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去食堂，看见同铺的汉子趿着鞋站在院子里抽烟，样子显得很萎靡。他哭丧着脸对我说：
“你昨天那一跑啊，把工头害苦了。”
“为什么呢？他不是要寻死吗？他还叫人把他的脑袋割下来呢。”
“是啊，我看他是真心的。可是你干吗要走？你一走，全都乱套了。”
“是他要我走的嘛。”
“你这种态度让我觉得我们没希望。”
他不吃早饭，始终在院子里抽纸烟，地上都扔了好几个烟头了。我弄不懂这个人。
上午的活是筛沙子，我同葵叔合作。我看见工头离得远远地站着。
筛了一会儿，葵叔就对我说：
“你去歇着吧，我一个人干。工头不会来管你的，他现在要讨好你了。你昨天那一走啊，搞得他没脸见人了。你那一招真厉害啊。”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昨夜的事的，他告诉我当时他也在那房里。
我不相信我真的可以不干活了，我走到旁边去拿起铁铲铲沙子。这时葵叔就讥笑我是“小脚女人”。工头一直远远地站着，注视着我们，却不像平时一样走拢来。我开始有点相信葵叔的话了。哈，我一定是于不觉中掌握了工头不愿让人知道的内情，所以他开始怕我了。这么一想，干起活来就有点松懈了。当然这种松懈只是内行才看得出。
葵叔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口里念叨着：
“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
我向葵叔打听灰子的行踪，葵叔用力摇头，说他不管这种事。
“这年头，谁管得了谁呢？”
他甩下这句话，就埋头筛沙子去了。
整整一天，工头都站在原地方看着我干活。他是不是有求于我呢？葵叔让我别理他，因为我“已经占了上风”。但我并不想占上风，我只想规规矩矩地赚钱。葵叔怂恿我利用这个“机会”捞好处。实际上，我已经捞了好处了，我铲沙子的速度已经放慢了。人的惰性真是无孔不入啊。
第二天这一幕又重演了。工头不再直接给我派活，我的活是通过别人传达的。我被安排给外墙贴瓷砖。我站在脚手架上工作时，工头就远远地待在脚手架的另一头。贴瓷砖是个技术活，我做得比较慢；又由于意识到工头在那一头，我做得更慢了。中途我还上了两次厕所，就像故意做给工头看似的。而工头，他自己决不上厕所，整整一上午如雕像一般立在那里。我终于有些不安了，但我没人诉说。
到了第三天中午，我径直走到工头面前，开口说：
“真对不起啊，那天夜里的事！”
工头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神变得呆滞起来。
我有点心慌意乱了。
“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诚意？”他迟疑地问道。
“你真的想死吗？”我反问。
他用劲地点头。我觉得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先前他又自负又残暴，成天变着法子折磨人，他对我们吼一声，我们的腿子就要发抖，没有任何人敢违抗他。这些日子以来，已经有三个人被赶回了老家，我至今记得他们苦苦哀求的哭声。这样一个恶人，居然会怕我！
“那就去死吧！”我说。
他却又摇头，脸都发白了。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对我失去信心了么？”他迟疑了半天才又想出这句话。
他绞扭着双手，显得异常沉痛，不知他到底哪里不舒服。而我，忽然对与他之间这种莫名其妙的纠缠厌烦了。我不能为事情的表面迷惑，我得继续老老实实地干活。于是我说了声对不起，从他身边擦过，往食堂走去。
待我吃完饭回来，工头已经不在那里了。老石对我说，刚才工头闹肚子痛，痛得从脚手架上栽下去，幸亏下面是个沙坑，他没有受伤，后来他自己一瘸一拐地回宿舍去了。
“你为什么没去帮他一把呢？”
“我是想帮他，可是他的眼神像要杀人，我就吓得躲开了。这个人啊，他是何苦呢？我当时真的是同情他。”老石叹了口气。
下午我还是和老石一块贴瓷砖。他不再同我说话，总是停下手里的活发呆。我想，工头落难了，他本应该幸灾乐祸才是，怎么反倒这副模样呢？平时那家伙对他多狠啊，他的小手指曾被工头的木棒打成骨折，当时他痛得在地下打滚呢。不知怎么，我觉得他对工头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民工团的一切事情都太难理解了。我站在脚手架上，看着我们寄住的破旧的灰色大楼，一时脑子里浮想联翩。已经是早春了，要是在家乡，早就到处花红柳绿，阳光暖洋洋。可是这里呢，风刮在脸上还是像刀子一样剜人。平时我从未到大楼里去看过，似乎是，里头没住几个人。偶尔出来一个脸色难看的男子，总是脚步匆匆，有急事的样子。那些窗户全都被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外人休想看到里头。
就在那天夜里，灰子回来了。半夜里，我睡在他的铺上，睡得不太踏实，滚来滚去的，这时他就摸上来了。他让我往里靠一靠，我就紧紧地贴到了墙上。他一躺下就猛烈地咳嗽起来，于是又欠起身往下面吐痰，如此反复了四五次，弄得我没法入睡。
