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连续三次招生的缘故，这年北大开学很晚，一直到十月底新生才陆续入学完毕。
已经是秋风扫地、黄叶飘零的时候了。北京的四季中，秋天向来最令人舒适。天空遥远空阔，蓝得晶莹纯净，不掺一点杂质。偶尔有几朵白云悠然地飘过，仿佛北京城内那些手托鸟笼、闲闲地逛来逛去的老少爷们。鸽哨在空中扬得很响，余音颤颤，鸽群掠过的巨大阴影在一座座四合院顶急速摇动，视线里便觉得大地波动一般。槐树榆树的叶子都是从下部黄起，一层一层变浅，变绿，仅仅看顶部会以为还在夏天，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色彩效果，仿佛是有人着急渲染而成。卖柿子的小贩在北大校门附近排成一个长条，每人面前搭一个木板，把柿子一只一只垒出宝塔的形状，扯开嗓门吆喝：“三子两！两三子！”那柿子有的青绿，有的青黄，有的桔黄，大小相同，色彩各异。青的脆甜，黄的糯软，买主各有各的喜爱。花三个铜子吃上两个，又饱肚又解渴，家境贫困的大学生们常来光顾这些摊子。也有卖山楂冰糖葫芦的，红得透明发亮的冰糖山楂扎起一尺多长，一支一支排列在稻草把子上，那种晶亮的色彩在蓝天下格外诱人。可惜买主不多，这是姑娘媳妇和孩子们喜爱的东西，穿长衫的大学生拿在手里未免可笑，况且不能吃饱肚皮。
如同一尾小鱼滑进了大海，启民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里畅畅快快地游来游去。生活是跟从前完全两样了，便是所看、所听、所说的也都是那么新鲜诱人。启民脱掉他的白帆布西装裤，跟当时北大的绝大部分学生一样穿上一件蓝色大褂，肘弯里夹一本洋装书，成日里在教室、图书馆和公寓之间往返奔波，步履匆匆。
上课了，启民像所有听话的好学生一样，早早就端坐在教室里等候。然而等上五分钟甚至十分钟还不见教员露面。有人不耐烦，起身就走了。也有人在座位下面大声跺脚。启民一声不响，心里却是在替那个教员惭愧。后来教员终于夹了大皮包匆匆进来了，并没有惭愧的意思，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转身就在黑板上唰啦唰啦写下这节课该讲的题目。久而久之，启民便也习惯了这种随便。
有些课，事先会发下来崭新的讲义，字迹印得清清楚楚，飘散出浓烈的油墨香味，有些课，自己记笔记，不记也可以，不会有人管。记得过于认真勤奋，反会被别人用不屑的口吻贬为“低能”。有的教员夹一只大皮包上课，站上讲台就把教材、笔记、提纲等等摆出来长长一列，然后一节课有半节课是在往黑板上吭哧吭哧抄下密密麻麻的单词、符号、重点问题及公式，临走拍着沾满白粉的双手，显出一副不负众望的满足。有的教员却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粉笔碰都不碰，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宇宙说到人类，从猿人说到生物遗传，两片薄薄的嘴唇活像蜘蛛的嘴巴，源源不断吐出来一串串名词，长得无边无际，把教室的空间尽数填满。
课程当中，除了一些必修的之外，可以自由选修，跨系跨科都行，只要选够学分。因为当时文科教授更加有名，启民出于兴趣也出于好奇，选了好几门文科课程。老同学指着一些人告诉他说：这个穿宽袖大袍拖了辫子的是辜鸿铭——凹眼高鼻，身上有一半洋人血统，号“Thomson”，这是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这是孔教会会长陈汉章；这是梁漱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穿“鱼皮鞋子”的是刘半农；手提大皮夹的是钱玄同。学生当中还有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启民睁大眼睛，一个一个仔细望着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心里便涌出一些庆幸，觉得当初投考北大是做对了，否则怎能有这样的眼福？又觉得这些人也不过是平平常常，外表上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能写出那些与众不同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中，思索得比别人更多罢了。
他勤奋地奔波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像只小小的蜜蜂，不知劳苦地飞来飞去，这里停停，那里嗅嗅，碰到合他口味的就拼命吮吸。他冷眼观察那些口若悬河、夸夸其谈这个那个主义的同学，觉得他们过于风度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倒是白白浪费了这样的读书年华。从童年时代就有的、出于对父亲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厌恶，这时候转而变为一种好奇、一种探究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的执著和认真，除了功课之外，一切能找到的杂志他都愿意翻翻看看。《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都看得津津有味，且不抱偏见，认为各家之言均有道理。
