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踏上黄浦江边轮船码头，第一眼看见父亲的时候，启民的心便忽地沉了下来，他明白了他一辈子不可能跟父亲相亲相爱。
以前娘那么兴高采烈要到上海来见父亲，他便以为他也是这样想的。见了父亲以后他才明白以往的想法都是幻影，是娘强加在他身上的意志。他不喜欢父亲。
那天父亲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礼服，头戴礼帽，手里松松地握一根金属手杖，满面春风，派头十足，跟启民当时的悲伤心情，跟他前天在那个小客店度过的凄风苦雨的夜晚实在实在不能调和。也许便是因为这个，刚下轮船的启民油然产生出强烈的抗拒心理。这最初一瞬间的见面奠定了启民和父亲日后相处的感情基调，任什么也难以抹去。
那一个冬天上海阴雨绵绵，父亲租用的两层小楼里难得见到阳光。满楼里弥漫着潮乎乎的水气，摸到手里的东西都像是在地下室里贮存了很久一样，又冷又湿。父亲给启民买过一双黑得发亮的胶鞋，启民把它们扔到床下面去了，他说他讨厌那股胶皮的臭味。他总是懒洋洋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胳膊肘儿和衣服的下摆常常把茶杯一类容易砸碎的小玩意儿扫到地上，弄出惊心动魄的响声，吓得李妈扎撒着两手急慌慌走来，又唠唠叨叨地走去。他站在地上那堆白花花的碎瓷面前，一动不动，两只眼睛挑衅地望着每一个走来看视的人，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决斗的架势。启华说他变得像只小狼，目光里有股子吃人的意味。
他自己也觉得他成了一个笨拙的、愚钝的、不讨人喜欢的孩子。
有一天李妈在阳台上晒衣服，偶尔看到街对面一家花园里的李花、桃花开得茂盛一片，喜欢不迭，忙把启民喊来看花。
“春天到了呀。是春天了呢。”李妈感叹地说。
大概是桃花李花勾起了李妈浓烈的乡情，她便开始絮絮叨叨跟启民说起了春天家乡地里都有些什么花，尤其说到油菜花的黄色多富贵、多鲜亮、多娇嫩！说到启民小时候去摘油菜花，被蜂子蜇了嘴的事情。“你又跳又哭，还追着你娘问会不会死！你娘说你不会死，那蜂子才会死呢，你又哭起来，心疼那蜂子。”
他懒洋洋地听着这一切，忽然脱口问了一句：“要是娘不来上海，她会不会死？”
李妈顿时脸色发白，一把捂住启民的嘴，前前后后看了又看。“阿民阿，乖儿！你不能问这个话！叫你爹听见了，他该怎么想！他不会高兴的！”
“我不要他高兴。”他回答。
“唉呀，小冤家！小冤家呀！”李妈连声叹气说。
父亲偶尔有一天来了兴致，要带姐弟两个去看戏。这件从未有过的新奇事情让启民、启华着实高兴了一阵，那天他们早早吃了晚饭，换上会客的衣服，就坐马车出去。
父亲带他们去的是十六铺夏月珊、夏月润兄弟的新舞台，那时候上海已经开始有人用白话新戏宣传爱国思想，夏氏兄弟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亲自到日本请来布景师和木匠，把茶园式的带柱方台改成半月形舞台，又布置了新式舞台布景，很受市民欢迎。父亲那次带我们去时，新戏《黑籍冤魂》正在上演。那戏写的是当时的富翁故意叫儿子抽鸦片烟，以为用一根烟枪栓住儿子，就可以保住万贯家财。那家的少爷于是从翩翩少年变成鸠形鹄面的烟鬼，最后堕落到拉黄包车为生。一次车上拉了一个妓女，他忽然发现妓女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戏演得曲折有致，**迭着**，看得启民十分入神。戏演到一半的时候，新舞台老板扮演少爷的名角夏月珊忽然从后台走出来，打手势叫戏暂停，把一枚黑色炸弹举在手里让大家观看，然后慷慨激昂地说：“这是刚才一个烟土老板叫人送到后台来的，他以为用一只炸弹就能吓倒我们，他是妄想！戏要演，毒也要抗，拯救国人出火坑，我们义不容辞，决不退让！”夏老板训练有素的嗓音把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落地作响，使观众们反响十分热烈。戏当即就接着往下演，演员演得来情绪，观杂看得当真，当时的气氛真是令人感动。
