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彌留之際的權力製衡
鹹豐十一年，鹹豐帝病死於避暑山莊。彌留之際，他權衡再三，留下遺詔，《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一輯記載了鹹豐帝臨終遺詔的內容：“皇長子載淳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特諭。”因為載淳年僅6歲，鹹豐帝在遺詔中，安排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額駙景壽、協辦大學士肅順，以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令八大臣“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同時，鹹豐帝在臨終前，又授予皇後鈕祜祿氏“禦賞”印章，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實際由慈禧掌管），並且頒詔說，此後新皇帝所頒的一切詔書，須同時印有這兩枚禦章才可有效。隨後，載淳繼位，定年號為“祺祥”。
從製度設計上來看，這一安排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既符合祖製，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權。但從實際操作來看，則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按照清朝的製度，因皇帝年少而安排顧命大臣是有據可依的，順治初年有多爾袞、濟爾哈朗輔佐政務，康熙初年則有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輔佐在側，同治帝載淳6歲便登基，安排輔政大臣在側也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母後垂簾聽政”在清中前期並無據可依，支持“垂簾聽政”的人，引用的無非是漢朝的鄧皇後、宋朝的宣仁太後、明神宗之母李太後等漢家例子，因此，母後不得幹政也是情理之中的安排。按鹹豐帝的本意，八大臣輔政且要獲得兩宮太後認可的設計，既可以讓權力中樞取得最大共識，有利於清廷政局穩定；也能實現權力間的相互牽製，進而保證皇權永固。但這一安排，隱患頗多。在清朝初年，顧命大臣是帶有議政王大臣會議遺風的，這些顧命大臣往往因為與皇權有衝突，下場很慘。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以來，伴隨著皇權的不斷加強，議政王大臣會議的作用被逐漸削弱，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成為輔助皇帝處理政務最重要的中樞機構，完全置於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於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而八大臣的構成：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為宗室貴族，而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則為軍機大臣。到底是在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框架下輔政，還是在軍機處的框架下輔政？這必然會產生衝突。在具體施政時，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比如擬旨時，所發廷寄（清公文名稱，清皇帝給地方官員的諭旨）開首語就為“軍機處、讚襄政務王大臣字寄”，既不是傳統的“軍機大臣字寄”，也非“讚襄政務王大臣字寄”，這從側麵反映出八大臣施政的困局，既要在軍機處的框架下維護皇權的絕對權威，又要在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框架下獲得一定的施政自由，可即使是極具政治經驗的大臣也很難做到相對平衡。第二，遺詔規定，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諭旨，須以“禦賞”作為“印起”，以“同道堂”印作為“印訖”，諭旨隻有前後同時加了“禦賞”與“同道堂”兩枚印章，才能生效，這就使皇權的象征始終牢牢掌握在兩宮皇太後手中。八大臣有行政之實，卻無皇權之名；兩宮太後則是有皇權之名，卻無行政之實。這樣一來，權力的執行與權力的象征必然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特別是擁有皇權之名的兩宮皇太後，想要代為行使皇權之實時，八大輔政大臣必將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第三，鹹豐帝的遺詔，過於打擊近支貴族，道光皇帝的諸子奕、奕譞、奕詥、奕譓都被排除在政治決策核心之外。八大臣中的載垣、端華、景壽、肅順以近臣而獲任命，鹹豐帝近支卻遭排斥，特別是當時的恭親王奕，才華卓越，剛以《北京條約》換來和局，正以親王身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聲望日隆，鹹豐帝卻沒有對他進行妥善安排，進一步加劇了緊張的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