闲暇的时候，启民喜欢跟同房间的刘仁结伙去中央公园透气。
严寒的北方冬天过去了，启民已经脱掉棉袍换上夹袍。他觉得皮肤微微发胀发痒，像是树木在生长的时候要努力绽开枯萎的表皮一样。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一切公式定理几乎是过目不忘，本科课程对他来说毫不吃力，他有很多空暇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他奇怪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样聪明强记，小时候他本是笨拙迟钝的孩子。
北京的春天照例风沙弥漫。偶尔不刮风的时候天空便显出少有的晴朗，光亮，柔顺，能够想象到手摸上去时滑软的感觉。成排的街树一片新绿，“吊死鬼儿”用一根长丝从树上长长地垂挂下来，在风中悠悠****。偶尔失手掉下来，在街上蠕动爬行不足片刻，便会被行人车辆碾成一泡绿水。掉得多了，满街都是一摊一摊黄黄绿绿，斑斑斓斓，有点叫人恶心，却也因为是春天的标志而原谅了这肮脏丑陋。孩子们拖在后面的“屁股帘儿”还没有被大人摘掉，满街奔跑的时候，那些破破烂烂的布片就飘扬起来，仿佛北京街头的旗帜。老爷儿们袖着手儿一排排地站在墙根晒太阳，辫子像一根细细的老鼠尾巴拖在背后，面孔哆哆嗦嗦地扬上去，像是在看天看云，又像是什么也没看见。有时候那绿色的“吊死鬼儿”拖了长丝在他们鼻前兀自上下忙碌，他们竟也不为所动，一副平心静气，出神入定的模样。
“你应该经常跟社会接触接触。”走在街上的时候，刘仁这么说他。刘仁比他大几岁，说话行事像他的大哥，平素对他相当关照。
“啊，怎么接触呢？”启民有几分惘然。”要学的东西这么多，还能出去闲逛吗？再说我这个人生性拘束，不善跟生人交往。”
刘仁拍拍他的肩背：“这不是理由，老弟。社会正在大动**大变化之中，你能感觉到吗？欧战快要结束了，目前形势已经很明朗，同盟国必败，协约国必胜，世界眼见得就要走向新的和平、民主和自由。国内呢？虽说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但是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了，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个口号的实现不是没有希望。你不是很欣赏‘牺牲’这两个字的吗？何以不把自己投入进去，真的去牺牲牺牲呢？”
“看吧，或许能做点什么。”启民望着刘仁一笑，模棱两可地说。他心里想，博爱平等，要做到这个谈何容易，中国的恶习太深。连父亲这样曾经是革命勇士的人都退避深宅，养花弄草，这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吗？
说着想着，已经到了中央公园。不算很短的一段落，两个人走起来竟不知不觉似的。
那时候，中央公园几乎是北京大学生的天下，一眼望过去，来来往往全是穿蓝布大褂和白衫黑裙的男女青年。衣着很朴素，夹在腋下的洋装书却是五颜六色的，给这个色彩暗淡的公园点缀了活泼和情趣。大部分的人成群结伙而来，无非是借这块清静地面讨论一些问题。偶尔会看见独处一隅的学生，自顾自抱着一本外文书在念，雷打不动地专心。也有一些来谈恋爱的年轻情侣，却是难得见到他们的身影，鬼知道钻到哪个角角落落去了。
启民和刘仁在公园门口分手，各人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启民慢慢地踱到来今雨轩，找了一张空着的藤椅坐下来。跑堂的伙计影子一样马上就出现在他旁边，操着拖腔拖调的北京话问他要点什么？他想也没想，就说：“来瓶汽水吧。”
跑堂的很高兴。来这里闲坐的大学生中，舍得掏钱喝瓶汽水的真不是太多。
伙计去拿汽水的当中，卖报的小孩已经趁空插上来了，当天的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等等一大摞子堆放在他面前。按规矩，在这里看报并不要掏钱买下，送到你面前，你就随便翻阅，临走拿一个铜子压在报纸上就行，卖报的可以把这些报纸再送给别人去看。一个铜子能看到各地新报，倒是十分经济的办法，有些人单冲着这个也要每天来这里坐上一坐。
翻开时事一栏，今天各大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苏俄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消息。苏俄为巩固国内形势，集中力量消灭白俄叛军，希望德国能够停止对俄国的进攻。德国则急于摆脱两线作战的局面，增兵西线，对付英、法，也同意与苏俄和解。但是和约的条件相当苛刻，德国要从苏俄割地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索取赔款六十亿卢布。苏俄领导人能够横下心来签订这样一个屈辱的和约，是要有相当勇气和眼光的。《晨报》惊呼苏俄领袖雄才大略，舍得丢卒保车。《益世报》则分析说，苏俄领袖绝顶聪明也绝顶狡猾，因为此时欧战局势已经逐渐明朗，美军一旦投入战斗，德国必败无疑，到那时和约内容根本不会兑现，苏俄是用一张空头支票换来自己的喘息和生存。
