，他几乎不加选择，逮着什么就写什么，不厌其烦。但是，左拉对小说有一个贡献，那就是他对大规模“场景”的有效描述。作为“自然主义”大师，他是笨拙的，刻苦的，用功的。在这个问题上，现代主义作家差不多都是懒汉，他们不屑巨大的场景，他们脆弱，神经质，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战。他们想一想那个吵吵嚷嚷的“场景”都嫌累。他们是艺术家，他们没有体力劳动者的彪悍体魄。他们的肩膀上方没有“气焰”——他们写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