“灰子啊，我看你在皮革厂落下病了呢。”
“胡说，我好得很。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回建筑队呢。”
“因为我？”
“是啊，他们说你把杨工头搞得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我是杨工头派到那里去的，他们每天都托人带口信给我，可是这些天没人管我了，我被遗弃在那个小地方了，一想到这事我就伤心。直到今天，才有个司机把我接回来。”
由于我们的说话声太响，惊醒了同房的人，他们就一齐恶骂起来，咆哮着说要把我们“赶走”。我和灰子吓得连忙闭嘴。黑暗中，我听见灰子蒙在被子里窃笑。真奇怪啊。
早上我起床去干活，灰子躺在**不动。我问他为什么不起来，他就说对他来说生活已经没意义了，干不干全一样。我又问他是否打算回家，他说当然不。我还要问下去，同铺的汉子就不高兴了，说我太多嘴了。我边出门边想，已经有两个人躺在房里不起来了，这样下去，宿舍要变疗养院了。我当然不会像他们这样干的，因为我是有家小、有负担的人，不能轻举妄动。再说一开始，我就是打算来吃苦，来赚钱的，只有赚到了钱之后我才能放松自己。同铺汉子的底细我不了解，灰子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他毫无理由地跑到这种地方来受苦，搞出一身病；他当然也可以毫无理由地躺倒。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心血**。但说到究竟是什么在支配他的行动，我依然一无所知。
大家吃饭的时候灰子和同铺的汉子并排站在院子里晒太阳。两人都是趿着鞋，双手拢在袖筒里，灰子还流着清鼻涕。他们俩大概是刚刚才结识，可他们的表情已经是惺惺相惜的味道了。我走出来抽一根烟，就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你这小子说起话来成熟得很啊。这种地方是很能锻炼人的，你算走对了路。”汉子说。
“有人劝我回去，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灰子缩着鼻涕说。
“你打算怎么办，同工头说了吗？”
“他才不会来管这种事呢。再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我要见机行事。”
灰子说了这句话之后又猛咳起来，并往地下吐。我看见他吐出的全是红色的东西。我心里想，他活不过这个冬天了。现在他就是愿意干活也干不了了。当我仔细观察他时，我发现他并不沮丧，甚至还有点兴奋的样子。他同汉子站在那里，脸上的神气就好像他们是某桩事件的主谋策划者，那种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我经过他们身边时，看见灰子脚上又没穿袜子，已经冻得发紫了。他对此类事大概已失去感觉了。
晚饭后见到灰子，他对我说他已经从老曹（同铺汉子）口中听说了我那天夜里的事，他对我的遭遇特别有兴趣，他问我愿不愿带他去一回那个“行刑的院子”（他就是这样称呼那地方的）。我说我恐怕没精力干这事了，第二天一早要上工，太耗费精力的事不敢做，怕身体出问题。
“怪不得他们说你是势利小人呢，我不过试探一下你罢了。”
我只好答应他了。可是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院落已经被拆除了，只有一些碎砖乱瓦堆在很大的空坪里。北风呜呜地吹着，断垣残壁在月光下显得很阴惨。灰子兴奋极了，这里看看，那里听听，口里不住地说：“来得真及时啊。”我冷得受不住，就催他回去，他摆摆手让我先走，他说他要搞清心里的疑问。于是我走了，撇下他像猴子一样在废墟上跳来跳去。
一直到了第二天我去上工他也没回来。同铺的汉子让我“不要搭理这种人”。我反问他灰子是哪种人，他说他也不清楚，好像是靠不住的那种人。
这事弄得我上班时没法集中注意力了。灰子如果昨夜被冻死，他的老娘来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一边贴瓷砖一边想着这个问题时，工头又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脚手架的那一头了。工头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还跟着烧饼铺老板娘的儿子。这时我才看清了小伙子的脸，这张脸已经变得又老又凶，也许这是另外一个人，并不是老板娘的儿子。他们俩径直朝我走过来了。我的心怦怦地乱跳。
“老瑶啊，”工头对我说，“这些天我们心里乱糟糟的，什么事都拿不定主意了。他的妈妈（他指了指小伙子）要你今后多多指导他。”
“他是谁？”
“你真健忘，他不是还同你说过话吗？”
“我以为他不是那一个呢。”
“他正是那一个。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嘛。你看这个民工团，哪一件事不在飞速变化呢？我这就把他托付给你了啊。”
工头撅着个屁股下去了，他的样子好像是放下了一桩心事似的。那小伙子（说不定他比我还老）叼着一根烟，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