启民喝完最后一口汽水，把散乱在桌上的报纸收拾好，掏出一个铜子压在上面，起身走出来今雨轩。随意地走到长美轩，看见本校一伙人在那儿争论什么问题，一个个激动得面红耳赤，如同好斗的公鸡抖擞了羽毛似的。再一看，刘仁也在其中。刘仁思想活跃，喜欢找人辩论，标新立异。他自己说，他这人平常脑瓜子不见得十分好使。只有面对一个辩论对手，双方唇枪舌战的时候，他那一脑子细胞才变得万分活跃，机智敏锐，妙语迭出，如同一根利鞭，直要将对方抽得体无完肤才肯罢休。
启民在长美轩外面站了一会儿，听着刘仁滔滔不绝述说现代年轻人应该排除的各种弱点：心理上的——求学目的错误，悲观，感情不专，意志薄弱，情性太深，眼光太浅，猜疑，没有同情心，迷信，自私，虚荣，嫉妒，孤僻；态度上的——没有真正研究同批评的态度，没有受人研究同批评的度量，观望，浮嚣，武断，骄傲，盲从，不诚恳，消极，不反省，不公开；行为上的——破坏，敷衍，矜夸，无意识，罪恶，“各色”。
“你这么说，是把国民的一切弱点都强加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方面大耳、满脸忠厚模样的学生提出抗议。
立刻有人表态支持刘仁的观点：“怎么？你敢保证这一切弱点在你身上并不存在吗？任何一个人如果敢于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你的自身就是一个罪恶的深渊！你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你便不可避免要沾染社会的一切恶习……”
刘仁挥挥手，根本不容别人插嘴，继续刚才的话题，又提出学生应该创造自己的生命，塑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要博爱、互助、平等、自觉、革新、精确、自决、实行、奋斗、勇敢、牺牲、持久、诚恳、创造、发展。他一口气说出这么多的名词，毫不需要停顿思考，仿佛这些词儿与生俱来待在他的肚子里，并且排好了队列，只需要像抽丝一般往外提抽一样。仅仅因为这种纯熟流畅，他就已经把在场的学生镇得目瞪口呆。
启民和刘仁回到学校时，天色已近黄昏。两个人干脆在校门外的小面铺里各吃了一碗炸酱面，然后回学生公寓去。
这间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启民和刘仁之外，还有一个文科学哲学的汪东河。此刻门是锁着的，可见他还没有回来。
“恐怕还在图书馆干活儿呢。”刘仁说。
汪东河是工读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帮学校做些杂事，赚取生活费用。这一阵他在李大钊先生的图书馆里找了事做：负责新书登记和编目。对于工读学生来说，这样的事情实在算是美差，活儿轻松干净不说，兼顾着还能把所有刚来的新书看个大概，有想借的好书也能优先借到手。这全是因为刘仁的帮忙。刘仁这人虽说有点好斗，却是生就一副古道热肠，朋友又多，上至校长，下至一年级新生，没有他不认识的。他听说图书馆要找人做杂工，去跟李大钊先生一说，果然就成了。
汪东河自己并不感谢刘仁。这家伙天生脾气古怪，模样阴沉凶险不说，性格也冷漠得出奇，一双细小的眼睛总是戒备地盯着别人，嘴唇终日紧闭，鼻翼下意识地**不停，像是嗅来嗅去的狗。他从来不肯为别人做点什么，别人为他帮了忙，他倒反过来怀疑这人的用心，似乎人家是在他身上有所图报，弄得人相当扫兴。刘仁算是熟知了他的脾性，所以并不计较什么。
同宿舍的三个人中，启民是世家子弟，其父为民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刘仁是湖南人，家中广有资财，只没想到儿子在外面思想激进，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汪东河家在山东，父亲早年去世，母亲苦心经营一个小烟铺，风雨飘摇，朝愁暮食，家境最是贫寒。这样，汪东河身上自卑和自尊两种心理都极度膨胀，对富家子弟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视，时时怀疑别人会嘲笑他，看不起他，敏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跟他住一间宿舍，我就总是紧张。”启民有一次这样对刘仁诉苦。
“那是你神经过分脆弱。”刘仁笑着打趣启民。
启民承认是这样。他佩服刘仁的修养，这家伙热情大度到了能够宽容一切。大约刘家的老爷子给儿子取名叫“仁”是有所期待的吧？
进了房间，便闻到一股跟外面空气不同的闷得太久的人味。毛巾脚布胡乱地挂在屋角，桌上地上书架上满是洋装书线装书，乱七八糟。三个人的床铺，只有汪东河**整整齐齐，启民和刘仁都是胡乱把被子往床脚一堆了事。床板本来就窄，床里边又被书本衣服之类杂物占去三分之一，人被挤得可怜巴巴，仿佛成了屋里多余的东西。
“这屋里实在太不像话。也幸亏没有女性光临。”刘仁皱皱眉头，解嘲地说，一边试图去收拾他自己的床铺。这儿摸摸，那儿弄弄，结果只是把被子从床脚挪到床头，依归是胡乱堆成一团。
“在家里谁替你收拾房间？”启民问他。
“当然是女佣。”
“瞧，你自己口口声声宣传劳动至上，自己的床铺都料理不好。”
“这就叫本性难移呀。”刘仁哈哈大笑。