然而新戏看过几次之后启民就感得兴味索然了，当初的新鲜感被随之而来的厌倦冲得精光。启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干什么。父亲送他上了学校之后，他很快就被陌生的环境和同学包围，以至于时时刻刻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他有时感到憋闷，透不过气来，憋得头昏眼花，虚汗涔涔；有时又感到愤怒，对姐姐大叫大喊，故意破坏家里的东西，把写字用的墨汁涂了一手一脸。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他身体中埋藏着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力，埋藏着超乎常人的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这种非凡的气质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悄悄萌芽生长，冲击着他的精神和肉体，使他焦躁不宁，无所适从，一如小鹿在春天长角的时候头顶奇痒难熬一样。只是他自己还无法明白这一切。
那正是在革命前夕的紧张日子，父亲不是把人约到家里关起房门密谈，就是坐了轿子出去，至晚才归。父亲出门总是穿西服带领结，在家便穿一件和服不像和服、袈裟不像袈裟的细布褂子，显得不同凡俗。父亲的脸是方形轮廓，皮肤呈黄褐色，嘴唇稍稍发紫发乌，大约是常年抽烟的缘故。一双眼睛大而有神，深藏在眉骨下面，叫人很难从眼神里猜出什么。这就叫启华、启民更加无法跟他接近。
偶有空闲，父亲喜欢把姐弟两个叫到身边，给他们讲些历史故事。讲得尤多的是明末清初几个著名思想家的事情，如顾炎武，如王夫之。启华是女孩子，自然对这些不感兴趣，觉得父亲的故事枯燥无味，还不抵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好看。启民似乎听得也不很专心，东张西望，哈欠连天。父亲心里暗暗有些不悦。有一次父亲在读《东华录》，顺便就给他们讲了一段书中记载的清代“文字狱”事件，启民听了忽然发表议论说：“明朝亡于清朝，还不如亡给李闯王。”
父亲大为惊讶。这句话出于一个十岁少年之口，确实不凡。父亲想，这孩子看上去木讷笨拙，心里边倒是很有主见。在清朝将亡未亡、民国将兴未兴之际，这孩子忽然到了他身边，也许就是天意，是注定了要继承父亲大志的。从此父亲对启民刮目相待，着意培养他对政治的兴趣，希望儿子将来做个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那段时候父亲他们正在商量成立一个“共进会”，浙江路一个叫“清和坊”的妓院是他们常常碰头的地点。父亲为了让启民见识这些场面，有时就把他带在身边。
父亲一进妓院的门口，照例总有姑娘上前迎接。姑娘仿佛是固定不换的，是个三十出头不算年轻的女人，瘦溜溜的身材，脸色煞白，双眼漆黑，又涂着红艳艳的嘴唇，色彩对比强烈得有点触目惊心。那女人穿一身枣红衣裙，头上插一朵同样颜色的绒花，手指头被烟灰熏得焦黄，走起路来又轻又飘，像浮在水面上滑行的幽灵似的，把启民看得目瞪口呆。
“噢哟哟，还是老你常常记着我们。”她总是尖起一副嗓子，眉开眼笑地对父亲说话。跟上来就打洗脸水，端茶拿瓜子，用一双指头焦黄的手在父亲肩膀上又捏又捶，然后让出房间。这时候，如果父亲的朋友只来了一个，他们就横着躺在姑娘**交头接耳说话。如果再多，便拉开桌子搓麻将，边搓边说话，输赢不管，反正那钱到最后还是各自认领回去。
妓院里的空气终年到头污浊不堪。鸦片的香味和劣质酒的辣味混杂在一起，奇特难闻。房间用薄薄的木板隔成一小间一小间，勉强摆得下一床一桌。光线幽暗，大白天也要点灯点蜡，油烟熏得房顶黑黑一片。无论什么时候从走廊走过，都可以听得见两边房间里传出来的****的笑声和猥亵的话语，足以使一个正派的孩子脸红心跳。那些一时还没有客人来找的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在走廊里闲逛，嘴唇涂得鲜红，翘起两根染了红指甲的长长的手指，把一枚瓜子送上舌尖，舌头灵巧地一顶，黄黄的牙齿上下一嗑，“嘎”地一声轻响，两片瓜子壳轻飘飘地飞出嘴唇，掉落在地上。嗑的人多了，嘎嘎的声音便此起彼落，热闹非凡。