“你妈让你学泥水匠手艺啊？”
“呸！不知道！”他凶神恶煞地回答我。“今后别问这种事！”
“那你就同我无关了啊！”我也火了，大声回敬他。
他气哼哼地将烟头甩出去，说：
“这个责任你躲不了！”
他站在我旁边既不讲话也不走开，我暗想，刚刚摆脱一个凶神又来了一个，到底是他被托付给我了还是我被托付给他了啊？我就不理他，干我的活。他要默不作声倒也罢了，偏偏他一会儿就来指责我一下，说我瓷砖没靠平啦，线缝没对直啦，有的地方有松动脱落的迹象啦等等，在他眼里，我是个偷工减料的家伙，而且技术也不怎么样。我心里本来就不踏实，现在听他说起话来针锋相对，我就更紧张了。天很冷，手冻得很木，我越想做好，越出乱子。一失手，几块瓷砖掉下去打烂了。
“原来这个行当里尽是些混饭吃的啊。”他冷笑着说。
“那你来做试试看！”
“我？我才不干这个呢。我又不是囚犯。”
“你说我是囚犯？”
“那你是什么？你看看你自己，你没有自己的家，你如果想把自己吊上屋梁也没地方吊；到了夜里，你就在笼子里乱窜；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令。我没说错吧？”
“倒也没错。”我泄气地说。
“这就是囚犯嘛。”
整整一天他都站在我边上指责我，讽刺我，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兴趣。有一下我一生气就忍不住挖苦他道：
“你前一阵可比现在显得年轻啊。”
我这句话果然打中了他的要害。他愣在那里半天没出声，后来才嗫嚅道：
“都是因为妈妈……”
“妈妈怎么啦？”
“出走了。她把铺子留给我了。我可继承不了她的事业，没这个能耐，所以我就成了闲汉。但是你不要以为可以压得住我！我可是有家的人！”
奇怪，他立刻又盛气凌人了。后来老石来了，他一看见老石，就灰溜溜地走掉了。
老石告诉我说，前些日子这个家伙偷了他的钱包，他发现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若不是看在他妈妈的面子上，他要打断他一条腿！
“他妈妈是工头的相好，工头也拿这小子伤脑筋。不瞒你说，工头有次还派我去除掉他，不过工头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只是要我抓住了他的错误就狠狠地揍他。我抓住他的时候，立刻想起被工头打断的手指，所以我就格外下死力打他。”
老石的逻辑是很怪的，民工团里有很多人都是像他这样想问题，好像只有我成了例外。时常，我顺着他们的意思听他们讲下去，但他们的结论往往同我的预期相反。时间一长，我慢慢有点适应了这种思考方法，但我还是难以及时预测到他们的真实想法。比如灰子，我就不知道他现在到哪里去了。
我还是睡在灰子的铺上，一连好多天他都没回来，也没人问起他。我又去那个被拆掉的院落里找过，根本就没有他的踪迹。一想起这事，我就背上出冷汗。
我又去问同铺的汉子。他对我说：
“快不要打听了，这年头啊，自身都难保，谁还去管这些闲事啊。有这工夫，你还不如去打听你自己加工资的事呢。这城里夜间猛兽出没，全是动物园放出来的。”
来这里不到一个月，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消失了，而且凶多吉少。我回忆起这一个多月里同他的每一次见面，越发觉得他可怜，觉得自己解脱不了。有时我也想，我对他的怜悯全是多余的，他很有主见，太有主见了。他使自己的身体受苦，甚至致残，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我没法了解的目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怜悯心就成了自作多情了。想一想，这种解释也有道理，因为自古以来我们那个村就不是一般的农民村。我们虽然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但我们极不安分，一有机会就往外面钻，接受新事物又特别快，所以村里的人大都有一两门手艺，大都见过些世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村里有几个汉子长年累月在山上弄一种土制的飞机，后来听说那几个人在试飞时出了事故，栽进深沟里面去了。这个灰子就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一个怪种。从前在村里时我们很少见到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心脏长在体外，家人有意隐瞒吧。但是他忽然就做出惊人之举，不仅仅出来打工，过一种公共的生活，还神出鬼没地进行某种活动，这个转折真是令人摸不清他的路数。现在发生了这种情况，他的娘要是得知了一定会痛苦得昏过去。那位葵叔，灰子是他带出来的，现在失踪了，我也告诉了他，他仅仅点了点头，完全不放在心上。由种种的事情我得出结论：此地是一个大冷库，不管谁到了这里，他的心都要被冻僵。然而还是有原因不明的**在暗中活动。工头啦，灰子啦，厨师啦，葵叔啦，不论是谁，都怀着这种古怪的**，也许他们仅仅为这而活。那么我自己呢？我不也在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产生兴趣吗？尽管白天里体力劳动十分繁重，尽管睡眠总是不足，我还是觉得自己比在家乡时爱思考问题了。也可能是形势所逼吧，被网捕的感觉从来没消失过，那网越收越紧了。我有老婆，有父母，还有两个儿子，但是来这里之后我几乎没怎么想过他们，就好像我是个单身汉似的。现在我同他们之间唯一的维系只在一点上了——我必须赚钱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里硬挺下去。