启民走过去打开窗户。一股春天黄昏里特有的温馨气息吹了进来，隐隐还嗅到飘散在空中的迎春花的香味。楼下有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过，宽大的长衫在暮色中飘飘拂拂，脚步缓慢而又沉重，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步态。
门咚地一下被撞开了，人高马大的汪东河立在门口，把一个圆鼓鼓的包袱可劲一摔，那包袱皮球一般骨碌碌直滚到他的床下。
“是什么？”刘仁惊异地问。
“衣服。”汪东河硬邦邦地答了两个字，便一屁股在他床边坐下，顺便将那包袱往里面又踢了踢。
“衣服怎么往床底下放？”
“不放床底下放哪儿？是脏衣服。从明天起我要当洗衣妇了，给人家洗衣为生。”汪东河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就用眼睛在启民和刘仁身上轮番扫视，观察这两个人的反应。
启民自然不愿招惹他，依旧靠在窗上，只把身子转过来，一副且听下文的神气。刘仁知道汪东河的脾气，也不便过多询问，只淡淡地说：“编目录编得厌烦了吧？换个事儿做做也不错。”
汪东河见启民没有反应，只好把挑衅的目光直对住刘仁：“从明天起，脏衣服的气味会充塞这间屋子，肥皂水会淌得遍地都是，碰上阴天下雨，衣服只好晾在屋里，抬头看到，睡觉看到，站起来更加要碰到，这种无聊的生活哲学你受得了吗？”
刘仁宽厚地一笑：“相信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不见得吧？你自己的衣服不是从来都送给别人去洗的吗？”
“不，也是从明天起，我决定自己来洗。”
一时间汪东河似乎无话可说。然而启民注意到他的鼻翼掀动得异常频繁，这是他心里火气没有发泄出来的标志。果然，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忿忿地说：“李先生组织了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帮子人天天在图书馆里晃来晃去，我实在受不了。我对那些人讨厌之极！”
“何必这样。”刘仁不以为然地望望他：“主义不同，信仰不同，这是各人的自由，你为了这个辞职不干，改做洗衣工去，不是可笑吗？”
汪东河双手抱紧脑袋，显得很烦躁也很痛苦。“我是可笑，对不对？你们都觉得我可笑，对不对？可我无法忍受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在我耳边高谈阔论。他们才真是可笑，那些口口声声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比我还要可笑。你看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昂的样了，仿佛社会主义是世间唯一真理。什么狗屁？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国家，要政府，要强权吗？有这三样东西，世界就根本不能进步，照旧是有人统治，有人被统治；有人享受，有人受苦；人和人之间完全不能均等。这不是根本上的社会主义，不是不是。政府是世间罪恶的根源，但凡政治存在，腐败和堕落就不能避免，人民就永远不能得到绝对的自由。我不要听那些人的夸夸其谈。居然李先生也在当中摇旗呐喊，更叫我不能忍受。怎么回事？那些人都是怎么想的？我搞不懂。”
“倒是我搞不懂你怎么想的。”刘仁不客气地说。“你信奉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照我看完全是幻想，是乌托邦。你们偏激得过分了。社会的发展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将来的社会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劳动者不得食，容不得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但是消灭国家消灭政府这不可能，绝对的自由也不可能。现代人不能回到原始的群居生活中去，正如你已经这么大了就不能再回到娘胎里去一样。”
“有强权就没有平等，你不能否认这个现实！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爬上统治者的宝座罢了。新的权力者会比旧的权力者更加凶残，更加贪得无厌，可恨的是你们还要打上‘人民’的旗帜，虚伪到了极处！”
汪东河说着说着就站立起来，一步步逼近刘仁，双手在他面前激忿地挥舞，显出一副情绪冲动的样子。刘仁熟悉了这位室友的脾气，并不吃惊。只是因为下午在中央公园已经跟人作过一番辩论，现在很是疲倦，不想再跟汪东河争执，就笑了笑，说：”今晚这是怎么啦？雷鸣电闪的，是气候变暖影响情绪？密斯特杨，你一向不参与任何政治任何主义，你应该给我们作个公正的裁决。”
启民笑了笑，两条胳膊向后撑开，手肘搁在窗台上，说不管信奉哪种主义，首先要让中国强盛起来，才能谈到其它。干吗不学学人家美国呢？美国是个最重实际的国家，人家没对这些主义感兴趣，可是偏偏就强盛得快，如今世界上谁敢欺负它？照我看，开工厂，修铁路，学习现代技术，才是第一要紧的事，其余都是空谈。”
汪东河从眼角瞥了他一下，哼哼着说：“典型的折衷主义。”
“瞧，又出来一个‘主义’了吧？”启民摊摊手，显得无可奈何。