到了妓院不为嫖妓的客人，恐怕只有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了。他们是为的在这里碰头议事方便，少被别人注意。即便这样，启民也还是从心里不能接受。他远远站在父亲身后，用阴沉沉的、仇视的目光望着那些油头粉面，装腔作势的女人，他总觉得她们有一天会夺走他唯一的父亲。偶尔她们用留着长指甲的尖尖的手指碰他一下，他便尖声大叫，把碰过的地方又擦又掸，像是那地方沾上了粪便。她们对他可笑的举动哈哈大笑，他便涨红了面颊，鼓起腮帮，像只正在憋气的青蛙。父亲也跟着笑，边笑边对人说，他这儿子好样的，不爱美人爱江山，将来是个人物。
父亲再一次要带他去妓院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再不踏进那个鬼门槛一步！父亲说；去也有好处，在那里会学到人生。他却把头摇得跟个泼郎鼓一样。父亲只好作罢。
父亲自己也没有想到，儿子那晚的缺席却成全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姻缘。
以往接待父亲的那个面色苍白，双眼漆黑的女人择夫从良了，老鸨眉开眼笑地告诉他说，今晚派给他一个头一回接客的雏儿，为这小姑娘鸨母花了大钱，请人教她学琵琶学昆曲，想要把她**成全上海头一块牌子，让清和坊也风光风光。
那天姑娘穿的是一身月白色软缎袄裤，紫红丝绒镶边，胸前用紫红丝线绣了一片梅花，斜斜地撒满大襟，无比高雅秀丽。姑娘梳的是齐眉刘海，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松松地垂在背后，柔软滑腻。姑娘肌肤细嫩，白皙如玉，一张瓜子脸清瘦薄削，楚楚动人。细眉弯弯，双眸细长，涂过胭脂的双唇娇艳无比。她轻移莲步，袅袅婷婷，低眉垂眼站在父亲面前，脸上的神情如怨如诉，看得父亲心疼欲碎。父亲问她是哪方人士！如何进得此馆？姑娘一句话不答，距父亲不远坐下，轻抚琵琶，肃穆地唱完一段小曲。姑娘那双在琵琶上灵巧翻飞的纤纤细手把父亲搅得目眩神迷，父亲明白自己再不能离开她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被这个秀丽忧郁的江南女子打败。他倚在太师椅上，在昏黄的油灯下一动不动凝视着她，觉得过去四十多年的岁月在飞速地浓缩成一个点，又飞速地离他远去。他们就这样相对而坐，她为他唱了一夜小曲，直唱得喉咙喑哑，嘴巴发木。她庆幸她的第一个客人只喜欢听她唱曲，又奇怪他何以不坐戏园，却花了大钱来听她的不入流的小唱。而他只顾静穆听唱，早已把那晚来到此院的本意忘得精光，害得几个共进会同志在门外等了半宿才走。天亮以后父亲起身离去，临走丢下一句话，叫姑娘从此不要再见另外的客人。父亲拿出平生积蓄，又东奔西走找朋友借钱，出了一笔吓人的高价替姑娘赎了身，把她娶回家中。那已经是夏末秋初的事了。
家里从此多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会弹会唱、纤弱文静、用来取代娘的位置的女人。婚礼那天启民失声大哭，用指甲狠狠剜自己的手心，关在房里不吃不喝也不肯出来。他恨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跟父亲同去，如果去了，他一定会想办法让父亲不去注意新来的姑娘，更不会由着父亲在姑娘房里听上一夜的弹唱。他真是个笨蛋，又笨又傻！他恨死了自己！
婚礼过后不几天，李妈就向父亲提出来要走，要回家乡，哪怕回去替太太守坟，她是这么说的。
“李妈不走多好！你走了我会想你的。”启华吊在李妈脖子上撒娇。
“再不走，李妈憋也要憋死啰。住不惯，一点点也住不惯。”李妈搓揉着两只大手说，“你们想想，你们的娘死了都快有一年了，也不知道坟做得怎么样，要不要钱呀什么的，不去看看我是真不放心。你们的爹他是新派人物，不讲究这些，我们总还是老家出来的人，总还要讲讲老规矩。”