杨工头晚上意外地又来查铺了，不过他的态度更出人意料。他走进来站在那里，满脸堆着假笑，说：
“各位请多多担待，民工团的声誉就靠你们了。大家努力吧，上面领导不会忘记各位的功劳的，到时会有嘉奖。”
由于同室的几个工友都没有理他，他就很尴尬地退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来，我们大家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个“不”字，就连背后也不敢说他的坏话，因为怕告密。此刻大家猛然就采取了这种态度，难道人人都吃了豹子胆？我躺在**想着工头的那几句话，琢磨着他说的会有嘉奖是什么样的嘉奖。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夜里我被弄醒了，有个人挤上了我的铺。开始我以为是灰子回来了，心中一喜，后来才发觉不对头。那人又粗又壮，是睡在对面铺上的言哥。言哥浑身发抖，将我的铺弄得响个不停，我听到底下那同铺的汉子在咬牙切齿地骂他。我终于不耐烦了，厉声责问他：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能睡我的铺了，我一合眼，工头就来掐我的脖子。他这一手真毒辣啊！”
他居然像个小孩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还用我的被子蒙住他的臭脸，大约将鼻涕也擦到被单上了。我无比厌恶，喝令他滚下去，但他不但不滚，还放声大哭，声音之大，将所有的人全吵醒了。就连隔壁都有几个人跑过来了。灯开了，大家都气恨恨的。忽然，矛头全指向了我，说我是“蛇蝎心肠”，说我害死了一个人还不够，还要继续作恶。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我也不敢回嘴。那几个人回自己的房去时，我瞥了一眼闹钟，看见只差一个多小时就要上工了。熄了灯之后我还想睡一下，言哥却唠叨开了：
“你想想看，一睡着就掐脖子，这种手段有多么恐怖。先前我在家里的时候，摊开手脚一觉睡到大天亮，有时候，我的黄狗就来咬我的脚后跟了。不管它怎么咬，我也不醒！现在我成了这个样子，你看我怎么办？你看我怎么办啊！”他又提高了声音。
我劝他小声点，不要吵着同室的人。他一听这话，嚷嚷得更响了。他说他不光是诉他自己的苦，他还是代表工友们讲话，因为谁的心里都是一肚子苦水。他把他受的苦讲出来，就是为大家减轻负担。果然，他嚷嚷之际大家都在静静地倾听，完全没有对我的那种反感。
后来他不光嚷嚷，还一脚一脚地往我身上踹，踹得我都要发疯了。看来觉是睡不成了，我愤怒地跳下来，站在黑地里生闷气。这个时候同铺的汉子就劝我“想开点”，他还说他经历这类事经历得多了，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不要随便对人记仇，而应该认为别人都是为自己好。我对他说我宁愿不要这种好，只要别人不来管我，他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口，说我的想法“太幼稚，行不通”。经这么一折腾，我当然就不能睡了，不过上工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啊，我真是累坏了啊。夜里睡不好，白天还得拼命干活，我感到我快要倒下了。好多天以来，我右边的肋下就一阵阵地痛，可能是肝脏要出毛病了。起先我想忽略这事，可是发作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考虑退路了。春天早该来了，这个城市里还是一派严冬景象。而我的身体在这种严酷的天气里正在萎靡下去。前不久我被加了一次工资，这件事应了同铺汉子的那句话。如果我现在离开，放着眼前的钱不赚，实在有点可惜；而如果不离开硬挺下去呢，又有可能因此丧命。我愁眉不展，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最后我鼓起勇气去同杨工头商量。
杨工头很久都不训人了，他每天都坐在工地上的空坪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把我的困难告诉他，他便扬了扬眉毛严肃地问我：
“你说的是真话么？”
我立刻指天发誓。
“我不能安排你做轻松工作，因为你的年龄未到。”
我听了后心里一冷，万念俱灰。
“但我可以安排你一个特殊工作，而且工资照发。”