随着春天的到来，学校也一天天变得振奋热闹。除了李大钊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外，又成立了“新闻研究会”、“雄辩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启民以为刘仁一定是“雄辩会”的成员，谁知他一转身却参加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忙着办夜校、办识字班去了。刘仁说他这也是受了启民的影响，要想为中国干点实实在在的事。
学生当中有了消费公社、储蓄银行、食劳轩；有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社，造型美术研究社；音乐传习所是规模最大的组织，自琵琶、二胡以至钢琴、小提琴、小号、黑管各种西洋乐器，都聘有专人教授；想学骑术的有马让骑，想学武艺的有拳师来教；唱昆曲、摄影、围棋、象棋……但凡想得起来的活动，无一样不是有会有社，搞得热热闹闹。最出奇的是在一间大教室里，摆上若干个蒲团，推行一种“因是子”静坐法，任何人有兴致都可以进去打坐一番，尝尝修身养性的滋味。又有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以及“不饮酒，不食肉、不抽烟”为戒条的“进德会”，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发起人，一成立，入会的教职员多到五百人，把会长忙得不亦乐乎。
真是春天了呀，这般的闹盈盈，热烘烘，欣欣向荣！
这年北京的春天也格外和暖，往年到了这个季节，从内蒙古风沙刮来的黄纱便大发**威，铺天盖地一片浑浊，三尺开外不见人影，弄得人们干什么都没了兴致。这年春天很是例外，风沙稍稍刮过两次，刚把日头遮住便偃旗息鼓了。树木花草于是拼命生长，满城里一片翠绿，做巢鸣叫的鸟儿都比往年多了好多。
五花八门的社会集闭，真正是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了，是应该陪着“因是子”去静坐呢？还是陪着蔡校长不吃肉？学钢琴很时髦，练武功却更加过瘾，哪样对国家、对自己更加有利？风行一时的易卜生名剧《傀儡家庭》中，娜拉果断地离开海尔茂走出家庭，倒是痛快，可是她能走到哪里去呢？她如何维系自己的生活呢？是“读书不忘救国”还是“救国不忘读书”？是“回到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呢，还是“到民间去”？当真谈主义的是鹦鹉，是留声机，谈问题的才是博士？怎么博士也谈“实验主义”呢？究竟是“实验主义”好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好？
启民在一连串的问题面前徘徊不定，拿不出主张。他内心深处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兴奋，像竹笋要钻破土层一样跃欲试，急不可耐，那种渴求和希望竟顶得他心头发疼。然而自小养成的压抑和孤寂的性格又限制了他的行动，不让他为所欲为，使他不得不与这一切活动保持距离。他感到痛苦，小时候造成这痛苦的是他父亲，现在却是他本人。他看到了自己的性格缺陷却一时无法打破它。
热心的刘仁成天忙于社会活动，宿舍里除了睡觉难得见到他的影子。汪东河自从当了储蓄银行的“老板”之后就不再替人洗衣服了，近来又跟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吴雅晖有了交往，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他们那班人因为主张不要国家也不要家庭，所以纷纷把自己的姓氏砍去，互相只称呼名字。汪东河也声称他不再姓汪，只叫东河，强迫启民这样喊他。偶尔大意犯了忌，他便不高兴，冷眉冷眼地望着启民，仿佛怀疑启民是故意捣蛋似的。启民一方面好笑，一方法又佩服他的真诚和敢说敢做。这样，启民便在相比之下越发痛恨自己的彷徨徘徊、优柔寡断。
暑假里，启民和刘仁结伙儿骑自行车到天津去。一是为了锻炼意志，顺便为自己的体格做个鉴定，二是准备搞一些社会调查，主要是了解民众疾苦。这事是刘仁竭力怂恿着启民干的。刘仁暑假里不打算回湖南老家，又闲不下来，便提出这么个有趣的事情。启民本来无可无不可，架不住刘仁那张嘴巴三说两说，也就说动了心，答应去了。
夏季的北京实在称得上一个有特色的漂亮城市。一处一处红墙琉璃瓦在绿叶丛里衬得格外华贵富丽，翘起的屋檐凌空飞跃，动感强烈，蓝天白云中如展翅的大鸟。槐树榆树杨树一律披散着湿发，朝着路人投出一个一个绿色的微笑，精灵一般。启民和刘仁各自蹬一辆英国造自行车，从卢沟桥过丰台再往南行。大路平坦而且空旷，他们沙沙沙蹬得飞快，觉得这种日子又诗意又自由，于是就想起了游**世界的吉卜赛人。当时自行车在北京还是少见的稀罕物，在郊区和农村更是出奇，一路上引得两边割草玩耍的孩子们大呼小叫，撒开脚丫子追着自行车奔跑，一边抓起石子或者泥块向他们扔去。他们回头对孩子们扮个鬼脸，又故意把车子蹬得东扭西歪，孩子们越发得意洋洋。等到众多的泥块草根呼啸着飞上来的时候，两人却互相丢个眼色，脚下猛一使劲，自行车哧溜一下子冲出好远，早过了孩子们的投掷范围，把他们气得嗷嗷直叫，于是启民一手扶车把，一手把大拇指和食指圈起放进口中，快活地用力一吹，吹出一声响亮的唿哨。