总之，李妈摆出了一连串理由，说明她非走不可。她是自在惯、野性惯了的人，狭窄的木板小楼和弄堂让她觉得无处可走，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和穷讲究也让她看不入眼，再加上没有河、没有菜园子，没有鸡鸭猫狗，她便觉得诸事都不方便，也少了很多乐趣。
但是还有一条，还有最最重要的一条，李妈没有说。他说不出口。可是启民知道。他明白她是为了继母进门而走的。
“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不是恨她？”启民的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满含愤怒。
李妈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摸着他的头说：“要说恨，倒也不到这个地步。这两天我细细考察，你这个继母人并不坏，也是苦人家出身，将来你们恐怕倒还能处到一块儿去，真正像一家子人那样。只是我木能在这里。你懂吗？阿民？我不能在这里。我服侍你娘半辈子啦，我们主仆两个处得跟姐妹一样啦，冷丁把你娘换成了她，我这心里呀，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想来想去憋屈得慌。我并不是恨她，真不是恨她。人老了都要恋旧，我不过是恋着你娘罢了。你既猜透我的心思，就帮忙去跟你爹说说，叫他放我走路。阿民，好孩子，日后你们一家能过得和和气气，我也就高兴了，我还是眼不见为好。”
就这样，李妈到底是走了。
这件事对启民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从老家出来以后，李妈一直是他最亲的人。姐姐天性快乐，是个不知忧愁的娇憨女孩，启民有话宁肯对李妈去说，他们互相能够理解。现在少了这个说话的人，启民便觉得身边空空****，白天晚上更加孤寂难捱。
他把一切过错归结在年轻的继母身上。如果没有她，李妈不会走，父亲也还是父亲，生活会照原来的老样子过下去。可是现在呢？你瞧瞧吧，父亲对他们姐弟两个简直看也不看了，有空就钻到继母房里，咕咕哝哝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启民怀疑继母是在对父亲说他的坏话。有一天午饭后父亲例外地没有出去。启民去上学时从楼下继母房间的窗户前走过，无意间往房间里瞥了一哏，就见继母那张新买的西式双人大**帐帏低垂，隐约可见父亲和继母在**侧身拥抱的背影。启民一瞬间里头昏眼花，血液都像要凝固一般，居然有一种即刻便要死去的感觉。
她是个坏女人！她迷住了父亲！启民绝望地想。他站在楼前，手脚冰凉，仿佛末日来临。他忽然又想到了娘，娘过去也曾经这样和父亲拥抱吗！娘要是不死，父亲现在也会这样跟娘亲热吗？多可耻，多可怕，又多可恨啊！
从这以后他除了对继母的抗拒之外，又多了一层莫名其妙的妒嫉。他背地里对启华说，继母是个迷人精。启华奇怪地问他怎么这样说她？他自己倒先红了脸，讷讷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启华教训他说，你最好别管父亲的事，大人的事你不懂，你管不得。启民心里很生气，忿忿地瞪了她一眼，就跑走了。他发誓以后再不跟启华说这些事。她是个傻瓜。
难得的是继母却一次又一次地对姐弟两个表示亲近。她给启华定做了一身漂亮的西洋式连衣裙，还给启民买过一支价格昂贵的水笔。启民本想扔掉，后来到底没有舍得。她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总要给他们分一些，从来不肯独自享受。只是启民把这些东西都送给隔壁人家的小狗吃了，弄得那小狗一见他就亲热万分。有一回他和继母擦身而过时，继母伸手要来拉他，他把肩膀一甩避让开了，把继母吓了一跳。他回过身去，挑战般地望着继母那张尴尬失望、不知所措的脸，望着那张脸慢慢地由白变红、眼睛里又涌出泪水，心里先是得意洋洋，而后不知怎么又觉得有些心虚、歉疚。
他看出来继母的孤独和沉默。虽说父亲多情多义，对她百般怜爱，然而父亲在家的时候毕竟不多。继母终日静坐房中，悄无声息，偶尔在口中轻哼一段昆曲，声音也无比忧怨哀凉，叫人不忍卒听。每当这时候，启民心中对继母的抗拒又转而为同情。不管怎么说，继母毕竟不是那种张牙舞爪、刻薄厉害的女人。
