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教授得知穆主任病重的消息非常著急，通過兒子在美國弄了一些好藥，讓蔣葉真開車拉著他一大早就到了住院部。我接到蔣葉真的電話後，沒來得及吃早飯，早早地就等在住院大樓前，蔣葉真的車剛停下，我便迎上去給蔡教授打開了車門。
蔡教授一下車便關切地問：“慶堂，穆主任的情況怎麽樣?”
“蔡老師，穆主任的情況非常不好。”我心情沉重地說。
“院裏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院裏成立了專家組，還沒有拿出最佳方案。”
“老夥計是累病的。”蔡教授長歎道。
穆主任聽說老同學來看自己，非常高興，情緒比往常都要好，早晨還破例吃了一個雞蛋。蔡教授一進病房，穆主任就要下地迎接，蔡教授連忙製止，兩雙握了一輩子手術刀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老夥計，感覺怎麽樣?”蔡教授眼中閃著淚花問。
“老蔡，這回是真的趴窩了！”穆主任風趣地說。
“沒問題，你這把老骨頭硬著呢！大修一下還能行！”蔡教授寬慰地說。
“但願吧，但願吧！”穆主任擺擺手說。
我親自給蔡教授沏了茶。
“慶堂啊，”蔡教授關切地問，“穆主任這一病，你們神經外科的大梁誰挑起來了？”
“曲主任接替了穆主任。”我不露聲色地說。
“老穆啊，為什麽不讓慶堂接你這把手術刀啊?”蔡教授質疑地問。
“老蔡，有些事情不是我老頭子所能為的了，不過，慶堂很爭氣，做海綿竇腫瘤手術已經突破五百例了，現在他的手術水平已經不在我之下了，我就是閉眼也安心了。”
“慶堂，我和穆主任都老了，目前全國能做神經外科手術的醫生不過九千人，遠遠滿足不了十三億人口大國的需要，你要好好培養學生，帶出一批把中國神經外科事業推向高峰的接班人啊！”蔡教授對我充滿了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