我又起死回生了，眼巴巴地望着工头，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交给他。
“你抬起头看一看。”他命令我说，“看见了什么？”
“没有什么啊，就是我们新砌的这栋楼嘛。”
“对，这楼有二十六层，顶上面那一层有一个房间，是值班室。这个值班室从明天起要启用了。老板昨天要求我找一个人坐在那里头，我打算派你去。不过你不要以为这个工作很容易做好。当然你并没有什么具体责任，差不多可以说你不用管事。但是你的活动范围只限于顶层的平台，每天有人给你送饭，你只要待在上面就是。这听起来不像一个值班的工作，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老板就是这样嘱咐的。你干还是不干？”
他瞪着那双金鱼眼，他的表情似乎有点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又影响了我，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而别无选择了。至少可以保命，而且工资照发。
“我干”
“好！”他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这样就解决了。”
吃过中饭我就将自己的铺盖往楼上搬。我收拾铺盖时，同铺的汉子皮笑肉不笑地对站在一旁的言哥说：
“他这回可是真正的高升了啊，从地下室一下子升到了二十六层！”
言哥恶声恶气地回了一句：
“要是掉下来可就惨了。”
我的身体是真的垮了，似乎说垮就垮。二十六层楼，我歇了四回才爬上去。
我推开门，看见房里有一个木床，一张凳子，于是心里一阵激动。有多少日子了啊，我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我可要好好地睡一大觉了。我把床铺好，又走到门外的平台上视察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只是觉得这上面十分的静。虽然可以看得到对面工地的繁忙景象，也可以看到街上跑着的各式汽车，但这上面一点都听不到下面的喧闹，只有北风吹过的声音。我从未上过这么高的楼，所以觉得非常怪异。我返回房间，脱下衣服搭在被子上头，然后用被子紧紧地裹住身子进入了梦乡。
这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由于暖气没有开通，这顶楼上无疑是非常寒冷的，但我竟没有觉得！这时我又记起我昨天还没吃晚饭。工头说过每天有人送饭，那人怎么还不上来呢？我到厕所里就着冷水胡乱漱洗了一通，然后就坐在铺上等送饭的。大约等了十分钟左右，果然有人敲门了。
进来的是失踪已久的烧饼铺老板娘。她垂着头，将一个小竹篮放在凳子上。到了面前，我才看清了她的脸。那张脸肿得像紫茄子一样，鼻子歪向一边，被人打歪了似的。放下饭菜后她就要走，我叫住了她。
“我见过你的儿子了，他还好。”我想让她安心。
她看了看我，眼里闪出一丝光，很快又暗淡了。她开口说话时，嘴歪得很厉害。
“你要好好地待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你等一等，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什么呢？不要问。”
她下楼去了，不是坐电梯，而是一层一层走下去的。这栋楼的电梯还未启用。
竹篮里的饭菜分量很多，大概是给我吃一天的。我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的食物一扫而光。吃饭的兴奋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在顶楼上的北风中溜达了一大圈。除了风声，除了阴沉沉的天空，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种囚禁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就当它是住疗养院吧。这种环境是很能让自己放松的，昨天睡了这一大觉之后，肝部已经不疼了，休息的疗法比什么都好，一想到坐在这里养病，饭来张口，居然还可以拿到工资，简直有点心花怒放了。也许是老天开眼吧，我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而且听工头的口气，这个工作似乎可以无限期地干下去。我怎么会有这种好福气呢？这样看来工头并不是一个恶人，难怪很多人都对他印象很好，听他的话。可能他只是表面上很凶，有时喜欢打一打人而已。说不定他还有一副仁慈的心肠！不到关键的时候，谁又能看出这一点来啊。
我把碗洗好放进竹篮，就关好门，坐进被窝里。幸亏我早有准备，到街上买了一双厚厚的棉花脚套，现在我就将它们套在我的脚上，所以也不感到特别冷了。一想到楼底下的工友们所受的苦，我心里就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幸福是怎么回事，现在总算体会到了。我想着想着就有了睡意，我成了睡不醒的懒人了，而且在梦里，我好几次笑出了声！