路过一个小集市的时候，两人眼睛往四下里一瞥，就见到路边有个卖甜瓜的木头架子车，卖主是个十六、七岁的梳大辫子的姑娘，粗眉大眼，笑模笑样的，挺讨人喜欢，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了车，会意地一笑；站到她面前去了。
“怎么卖呀？”
“三子两！”姑娘殷勤地回答，一边就伸手替他们拣出两只皮色金黄的瓜来。“尝尝吧，不甜不要钱。俺自家地里种的，使得都是圈肥，吃口好着呢。”
“来两个吧。”刘仁摸出几个铜子，扔在她的车上。
“要去皮吗，您二位？”姑娘望着两人的那身打扮，犹豫起来，仿佛不知如何侍候这两位穿着时髦的买主才好。那天两人都穿的是白帆布西装裤，启民是一件泛了黄色的杭绸褂子，刘仁则是灰色的柞丝绸衬衫，都戴了白色凉帽，的确是又时髦又阔气。
“不用了。”启民看到车上备有一桶凉水，就把两只甜瓜放进去洗了洗，递给刘仁一个。自己手里的那一个，他掏出手绢擦擦水，又放在鼻子上面嗅一嗅瓜的香味，“咔嚓”咬了一大口。
姑娘笑了起来。她觉得两个买瓜的少爷挺逗，一点儿也不想到应该做出点斯文的样子来，倒跟那些拉车赶驴的粗人差不多爽快。
“家里没有兄弟什么的吗？怎么叫你出来卖瓜？”刘仁边吃边问。
“三个妹妹两个弟弟，都小呢。”
“父亲呢？”
“父亲要忙地里的的营生，哪顾得这个！”
“日子过得还好？”
“凑合着呗！您问这个干啥？”
“随便问问。”
“敢情！”姑娘伶牙俐齿地反击他：“您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呀，打问这些！”
“他是学法律的大学生，未来的律师。”启民替刘仁介绍说，“他想搞点社会调查，收集一些资料。”
“啥？”姑娘不经意地说，“俺只想多卖几个瓜钱。”转身又去招呼别的买主去了。
启民和刘仁对视一眼，笑了笑。刘仁说：“看来我们这一趟出行很难有收获了，调查对象不予合作！”
“再走走看吧。”启民说。他本来对这件事不算特别热心，此刻上了路，却又觉得无论如何要有点收获。他是个喜欢把事情做到底的人。
两个人一手抓着甜瓜，一手推着车子，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走了一圈。卖东西的人寥寥无几，也就是些瓜果菜蔬，乡里土产一类。很少几个人在讨价还价，为一两个铜板争执不休。昨夜一场暴雨，地上积了一汪一汪雨水，人走车辗，留下遍地腐烂的菜叶和牲口粪便，太阳一晒，臭烘烘难闻。靠马路的那块高地，被一个卖大力丸的摊子占住了，摊主赤了膊，露出一身黑得发亮的腱子肉，正将肚皮拍得啪啪山响，嘴里连说带唱，一副泼皮模样。一群光屁股孩子围住几个唱凤阳花鼓的叫花子，第一个上场开唱的竟是个瞎了眼睛的老头。“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老头衣衫褴褛，嗓音沙哑，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直瞪瞪对着天空，半天也不见转动一下。同伙的几个人木头桩子一般站在旁边，脸上不带一丝表情，仿佛陷入一种肃穆的冥想中似的。
“怎么样？你有什么感觉？”刘仁问启民。
“同是人类，此刻在巴黎伦敦纽约那些地方，盛大的酒会舞会或许正在**，豪华的服饰和场面是我们想也无法想的。”启民说。
“所以呀，患难的中国走向何方，是如今每个年轻人都要思索的问题！”
启民摆摆手，不让刘仁说下去。旅途中大谈政治前途什么的，他觉得过于严肃了，会破坏兴致。
从北京到天津，坐火车只要两三个小时，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却花了三天。第三天傍晚，眼见得天就黑下来了，离城里还有不少路程，他们又累又热，便打算找个地方住一晚再说。
恰好前面就有一座青砖白墙的建筑，两个人以为是客店一类，走过去一看，门口挂的牌子却是一所修道院的慈善机构：育婴堂。
“哈，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启民又好气又好笑。
“既来之，则安之。混进去住一晚再说。”刘仁兴致勃勃。
启民吓唬他：“别让修女把你当人贩子捆起来。”
“我这样子，像吗？”刘仁指指自己的打扮，颇有几分自得地说。
玩笑归玩笑，事实上天已晚了，他们也实在是疲惫不堪，看起来附近又没有什么可以投宿的地方，只好决定进去碰碰运气。
大门是关着的，他们支好车子，就走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胖胖的，模样还算随和的英国女人，褐黄色眼睛，眉毛淡得发白，面孔红润得要往外渗血。
“哈罗！”刘仁笑嘻嘻地用英语招呼她。
英国女人立刻显得热情了许多，很客气地问他们有什么事？刘仁就说明他们是北大的学生，骑车旅行到天津，路过这里，想借宿一夜。
“哦，我想我该去问问院长嬷嬷才行。二位稍等片刻可以吗？”
“那当然。”刘仁说。
英国女人转身走了，走的时候没忘记把门又关紧。启民和刘仁无可奈何地靠在门口，一边一个，相视而笑。
“这个可恶的老处女！”刘仁笑着骂了一句。
“别这么说，人家对你不是挺客气吗？”
“什么客气？无非看我们能讲几句英文罢了。要是穷苦百姓来，你就看她们那脸色吧。”刘仁自嘲地说。
“这没办法，谁叫人家是强国？说来说去还怪我们不争气，好好的地盘让给人家去占。”
正抱怨着，门又开了，那个胖胖的英国女人很客气地请他们进去。
“是院长同意了吗？”启民问她。
“是的。院长玛丽小姐还想见见你们。”
“哦！”启民对刘仁撇撇嘴。
