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決意 “單幹”的光緒帝
甲午戰敗的次年 （1895）春，乙未科三千名會試學子在北京參加完會試，等待發榜。忽聞 《馬關條約》簽訂，其中有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白銀等喪權辱國的條款，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汪春源、羅秀蕙、黃宗鼎、葉題雁、李清琦等在京台籍人士聯名向都察院上書，強調 “無台地則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痛陳割讓寶島，台民 “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慘曷及”，表達將誓死抗日，“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這份奏疏使倡導維新思想的康有為深為感動。三月二十八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多字的 《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四月初八，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門前請代奏。當時凡是被征舉的讀書人進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備馬車來回接送，後來人們就用 “公車”作為舉人進京應試的代稱。所以，這次上書被稱為 “公車上書”。
康、梁在給光緒帝的這份上疏中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張。光緒帝看後十分感動，下諭抄送各省督撫，征求意見。
“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洋務運動到底能不能讓國家自強？甲午海戰慘敗僅僅是因為老佛爺修園子挪用軍費嗎？甲午戰爭帶來了怎樣的教訓？……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六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刊 《萬國公報》，數月後更名為 《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當然，康有為很清楚自己隻是一個剛剛授職的工部主事，人微言輕，要想拯救中國，必須找到一條能直接與皇帝對話的途徑；要想推進變法，沒有相應的高級職務是行不通的。他認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甲午戰爭以殘酷的事實，集中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強中幹，以最徹骨的 “創巨痛深”讓近代中國仁人誌士反省阻礙中國強國強軍的種種曆史積弊。梁啟超曾入木三分地評論道：“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