这是什么样的惬意的生活啊！这样的生活我整整享受了三天！每天都是老板娘来送饭。她垂着头，放下手里的竹篮，将上一餐的竹篮拿走，她脸上的伤引起我满心的怜悯。
闲坐之际，我开始来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值班室？想来想去，最大的可能性是：楼房的投资商向承接这个工程的老板提出了这个要求，老板又把这个要求下达给了工头。听说那位投资商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人。有一回我们刚回到宿舍睡下，工头就冲进来把我们叫起，要我们去开夜班，因为那位投资商要在那个时候来视察。当时工头还嘱咐我们说：“要造出一种热火朝天的氛围来”。这个古怪的投资商，也许哪一天突然想到了要在屋顶安插一个人值班吧。工程老板由于害怕他半夜到顶楼来视察，就想出了这个既经济划算，又靠得住的办法。于是我就成了那值班的。我的任务就是守着这栋未竣工的楼房，决不离开半步。深夜里，我必须开着电灯睡觉，这也是工头规定的。或许那个投资商正在远处的某个旅馆里默默地注视着半空中的这一线灯光？
今天是我上顶楼的第四天了。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偶然还是早就设计好的阴谋。
早上老板娘像往常一样来送饭。她放下一个篮子，提起装了空碗的另一个篮子。本来她就要走出门了，可是她忽然有些迟疑，在门口停了两秒钟。我问：
“有什么事吗？”
这句话竟然令她惊跳起来，她朝楼梯口冲去。我听到急急的脚步声一路响下去。
我正在洗碗的时候，那条狗出现了。是那种杂交的狼狗，身上脏兮兮的，尾巴耷拉着。它耷拉着尾巴的样子说明它很可能是一条疯狗。它并没有发现我，径直往平台上走去。本来我如果闩上门待在房里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可是我的意志出现了偏差。不知道根据什么我自信地认为我可以除掉这只疯狗。于是我拿起放在门后防贼的木棒出去了。它正在平台上绕圈子，我一出现它就停下来。我们对峙着，我发现它的眼珠是血红的。
第一个回合我吃了亏，它隔着裤子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的小腿，痛得我眼冒金星，心里生出绝望的念头：“完了！”它再冲上来时，我差不多要疯了，我用那根头子上包了铁皮的木棒下死力击打它的大脑袋。我打了又打，停不下来，直到自己累得趴在水泥地上。它的脑袋被我打扁了，血溅了一地。到了这个时候，真正的恐怖才开始了。
我当然无心去收拾狗的尸体，我心里最紧迫的念头是赶快去医院注射疫苗，防止狂犬病毒在我体内扩散。我忍着痛，一步步挪向楼道。当我下到消防通道的倒数第二层时，我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张新装的铁门，铁门被锁得紧紧的。也就是说，我被关在顶楼上了。我用木棒用力捅了一阵铁门，又声嘶力竭地喊了好久，但是没有任何回应。看来楼里根本就没有人。绝望中我还想了这个问题：疯狗又是如何上来的呢？
回到寂静的平台上，我看到我的同事们正在下面的工地上忙碌。我一边高喊一边用木棒击打低矮的护墙，闹腾了半天，仍无任何效果。正如我丝毫听不见下面的声音一样，他们大概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我和他们已被分隔在两个世界了。我垂头丧气地拖着腿回到房里，这时右腿已经开始麻木了。我往铺上一坐下去就没法再站起来了。我背靠着我的被子，呼吸很困难，但是我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回忆早上的事，差不多可以认为，疯狗是老板娘放进来的。她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干呢？在这个楼顶，我唯一可以接触到的人就是她了。如果她有意放进疯狗来咬我，那么明天她来给我送饭时，也决不会帮助我去就医。这样我就凶多吉少了。啊，我的腿！现在它已经不是我的腿了，只是发胀的，紫色的肉块，伤口还向外溢出黄色的泡沫。突然又有一声狗叫打破了周围的寂静。难道那家伙起死回生了吗？还是她又放了一只狗进来呢？我的门没有闩，我只有坐在这里等那畜生来进攻了。还好，它只是在平台那边叫，并不进我的房间。我就在它发出的刺耳的叫声中昏睡了一会儿。
是工头将我推醒的。我睁开眼见到工头时，差点要痛哭失声了，工头用两个指头拎起我的裤腿，察看了一下我的伤情。
“嘘，不要激动！这对你没好处。”他说，“那条狗一直养在这顶楼的，先前你没来的时候，它就住在你这屋里。那是条好狗，真可惜。”
“它不会是疯狗吧？”
“嗐，不要这样说它。这年头，就是人也一下子就疯了，何况狗！它先前可是条好狗。”
“我觉得我要死了，送我去医院吧。”
“你这样悲观啊。其实哪里死得了呢？你要相信我，我们是死不了的。你再这样悲观，老板娘就要生气了。菊华！菊华！”
他大叫起来，大概是叫老板娘的名字。
“她躲起来了，她总是这样喜欢捉迷藏。你把她心爱的狗打成那副惨状，她都不想活了。你看你有多么凶残！”
