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鞅的“強國之術”就是要變革當時使秦國停滯不前的舊法度，秦孝公讚同衛鞅的觀點，卻又有疑慮，因為在秦國的貴族與官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頑固地反對變法的。依照秦國的慣例，凡國君一時難以決斷的大事，應當在朝廷上展開討論和爭議。於是，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朝廷會議上，圍繞變法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秦孝公首先拋磚引玉說：“衛鞅勸我說隻有變革目前的舊法度，國家才能有希望強盛。我擔心變法會遭到天下人的非議和反對，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諸愛卿有何高見？”
衛鞅說：“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名；事業遲疑不定，就不會成功。況且比一般人高明的行為，本來就會受到世人的非難；具有獨到見解的人，必定會遭人厭疑。愚蠢的人對既成的事實還看不明白，聰明的人在事前就看到了結果。老百姓不能夠在事前跟他們討論，隻能夠在事情成功之後跟他們享樂。做事高明的人不迎合習俗，成就大功業的人不跟眾人商量。因此，聖人隻要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效法舊的法規；隻要能夠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循舊的禮製。”
秦孝公說：“好！”
甘龍反駁說：“不是這樣。聖人不改易民俗來教化人民，聰明的人不變更法規來治理國家。因循民俗而教化，不費力卻能成功；沿襲成法治理國家，官吏習慣，百姓相安。”
衛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話。一般人習慣舊風俗，學者們沉溺於自己的見聞。因此這兩種人做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能跟他們談論常法以外的事情。三代不同禮製都能成就王業，五霸不同法度卻都能成就霸業。聰明的人製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製約；賢能的人更改禮製，平庸的人受禮製束縛。”
甘龍啞口無言。另一個反對變法的人杜摯又說：“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變革法度；沒有十倍的功用，不改換器物。效法古製，可以沒有過錯；遵循舊禮，可以避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