有一天黄昏，启民在书房窗前就着夕阳的余光习字，忽听楼下继母房间里传出来琵琶的声音。那琵琶弹得柔弱缠绵，如泣如诉，每一个乐句结束的时候声音便袅袅若无，仿佛融入温馨的暮色之中，又变成柔情似水的晚霞，金灿灿地铺洒在窗前他的习字本上。他丢下毛笔，跑下楼去。继母的房间半开半闭，启华正倚在房门口听得发呆，见了启民连忙摇手叫住他不要出声。他们肩靠肩地挤在一起，听那琵琶声有缓有急，忽明忽暗，在这个古老的木头小楼里飘飘****，仿佛身在梦中。房间里还沁出来一股淡淡的焚香的味道，跟启民童年时候在祖母佛堂里闻惯的味道一样，熟悉得令他浑身发抖。
暮色渐浓的时候，琵琶弹出最后一声轻响，轻得如叹息一般。启华拉着启民推开房门，他们惊讶地发现继母手抱琵琶，泪流满面。继母那张薄施脂粉的瘦削的脸上被泪水冲开两道浅痕，更显得哀哀无助。
“我们……”启华拉住启民的手，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想问问这曲子叫什么名儿？”
继母急忙掏出绸绢擦擦眼睛，望着他们淡淡一笑：“这叫《梅花三弄》。”
“啊！”启华点了点头，“真是好听呀。”
“多谢你们喜欢它。”继母客气地说，又是淡淡一笑，笑得有几分凄苦。
这天晚上，启华当着父亲的面提出来要跟继母学弹琵琶。父亲当然同意。启华天性聪颖，对于音乐似乎又有一种非凡的领悟力，学了不久居然就能弹出一些简单的曲谱。时已秋天，阳台上几盆上好的**开得黄灿灿一片，两个人就在这阳台上对坐弹唱。一个虽还年轻，却是饱经风霜，秀美的面容总带有几分淡漠，即便开口微笑，眉宇间也总在诉说作为一个女人的经历。另一个正要进入豆蔻年华，圆圆的脸孔如鲜花盛开，娇艳无比。笑口常开，脑袋不停地转来转去，显出一个家境富有的小姑娘常有的活泼娇憨。**掩映之下，这两个人的身影实在是情趣盎然，如诗如画，惹得启良常伫立一旁看得发呆。慢慢地，他心里便被一种柔柔的温情胀得很满很满，满得他甚至感觉到痛苦。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把一种感情在心里藏得很久很严实。他开始下意识地愿意看到继母，愿意接近她，跟她说话，体味她身上那种不同寻常的孤寂和清冷的意味。
一个偶然的机会启民发现继母会下围棋。这个发现让启民大喜过望。在老家的时候他曾跟着几个本家爷爷学得半通不通，到了上海没有人跟他玩这样东西，几乎忘得精光了。他当即要求继母跟他来上一盘。继母低着小小的头颅在棋桌旁边正襟危坐，精神专注得仿佛是在决策自己的生死命运，启民心里一个劲儿想笑。继母伸出两只尖细尖细的手指，轻轻拈起一枚棋子，在空中悬置片刻，又轻轻放下。启民看见了她手背上青筋跳动的节奏。黑子白子清清楚楚反映在她细长清澈的眼睛里，像是那里同时摆了一副缩得很小的棋盘。
几盘棋一下，启民已经能跟她杀个平局。而后他慢慢地把她变成了手下败将。他喜欢看她在认输之后偶尔露出来的孩子气的沮丧，这使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一种复仇的快乐。同时他却又在心里斥责自己不该对她这样。干吗还要这样捉弄她、敌视她、冷淡她？他不是已经开始喜欢她了吗？
反清革命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所有的人都闻到了空气中硫磺和硝酸的苦涩。父亲躲在书房里起草了一份《共进会宣言》，他把启民叫了进去，神情严肃地读给他听：
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百兆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当奋起，以雪累世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