玛丽小姐是个五十多岁的，猛一看几乎辨不出性别的女人。她身材高大，胸脯扁平，脸上线条硬得十分严厉，总是一副不苟言笑、沉思默想的模样。见了启民和刘仁，她仅仅是出于礼貌的问了他们这一路的情况，以及有关北大的一些人所皆知的事情，就再也不打算说些什么了。启民和刘仁于是赶紧告辞出来。
“这才是个可恶的老处女呢。”
刘仁捅捅他的手：“当心！这些修女大概都懂中国话的。”
启民吐吐舌头，望一眼挺着胸脯走在前面的英国女人。她正领他们到住宿的房间去。
一路上看到不少育婴堂里的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三四岁，一个个虽说穿得还算整齐，却是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望而知是极度的营养不良症。
“说是育婴堂，其实是一群不花钱的童工呢。听说育婴堂里的孩子们从五六岁就开始做工干活儿。”刘仁忍不住小声告诉启民。
“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来。”启民说。“列强们若真是对中国人慈善，也就不会有八国联军开进北京的事了。”
“倒又是一个社会调查的内容呢。”刘仁兴奋起来：“本是无意识闯进了这个地方，看起来闯得实在应该，是不是？”他热烈地望住启民。
这家伙，到哪儿总是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得吓人，启民想。
然而修女们却不放他们自由走动。那个貌似和善的英国女人总是亦步亦趋地盯住他们，表面上是客气和殷勤，暗地里提防他们到这里来是别有用心。这就更加惹得刘仁的好奇心大发，跃跃欲试地要偷着往各处去窥探一番。
后来他们终于趁上厕所的当儿溜了出来，从两排住房的边门穿过去，到了后院。此时天色已经黑定，因为地处天津郊区，整个修道院里都不见电灯，只在这里那里点了一些油灯蜡烛一类照明物。所有的孩子都被召集到一个大屋子里做晚祷，后院里便空空****悄无人声。他们一间屋一间屋地看过去。有的屋子锁了门，没锁门的也因为屋里没有灯，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他们闻到铁锈和新鲜木料的味道，推测这是些手工作坊，是供孩子们日夜劳作的地方。再往前走，依次是厨房、牲口房和洗衣房等等。洗衣房里点着灯，从门口冒出来一团一团白色的蒸汽，还有一股浓浓的浆水和布料被熨烫之后的味道。刘仁扯扯启民的袖子，他们就急步走过去。
灯光下见到一个年背姑娘在替修女们熨烫那些黑色长袍。热气一团一团冒上来，把她全身都包裹在当中，看不清她的面庞，只见到一个模糊的头部轮廓，秀美异常。启民和刘仁靠在门口不动。热气渐渐散尽之后，姑娘的眉眼清楚起来。灯光下觉得她面色黄白，双眉略锁，显出一种不尽人意的愁苦和忧郁。然而即便这样，在她身上和脸上依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质上的美感，使她置身于这个简陋的洗衣房和这些油灯、熨斗、搓衣板之中显得极不协调，宛如一片乱七八糟的垃圾堆之中忽然挺立出一株白杨，纯净柔弱，超凡脱俗。
“天哪，修道院里居然有这么个安琪儿！”刘仁轻轻一声赞叹。
刘仁的声音使那姑娘猛然一惊，她急急地抬起眼睛往这边探寻，眼神里带了恐慌和不安，受惊的小鹿似的。
“秋明！”启民不由自主地心里叫出这个名字。是的，是秋明！他认出来了，一点不错，就是三叔家的养女秋明。奇怪，她怎么会跑到天津来？怎么会落到这么个鬼地方，当上个洗衣女工的差使？
此时启民顾不得跟刘仁说什么，几步冲进门去，站在秋明面前，兴奋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秋明望着眼前这个衣着时髦的年轻人，先是吓得一声不响，后来终于认出来是启民，又满面通红，话语未出，一双眼睛已经是泪水盈盈。
“秋明！”启民急切地叫她的名字：“秋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秋明泪汪汪地看着他，喉头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启民想，秋明兴许太激动了，一时半会儿镇静不了，三个人站在这儿也不是个事情，倒不如先回住处，叫秋明过一会儿也去，那时再慢慢说话。他便把这个意思对秋明说了，又告诉秋明他们今晚住哪个房间。秋明只是连连点头，眼泪含在眼睛里始终不掉，越发叫人觉得楚楚可怜。
启民回过头，拉起刘仁的胳膊就往外走。刘仁早已被这一幕相见相识的情景弄得莫名其妙，此刻跟着启民出了洗衣房的门，连忙问启民是怎么回事？启民觉得秋明和他们家里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加上刘仁又是他最好的朋友，便索性从辛亥革命之后的上海说起，把三叔当年怎么买下秋明后来又收秋明当养女的过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刘仁听完之后拍手叹息道：“我说这女孩子怎么有股子与众不同的气质，原来还是满清王族家的小姐呢！倒是命运坎坷得很，令人同情。”
“怎么不是呢！”启民说，“她天资聪颖，性情又温柔，全家的人都喜欢她。三叔一直在供她读书，听说已经考进省城女子师范去了，不知怎么又飘泊到了这里？倒是个难解难猜的谜呢。”
两个人在房间里对坐着叹息了一番，就商量要把她带出这个地方。秋明千里迢迢从江海平原到了这里是个偶然，修道院育婴堂是口窒息人性的棺材，秋明这样的女孩子岂能久留？