听他这么一说，连我自己也被我的暴行吓坏了。我甚至暂时忘记了我的腿，一味地沉浸到刚才的回忆中去了。我是因为恐惧而杀了它的，但我是主动走出房门去同它交战的，这点我记得十分清楚。要是我待在房里，什么事也没有。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像工头所说的那样喜好杀戮呢？显然一点也不是。我是那种最喜欢瞻前顾后的胆小的人，远的不说，就说我和灰子的关系，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我的品性。可是那只狗又的确是我杀的，我用乱棍打死它还不够，还要把它的脑袋打扁。我主动找出去同它交战。我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出我性格变化的原因。或许我根本没变，以前的几十年全是伪装？
“我得去处理狗的尸体，老板下午要带投资商来视察，不能让他们看到。”
在外面，有女人的哭声。于是我又想起那只被我打扁的狗的大脑袋。木棒还立在门边，铁皮上血迹斑斑。我看着它眼睛发了直，一股杀气又莫名其妙地在体内升腾。要不是工头向我指出来，我是怎么也不会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的。我坐在**动不了，但我又在脑海里同那只疯狗进行了一场恶战。这一次，我用包了铁皮的木棒捅进了它的肚皮，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全流到了地上，四条腿抽搐着……我越想这些事脑子里越黑，竟然绝望得晕过去了。
没过多久，腿部的剧痛又使我醒了过来。我吃惊地看见老板娘正在用一把精巧的小匕首在我小腿的伤口上捣弄，一会儿她就从那里剜下了一小块肉。我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
“叫出来就好了，你不会有事的。”
她仔细察看了一下那块带着脓血的肉，将它甩到地上，用自己的围裙擦拭着匕首。
我的小腿那里出现了一个洞，却并不流血，我甚至看见了里面的白骨。经她这么一刺激，所有的感觉全恢复了，腿子钻心地痛。
“你可以试着站起来走一走嘛。”她得意地看着我说。
趁我没注意，她猛地一把将我拉起。我晃动了一下，居然站稳了，当然那种痛是没法形容的。我本能地要坐回**，可是她不让，她横蛮地将我拖到房子中间，拽住我不放手。我牙齿磕响着，告诉她我受不住了。
“我还没有把你捆起来，你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她将我一推，我坐到了地上。我知道她对我很不满意，将我看作一个脓包，什么都干不了，还这么娇气。我心里有点感激她，也很抱歉，但我痛得说不出话来。
“我把你治好了，你可不要再惹祸了。狗是很通人性的，你懂吗？”
工头在门外叫她，她倾听了一会儿，显出懊恼的神情，一跺脚就出去了。
疼痛一直在持续，不知已持续了多久，也许三天，也许四天，丝毫也不减轻。我不断晕过去，又不断醒来。其间我也胡乱吃了些饭菜（当然没顾上洗碗），上了几次厕所。如此剧烈的伤痛却并没有影响我的室内活动，想来有些奇怪。也许这要归功于老板娘的横蛮作风，她将我从**拉起来站稳的一瞬间，我便向极限挑战了。这段时间，我明白了一个真理：只要不晕过去，没有什么受不了的。即使晕过去，也还是会醒来，反正死不了。注视着白骨森森的伤口是有点吓人，但我并没有死，伤情也没有恶化，这就暗示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伤痛与一般的伤痛很不相同，它不存在缓解，所以我在忍耐之际也没什么好盼望的。忍耐就只是单纯的忍耐，最近的结局是晕过去，或者不晕。我想，那些意志薄弱的人遇上这种情况恐怕要发疯的吧。这也说明了我是一个意志力超常的人。不知从哪一刻起，我已经适应了在剧痛中思考问题了。我最先思考的问题是小时候的一桩疑案。那时我们家很穷，有一年春天，大饥荒又来了，母亲叫我去邻村表姨家借五个红薯。我拿到五个大红薯之后（个个都是红皮黄心的好货色），就提了篮子往回赶。回到家，篮子里的红薯却只剩下了三个。父亲认定我在路上偷吃了，就狠狠揍了我一顿。事隔好多年之后，我仍然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反省那个问题：到底是表姨用障眼法骗了我呢，还是我在路上掉了两个红薯？抑或更坏，是父亲藏起了红薯，却一口咬定是我吃掉了？不论用哪种假设来解释，我都说服不了自己。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被这个红薯的怪梦萦绕。此刻，在这个高楼顶上，在剧痛之中，这件往事忽然浮现出了不同的意义，我感到我就要接近答案了。如果不是眼前发黑，又一轮昏迷席卷了我的话，那个答案就被我得到了。
工头认为我既然已经受了伤，成了个废人，就不再适合在这顶楼上担任值班的工作了。因为万一那投资商来了，看见他日夜挂念的值班工作竟然是由一个废人在这里担任，一定会大发脾气的。他一发脾气，工程老板的前途就会被毁掉。工头决定下午派几个人将我抬下去，抬到宿舍里去养伤，他还告诉我工资照发。