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若同胞甘心恭顺，愿认贼作父，则示已矣；若不然者，当应抚胸自问，犹有热血，则杀我祖宗者，即在眼前，当必怒火中烧，应该挥刀直前，以图报复。昔时有齐桓公复为世之仇，宿恨云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气，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无论穷女老幼，不论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太平天国讨满檄文有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何其壮也。功虽未竟。亦其杰矣。我共进会当继承其志，以竟其未竟之功，然后可以上对祖宗，下垂后人，以齿于圆颅方趾之俦，皇天后土，实鉴断言，弟兄袍泽，有如此约。
“写得如何？读来还算慷慨激昂吧？”父亲问启民。
启民胡乱点头。他其实听得半懂半不懂，况且也没有在心里多想。
父亲和几个共进会的人有一回折腾了一夜，做出来几面旗帜。那旗用大红布料作底，从中间辐射出去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个黄色圆星，共十八个，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精神。父亲告诉启民说，这是当时革命军规定的军旗样式。父亲开始坐卧不安，茶饭不思，嘴里翻来覆去讲着两个字：“快了！快了！”启民认为父亲的神经已经绷到最紧张的边缘，任何一件意外的小事都会使他走向崩溃。
八月中秋刚过，有一天父亲带了继母和启华、启民去看梅兰芳的戏，忽然听到场子外面报童高叫“号外”的声音。父亲“腾”地立起，急匆匆挤出去买来一份报纸。当时场子里乱纷纷一片，人们交头接耳议论说，武昌发生兵变，被革命军占领了，恐怕要出大事了。父亲双手展开报纸，禁不住簌簌发抖。启民凑过去看，就见上面登着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一道“上谕”：
据湖广总督端澂电奏，革匪创乱，十九日猛攻楚望台，省城失陷，端澂约登楚豫兵舰，移往汉口……览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沟通，蓄谋已久，及端澂毫无防范，竟及祸机猝发，省城失陷。湖广总督端澂着即行革职，带罪立功。……并着军诸府陆军部迅派陆军赴鄂剿办，海军部加派兵轮督率前进，陆军大臣荫昌着督兵迅速前往……
父亲未及看完，登时满脸泛红，双目放光，炯炯如闪电，又如高烧病人的迷狂。终于他按捺不住一腔兴奋，“啊”地一声喷出一口长气，对继母说了声“先走”，起身就出了戏园。
犹如一个辛苦耕耘了一春一夏的农人，在秋天里开始收获一样，父亲现在也进入收获革命果实的季节。他神情亢奋，不吃不睡，脑子里日夜不停筹划各种事件，显出从未有过的精力充沛。启民每看到他，就想起那种在出发之前躁动不宁，昂头嘶叫的战马。父亲企图把他的兴奋传染给启民，不断地给他讲各地开始起事的消息，讲武昌起义之后一直没有停止的激烈交战。启民对这一切处之泰然。他冷眼观看父亲的行动，觉得这一切不知怎么都有点儿滑稽和荒唐的味道。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启民发着高烧睡在**，父亲吃过晚饭就出外。他忽然想起娘去世的那个夜里，那夜的枪声和火令他永生难忘，他模模糊糊地想：我也要死啦，我也要死在这个打仗的夜晚啦，跟娘一样，我会在不到天亮的时候死去……他十分难受，身子一个劲地往下沉没，像要沉下深渊，脑袋却昏昏沉沉往上飘升，天旋地转，星星和月亮扑面而来，顷刻之间就要把他撞得粉身碎骨。他惊恐地张口大叫，却感觉到怎么也叫不出声音来，喉咙被人扼住了一样。我要死啦……他又一次绝望地、模模糊糊地掠过这个念头。
这时候他感觉到眼前闪出一片红光，暖融融地，无限温柔地裹住了他。他费力地睁开眼睛，看见一枝蜡烛正在向前移动，火光飘飘忽忽，把屋里映得一片微红，宛如置身幻境。“这是怎么了？”他想，“也许是幻觉。人家说发高烧的人会有一种奇怪的幻觉。”然而他再一次用烧得通红的眼睛凝神注视时，他看见了烛光后面继母那张恍恍惚惚、半明半暗的脸。
