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政”變法
在倉皇 “西狩”途中，慈禧親嚐了顛沛流離之苦，威嚴掃地，種種經曆迫使她最後隻能忍氣吞聲地討洋人歡心。一向冥頑不化的慈禧不僅憤怒而且害怕，她終於明白：要想保住自己的權力，隻能迎合外國，學習他們的政治製度、文化教育等。現在，她不得不考慮改革。
光緒二十六年 （1900）七月二十八日，慈禧在宣化府城以光緒帝的名義下了一道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詔書，求官民直諫。詔書說：“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目達聰為要。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於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
這道詔書沒有激起多少波瀾，因為戊戌政變的前車之鑒使臣工們仍心有餘悸，誰也不敢輕易相信慈禧求直言諍見的誠意，更何況向最高當權者提出政事之衰弊，本身就要冒很大風險。麵對冷遇，慈禧並沒有十分介意，因為她當時要考慮的頭等要事是如何安全抵達太原。
兩個多月後，慈禧逃到西安，各路護駕人馬陸續趕來，權力機器開始運轉，與洋人的和談也在進行中，她又想到了 “廣開言路”之事。十二月初十，光緒帝發布 《變法上諭》，其中提到：“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之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光緒帝要求大臣們在兩個月的限期內，就政治改革問題，結合外國實例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絕大部分大臣仍噤若寒蟬，等待觀望，畢竟改革派慘死、直言上書者被斬猶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