“你看看大家为你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他说这话时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我不知道他仇恨的对象是什么，看起来好像不是我。我问他为什么今天早上来送饭的不是老板娘，他翻了翻金鱼眼回答说：
“她已经回烧饼铺去了，过两天铺子又要开张。总不能因为死了一条狗就打乱日常生活吧。很快又有大批民工团要来，她的烧饼铺要为他们服务。想想看吧，一个乡下佬来到大城市，两眼墨墨黑黑，她不去指引他们谁去指引？”
我回想起刚到城里时在她铺里同她交谈的情形，不由得感慨万分。
下午共来了四个人，有两个是同我住一间房的同事。我究竟是如何被搬下楼的自己已经不知道了，因为我昏过去了。我醒来时就已经在我原来的铺上，房里一个人都没有。
后来他们都来了，却没看见同铺的汉子。大家都羡慕又不平，抱怨他们自己的坏运气，没有一个人提到我受伤的事。我听见他们满口粗话骂个不停，将工地称为“粪缸”，将某些得了好处的人称为“粪缸里的蛆”。我觉得他们很明显是在骂我，一气之下我向他们亮出我的伤口说：
“我现在成了废人了，你们来羡慕我吧。我一天要晕过去好多次。”
我的话音刚一落房里的四个人就都嚷嚷起来，说他们“巴不得成废人”“巴不得晕过去”，那样就可以躺下了，那是多么好的事啊。
说话间老石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我背上，拍得我差点失去了知觉。他阴沉着一副脸对我说，我明天必须去干活，又说我要是再这样娇气，再这样纵容自己的话，大家就要去集体请愿，要求上面减轻民工们的工作。上面肯定是不会同意这种请愿的，那么，随之到来的事就是民工团面临解散。不过要是我明天去干活的话，请愿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因为疼痛也因为绝望。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干得了活呢？老石在其余人的鼾声中几次同我说话，他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问他和我同铺的汉子到哪里去了，他说那汉子做了厨师的徒弟，搬到伙房去了。
“你瞧，每个人都有出路。”
他似乎在宽我的心。我想了想，觉得那汉子的确适合做厨师。
上工的时间终于到了。房里的四条汉子不由分说，架起我就往工地上走。虽然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尖刀上，这一次我却并没有晕过去，伤口也没有恶化。自从老板娘用匕首从伤口剜出腐肉之后，伤口还从来没包扎过呢。那个深洞始终没长拢，骨头就那样露着，看一眼都让人毛骨悚然。
我的活还是同老石一块贴瓷砖，不过这一回不用上架，就在底下贴。因为我站不住，老石就弄了个矮凳让我坐着，由他来将瓷砖一块一块地递到我手里。这一来他自己反倒不干活了。我一阵阵头晕，将瓷砖贴得歪七竖八，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没关系的，习惯了就好了。”他在一旁说。
我流着冷汗，不断问自己：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老石仿佛听到了我心里的话，就笑着对我说道：
“你是在重新学习嘛。你看这么久了你也没晕倒，我在帮助你打掉娇气呢。”
那天吃饭时来了很多同乡。他们垂着眼，显得很驯服的样子。由于长年吃不饱，他们个个看起来面有菜色。工头又变成了一头凶残的狼。他将双手背在后面，鼓着金鱼眼，手一挥一挥地向这些人训话。起先我懒得听，因为腿痛得厉害，我要赶快吃完饭去休息。后来我忽然听见他说到我的名字。
“这个老瑶是你们的同乡，你们以后就要同他共事了。他刚来的时候也同你们一样，什么都不懂，现在他已经变成老狐狸了。到了他这个份上啊，就是不干活，我们也要花钱养着他！你们好好在这里学习吧。”
工头的话让我哭笑不得。这时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老民工们既疑惑又鄙夷；新民工们满心羡慕；厨师和工头，还有老石则像在看把戏。我一咬牙就站起来了，我的忍受力倍增，居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虽然还是痛得两眼发黑，我却可以机械地迈动脚步。我的背后响起一片惊讶之声。
“他是民工团的宝贝！”
工头的声音比谁都响亮。
我的伤口到今天也没有痊愈，但也没有更进一步恶化。正如它所给我的疼痛的感觉一样。发生变化的只是我的适应力。现在我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常人了。有些重活我已经不能干，但我能够胜任的活还是很多的，所以工头也用不着为派我的活伤脑筋了。我的裤腿遮挡着伤口，别人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是当风太大从伤口那里吹到骨头上时，我的全身就会发起抖来。
2003年6月21日于北京牡丹园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