“别怕，阿民，我来陪你了。”继母柔声说，把烛台在床前小几上放好，顺便就侧身坐到他床沿上，“渴了吧？想不想喝水？”
他闻到一股清凉甘甜的味道。紧接着，一片凉飕飕的东西触到他的嘴唇，他张口把它噙在嘴里。是一片刚刚削好的梨。他贪婪地吮吸嫩嫩的梨汁，觉得从喉咙一直凉到心里，舒服极了。
小楼里一片安静。突然，“砰砰砰”一连几下枪声，震耳欲聋。紧接着电灯熄了，满楼漆黑。启民听到启华在外面惊叫：“要打仗啦！”然后是佣人们慌乱的脚步声，黑暗里打碎了瓷器的炸裂声，乱纷纷一片。
启民闭上眼睛，口干舌燥，脑袋像是扣在一只大火炉里，火烧火燎。
“烧得这么厉害！”继母的手在他额角摸了一下，“明天要还不退烧，就去找南市那个德国医生来看看。人家都说那个医生很有本事的。”
他没有说话。继母的手摸在他额角上柔软冰凉，他闭上眼睛享受这片刻的欢愉。又是两声枪响。枪声很近，仿佛就在耳边，吓得他浑身猛一哆嗦，他本能地伸出手去，抓住继母的胳膊。此刻他完全成了一个懦弱胆怯的孩子，期望得到亲人的庇护。
“阿民不怕。”继母说，“是革命军在打枪吧？说不定就是你父亲的人呢，你听，响得多脆多气派！父亲在外面会保护我们的。阿民睡上一觉，明天一睁眼睛兴许就看到上海光复啦，你父亲他们做的旗子插得到处都是啦。”
启民在黑暗中疲倦地一笑。继母跟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是个不懂事的三岁孩子。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喜欢听她这么谈话的；就像小时候娘陪她睡觉时说话的语气一样。他迷迷糊糊地想，可惜她不是娘，她太年轻了，当娘的人不会这么年轻。
一夜平安无事。枪声响过两次以后便不再有什么声音，他们白白紧张了一回。
但是从第二天起，空气就变得异样起来。一到夜晚，热闹街市的饭庄、店铺都没有了电灯，路上行人稀少，家家关门闭户，景象萧条。有消息说，上海道已从昆山等地调来了好几营旗兵准备杀汉人，于是人心更为恐慌。大清银行发生了挤兑事件，一夜之间门口人山人海，拥挤打架，都是拿了钞票来兑现洋的。大商富贾们更是用银元兑换黄金，金价飞涨，如八月十五钱塘江的潮水。有钱有势的纷纷把家眷送往租界，于是外国人趁机大发其财，英租界、法租界的房金猛涨几倍。花旗、汇丰、道胜、正金几大银行存款骤增，宣布对新存户不付利息，现金还是滚滚而来，把金发碧眼的银行老板们乐得晕头转向。
半个月以后，上海民军和商团巡警联络成熟，在闸北宣布起义，上海全市挂上了白旗。当夜进攻清军唯一的武装集中地江南制造局，遭对方机关枪扫射，不能得手。两名商团的敢死队员沿墙根绕至制造局边门，发现了一间堆满刨花碎木的木工作坊，当即弄来两箱火油浇上去，顷刻间黑烟翻滚，烈火熊熊。包围住制造局的商团团员们看见火光，便从四面八方吶喊呼应，一时声震大地，气势非凡。另一名敢死队员趁机从铁栅边的一个洞口钻入制造局内，用大石块奋力砸开门锁，大声疾呼：“我们得胜了！”局里的总办、会办等立时惊慌失措，在卫队掩护下仓皇登舟逃往浦东，手下卫兵则纷纷作鸟兽散。小南门钟楼上钟声大作，在黎明前的上海滩上回音袅袅。上海光复成功。
双方开始交战的那天下午，继母吩咐两个孩子不准跨出门槛，提防被流弹误伤。而实际上战事并没有在他们居住区附近发生。启民是从楼上书房的玻璃窗里看见商团队伍前去参战的可笑场面的。那些脑袋后面依旧拖了辫子的商团团员们，三三两两，消消停停，手里什么武器也没有，从街上络绎不绝地走过，不像去革命打仗，倒像是前面什么地方有个盛大庙会，他们要结伴儿逛庙会看戏去。最有趣的是一个过去常在舞台上露面的京剧演员，骑了一匹白马，夹杂在散散拉拉的商团队伍里，跑前跑后担任联络。那人的装束别致得出奇：黑布包头，身穿黑缎衣裤，耳边挂两条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活像戏台上太平军英雄再生。
一切都太平常啦，启民失望地想。上海就这么光复成功了吗？怎么没有想象中的惊心动魄、激烈壮观的场面？甚至还不及娘去世的那天晚上更像一场革命。他有点儿为父亲难过了，觉得父亲花了半辈子去做的事情，仅仅一夜之间就轻而易举划了句号，实在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