正说着话，门上响起了轻微的叩击声。启民跳起来说：“她来了！”脸上不知怎么就发了红，心也跳得快了些。刘仁便坐在那里不动，笑眯眯地望住启民。
启民刚把门打开，秋明一侧身子闪了进来。“好像有个嬤嬤看见我了。她们睡得晚。”她神色紧张地说。
启民带几分怒气说：“看见怕什么？又没有偷她们抢她们。这些魔鬼一样的女人！”
“不，你们走了以后，她们会迁怒于我的。你不知道她们……”
“我们要带你走。”启民望住她说。
“啊，你是说……”秋明显然没朝这方面想过，一时竟有点不知所措。
“这是我的好朋友刘仁，我们是同学。”启民指着刘仁对她说。
秋明对刘仁点点头。虽然在这样的急迫和困窘中，她的面容依旧沉静安详，带着那种说不出来的幽秘。刘仁心中不免又是一阵感叹，觉得上帝既造出如此可爱的一个女孩，就不该让她沦落在这里受苦。
刘仁端个凳子让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开水。窗户开着，风把油灯的火苗吹得忽闪忽闪，那光亮便在她脸上造出一种若即若离、变幻莫测的奇异效果。她端端正正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手指修长柔软，看起来还没有被洗衣服的碱水浸泡变形。她的一双眼睛在灯光下漆黑如墨，温柔幽静，并不显出过分的激动。
启民先说了自己和刘仁是怎样闯到这里来的，然后就急切询问秋明的遭遇。他凭直觉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但是秋明沉默了好久，终于不肯说出有关她的一切。她只说她是到北京来找启民父亲来的，她的养父养母给了她路费，叫她到北京来考学读书。
启民大为惊讶，他万万想不到秋明是出来投奔他父亲的。“那怎么会落到这里？”他说，语气显得很激动。
秋明轻描淡写地说，路上她相信了一位甜言蜜语的太太，结果那却是一个妓院老鸨，那老鸨在火车上就想把她偷偷卖给一个军阀做妾。幸亏一位好心小姐相助，她在济南偷偷混下车逃跑了。当时她钱已用光，准备走着到北京去，走到这个修道院附近昏倒了，院长玛丽小姐发现了她，叫人把她弄到育婴堂里救醒。因为她会说一点英语。想想凭一双脚也难走到北京，便留下来在这里做工，她打算做个一年半载的仍然要想办法往北京去。
“那还不如明天就跟我们走。”启民迫不及待地说。秋明既已说明是要去北京找他父亲的，他就更觉得自己帮助秋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玛丽小姐不会放我就这么走的。”秋明目光幽幽地说，“她救了我，我便有义务为她做工，起码短时期内要这么做。”
“那就逃吧。”刘仁笑眯眯地插了一句。
“对，逃吧，来它个不告而别。”启民兴奋起来，一跳跳到门口，拉开门，探头往四面看看，不见有人，便又关了门说：“你今晚去收拾一下，把你的东西送到这儿来，明天混在我们的背囊中带出去。然后你假装买东西或者什么的，空手走出大门。我们在大路口等你。”
秋明想想觉得可以，就抿了嘴微笑。这是刘仁和启民今晚第一次看见她笑，两个人都觉得秋明的笑容中有一种异常肃穆和温馨的美，仿佛夏日池塘里静静开放的荷花。
第二天早上，启民用一件长衫把秋明的衣物包起来，胡乱夹在怀里，和刘仁一起去向玛丽小姐告辞。玛丽小姐请他们回到北京后代她们宣传宣传育婴堂这个慈善机构。还说，她们这所修道院属于英国天主教会，这一点千万别搞错。启民心里想，他要告诉人们的只是这句话：中国的孩子但凡有一点办法都别进育婴堂。不过当时他未免有点心怀鬼胎，克制着让脸上始终保持愉快，以防使这位严厉刻板的修女生疑。
那个面孔和善的英国女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大门，看着他们走远，又把门关上。临别的时候她还客气地说一声再见。这回启民忍不住笑起来，心里想，八辈子也不见你们才好。
两个人倚住自行车在路口等了好久，秋明总算慌慌张张地来了。问她怎么过这么久？她说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心里怕。又说总觉得有点忘恩负义的意思，心里怪不自在。
“干吗要不自在？”刘仁说：“当初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哪有见死不救的理？何况她们是天主教徒，讲究慈善这两个字。依我说，你在里面当了这么多日子的洗衣工，有多少情也还得差不多了。”
秋明频频回望育婴堂那座院落，催促说：“快走吧。”
启民知道她心里还在害怕，赶紧招呼刘仁上路。两个人轮换着用自行车带秋明，不过两个小时就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他们把自行本作为货物托送，当即又买了三张火车票回北京。骑车旅行的事就这样有始无终地结束了。然而当启民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望着秋明那张年轻的、交织了不安和期待的面庞时，他又从心底里感谢刘仁当初想出来的这个主意，感谢上天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在最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带回了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