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这句话既是实情也不是实情—那些东西能叫作“政治”么？我看不能。那就是胡闹。
在那个胡闹高于一切的年代，现场大会隔三差五就会来那么一次。如果现场大会的规模过于宏大，现场大会又可以被叫作万人大会。万人大会用十六个字就可以描述了，正如白云——宋丹丹——女士所说的那样：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现场大会的地点从不固定，有时候在这个村，有时候在那个村，有时候直接就到了公社。
我记不得我总共参加过多少现场大会了，那可是需要我们学校倾巢出动的。每一次的启动仪式都一样：立队，训话，喊口号，出发。
我想我该说说我自己了。在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乡村大地上一个小小的看客。现在不一样了，现场大会或万人大会来了，我不再是看客。我要发言，说得牛气一点，我要“讲话”。
可以推算，我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不足六周岁。所谓发言，其实就是背诵。我的母亲告诉我，我第一次发言的表现并不好，因为害羞，我的头一直低着，右手在拨弄上衣上的第二个纽扣。声音也不够洪亮。
我至今都是一个害羞的人。当然，没有人相信。别人不相信是因为别人见不到我内心的样子。我害羞，但是我痛恨我的害羞，我一直在克服我的害羞。
我平生第一次失眠大概就是在我六岁的那一年，我接到了发言的通知。附带说一下，现场大会或万人大会是“人民”的大会。什么是“人民”呢？工、农、商、学、兵。工、农、商、学、兵的代表都发言了，这次大会就成了“人民”的大会，当然也就成了“胜利”的大会和“革命”的大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个。
我是学生，也是红小兵。换句话说，我一个人可以拥有两个身份，“学”和“兵”。同时拥有多种不同的身份在政治上是占便宜的，你会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有机会”上台发言的原因。
这里头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右派”，我母亲的地位就显得很尴尬——她可以是“人民”，也可以是“敌人”。这一来她的“态度”就显得尤为要紧。母亲必须“积极”。她的“积极”最终落实在了我的头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我多登台、多发言，这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好事情。母亲不可能把这些告诉我，她在接到通知之后会为我写好发言稿，她说一句，我学一句。我可以背得很熟，但我做不到“声情并茂”。直到今天我都做不到“声情并茂”，那会让我很难受。我反对“声情并茂”。
一个六岁的孩子哪里能承受这样的重任？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选择是退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际上，我没有退路。母亲用抚摸、食物和“大道理”来鼓励我。母亲说出了许多烈士的姓名他们连死都不怕，都牺牲了，你怎么可以害怕呢？
我承认，在现场大会的前夜，我是焦虑的。我睡不着，睡着了也不踏实。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忘词”。但是，我哪里能知道呢，现场大会是如此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没完没了了。慢慢地，我好了。和革命烈士比较起来，我不仅没有“牺牲”，我甚至都没有受伤，哪儿都好好的，这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的胆量是被逼出来的，大约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应付万人大会的现场了。现场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和眼睛。麦克风把我的声音送出去了，我在台上可以听到空阔的回声。那是我的童声。我很害羞，我也很虚荣。如果你的虚荣有足够的马力，害羞就不再是一个问题。它是可以克服的。
父亲告诉我：“面对一个人和面对一百万个人是一样的。”我没有见过“一百万”个人，我见到的只是黑压压的人头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当一个孩子走上讲台并站到一张凳子上的时候，他的嘴巴终于可以够着麦克风了。全场鸦雀无声。“人民”是喜欢我的，我也很享受。
1986年的9月9日，作为学生代表，我在母校扬州师范学院的教师节上发言。我不能忍受台下的吵吵嚷嚷，我停下来了，环视四周。因为不期而然的安静，会场里慢慢地静下来了。我对着麦克风说：“请老师们不要再交头接耳了。”我的举动让我的辅导员很生气。他没有批评我，他一直像我兄长那样关心我的成长。但辅导员的表情在那儿，他很生气——我做错了么老师？我没错。
我要说，我不会感谢“文革”。我不会认为是“文革”锻炼了我，让我拥有了在公众面前说话的能力。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在“文革”阶段上过无数的台，发了无数的言，但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我只是一个传声筒，一个工具。我的作用和麦克风里头的电流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在我二十三岁之前，换句话说，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我在台上总共就说过一句自己的话：“请老师们不要再交头接耳了。”就这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已经结束了，我估计只此一句的普通“人话”我都说不出。背诵从来就不是说话，朗读也从来就不是说话，这是两回事。
说话不是别的，只是表达自我。自我在前，表达在后。
我要感谢我的母校，扬州师范学院。我的专业是师范，将来要当老师的。我在毕业之后要站在讲台上说话的。扬州师范学院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是，我一直为我的中文系骄傲。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训练是多么的严格、多么的系统啊，很科学的。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们每一天的上午都有说话训练。我还想说，我是幸运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迎来了“思想解放”，环境相对是宽松的。那是一个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的时期，我们这一代学子都在尝试着做自我，表达自我。回过头来看，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问题又来了，我这个“老革命”发现，离开了背诵和朗读，我在公共场合依然是“不会说话”的。每一次在公众面前“说话”我都害羞得要命。最终帮助我的是逻辑。我尝试着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寻找到有效的、清晰的逻辑，逻辑至今都是我的工具。逻辑只是方法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想说，逻辑也是世界观。信口雌黄的人无论拥有多好的“口才”和“感召力”，在我这里永远都得不到信任，更不可能成为朋友。
作为一个经历过无数现场大会的人，我不得不说，“真正地”表达自我和“有效地”表达自我，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