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猶豫，該不該把《襪子》這一章寫下來。要知道，如果把時光倒退到四十年前，在蘇北的鄉村，一個少年的腳上穿著一雙襪子，其囂張與嘚瑟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今天的少年開著他的保時捷去上學。好吧，且讓我虛榮一回、嘚瑟一回，我要寫“襪子”了。
穿襪子是一件大事。寫穿襪子必然也是一件大事。依照常規，在描寫大事之前，作者有義務交代一下大事的背景。
1957年，我的父親成了“右派”。我要簡單地說一說1957年，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年份——你得時刻留意你說的話。如果你有一句話沒有說好，或者說，你有一句話讓做領導的不高興，那你就麻煩了，你會成為“壞人”。那個時候的“壞人”是很多的，所以，有關“壞人”的概念往往不夠用。不夠用怎麽辦呢？造。“右派”就這樣成了嶄新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新概念壞人”。
我的“右派”父親終於被送到鄉下去了。一同前往的還有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教師，她沒有說領導不愛聽的話，她也許說了，但領導沒有聽見，這樣一來她依然是一個左派。左派最大的好處是什麽呢？她和右派做同樣的工作，右派顆粒無收，而左派每個月可以領到二十四元人民幣。二十四元人民幣，放在今天都買不來一杯卡普奇諾。可就是這杯打了八折的卡普奇諾，它使我的母親成了“大款”。你完全可以這麽看——1964年，在我出生的時候，我其實是一個富二代。太嚇人了。
交代來交代去，我說的意思隻有一個，即便是一個倒黴到底的“右派”家庭，在物質上，依然比那些“農家”要好一些。在任何時候我都要說，沒有人比中國的農民更不幸。他們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他們無法言說他們的不幸。他們的不幸曆史看不見，看見了也不記錄。實在需要記錄了，他們已經是屍體了，作為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