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外面做错了事，有人来告状，做父母的动手打孩子，这有什么可说的么？
当然有。
来告状的如果也是孩子，这个不严重，哄几下事情就过去了。
特殊的情况总是会有，来告状的不是孩子，而是对方的父母，尤其是母亲。这一来事态就不一样了，当事人需要认真地对待。一个严格的父亲，或者说，一个持家有方的母亲，通常会把自己的孩子拉到天井里来，当着告状的人，厉声呵斥，“骂”，然后打几下。打几下不解气，只能下狠手。在父母亲决定下狠手的紧急关头，告状的人出面了，阻拦。父母亲“挨着”告状人的“情面”，只能作罢，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并表示“下一次”会如何如何，最终原谅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最常见的“场景”。
我来说一说这个“场景”里头的逻辑关系：“骂”其实是父母亲的道歉，“会说话”的父母会利用骂孩子的过程充分表达自己的歉意。“打几下”则是父母亲的试探，可以了么？可以了。孩子犯错了，父母的“态度”极为重要，要打。“下狠手”往往是父母亲做最后的表态。而告状人的“阻拦”呢？体现出来的则是宽厚，是恕道。哪里能真的打呢。事情到此为止，散了。干戈有了，玉帛也有了。一切照旧。
既然有常态，那就必然有异态。
异态一般出现在“下狠手”这个要紧的时刻。有些告状的人心胸狭隘，觉得自己的这一方吃了亏，不肯出面干预。这一来麻烦大了——教育孩子又不是踢足球，怎么可以做“假动作”呢？这等于把对方的父母往绝路上逼。架势都拉开了，只能真的下狠手，真的打。
做父母的永远偏向自己的孩子，所谓“护犊子”就是这么回事。可对方来告状了，又不肯阻拦，只能真打，打过来打过去，做父母的也会心疼，会冤，会恨，又停不下来，怎么办呢？
有些父母亲是这么干的，把孩子从天井里拉到外面，寻求舆论的支援。一边打，一边骂——这个骂带有交代事态的意思，等于在告诉公众，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打孩子。这个骂还有让大伙儿评评理的意思：就为了这么一点事，你（告状的人）还有完没完了？
厉害的角色在任何地方都有。做父亲的当着告状人的面，能把孩子往死里打。告状的人看不下去，只能出面阻拦。母亲呢，则反过来拦住告状的人了，还说风凉话：“打！打死他！打死他这个没见识的东西！打死他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都给脸了，还不要脸，该打！”做了母亲的女人就是这样，话里头很可能有话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往往变得不可收拾，味道会变得很坏，明明是告状的人有理的，有理的一方反而尴尬——我怎么就这么容不下一个孩子的呢。
有时候就是这样，打的明明是自己的孩子，却也是对方的脸。很不好看。这就叫“杵人”——拿着棍子往对方的胸口戳。
我见过许多打孩子的“场景”，聪明豁达的人最终总是能把“打孩子”变成一种有效的沟通，严肃，也其乐融融。反过来呢？事情被闹得很大，能导致围观，这时候最受伤害的一定是两个人：一、被打的孩子；二、告状的人。事后都没法相处了。
不要小看了“打孩子”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这里头最能体现乡野的人文景观了。乡下人的处世智慧、邻里之间的礼仪、人与人之间的收放和进退，都在这里头。因为“约定”，所以“俗成”，都风俗化了。在骨子里，我们的农民是儒家的，他们没有读过《论语》与《孟子》，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它存活在农民的肌肤里头。乡下人的简易“儒学”其实就是两样：律己，恕道。
“会”打孩子的技巧正是体现了这两点：律己，恕道。两者缺一不可。但无论是律己还是恕道，都需要两方面的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会”打孩子的人一般也“会”告状，告完了，还能完好无缺地保住双方的脸面。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确保我们的生活朝着健康和友善的方向发展。
所谓的风俗，所谓这样的“场景”，不过是传统的又一次演义而已，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但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它的评判标准，也就是价值，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