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安风骨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形成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本身就是一个文人，所以他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善待文人，所以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并且迅速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文人集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曹”
和“建安七子”。这些人在战时大多随军，归来后习文作诗，探讨文学，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这个时期的文学得到了发展，并建立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实际上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并非仅限于年号所代表的那二十五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集，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三曹”是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他们都生活于汉末动乱年代，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频繁、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三曹”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汉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等现实主义传统，具有相近的艺术特色，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但由于他们的经历等的差别，文学成就的不同，风格也有差异。曹操是开时代风气的带头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植诗文创作最丰富，艺术成就也最高，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是“建安之杰”；曹丕在七言诗的创作、文学批评的首创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贡献。
“建安七子”指的是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四神柱础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以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在这七子当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人后来都投奔了曹操。这六人都将曹操视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所以他们诗的风格和写法与曹氏父子有许多相通之处。另外，这七个人都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孔融（153—208年）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孔融在“建安七子”中位居其首，文才甚丰。但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用法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
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建安七子”之一，他的出生日期无法考证，但根据史料可以得知，是“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的一个，约与孔融相当。他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行》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的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他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有一次，他与朋友一起赶路，看到路边上有一石碑，看过一遍之后便能背诵，并且一字不差。他看人下棋，在棋局结束之后，他能将两人的对弈一步一步重新演示一遍。他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
《七哀诗》之一的《西京乱无象》描写了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的场面，深刻揭示了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的深重灾难，使人触目惊心。《登楼赋》为他在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怨恨，极富感染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幹（171—218年），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时期就勤奋学习，潜心研读典籍。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其情诗《室思》也写得一往情深。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他的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了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他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都是当时的名人，位列“竹林七贤”。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217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项城西）人，“建安七子”之一。他擅长作赋，代表诗作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217年），字公幹，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建安七子”之一。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赅，平易通俗。
这七个人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有过颠沛困顿的经历。后来，他们都依附于曹操，虽然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和，但是也曾在其手下任过少府，王粲还担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他们前期的作品大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这些作品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也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的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但是，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建安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据主导地位。
“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
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二）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中国三国时期魏国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成名较“建安七子”晚一些。这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及王戎。他们经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中，肆意酣畅，所以世人称其为“竹林七贤”。
这七个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和“建安七子”有所不同，根据史书记载，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当时的权贵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还因此被杀。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四十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在文学成就上，阮籍、嵇康取得的成就最高，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在当时流传甚广，它以比兴、寄托、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了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表明了自己的本性，显示了自己不愿意出仕的心理状态，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这篇文章很有名气。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都是不错的作品。
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有所不同，但七个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虽喜欢老庄，但是也有一些儒家的思想；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都不拘泥于传统的礼法，喜欢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虽然他们政见不同，但却经常聚集在竹林喝酒、纵歌。
嵇康（224—263年），字叔夜，三国时谯郡铚（今安徽宿州西南）人。他的祖上都遵从儒学，但是他却比较喜欢老庄之道。由于他曾经官至中散大夫，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嵇中散。他比较崇尚自然、养生之道，主要的著作有《养生论》，文章里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往非常密切，被称为“竹林七贤”。后来因为与山涛志趣不同，遂作书与其绝交；由于他与司马家族政见不和，又得罪钟会，于263年遭杀害。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竹林七贤”之一。由于曾任步兵校尉，所以世人也将他称为“阮步兵”。他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采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他的写作技巧较多，比如比兴、象征、寄托，能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独特的写作流派，他的诗风有“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特点。除诗歌之外，他还擅长散文和辞赋。流传下来的散文有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还有赋六篇流传下来，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猕猴赋》。另外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曾经想让其子与阮籍之女结婚，阮籍以酒醉为由，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所以此事没有办成。这件事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竹林七贤”之一。历史记载他是一名孤儿，家境非常贫寒。他喜欢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往甚密。虽然在山涛即将上任的时候，嵇康与其绝交，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嵇康临死的时候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你山涛伯伯在，你就不用为前途担忧。”所以史学家认为，当时嵇康写绝交书的原因，大概是不想因自己而影响了山涛的前途。后来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就隐身不问政务。司马师执政酱褐斑青瓷灶后，才倾心帮助朝廷，后来被举秀才，逐步做到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在蜀地作乱为由西征，任命山涛为行军司马，镇守邺城。后来，在立太子的时候，山涛主张立司马炎为太子。司马炎代魏称帝之后，重用山涛，任命他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晋爵新沓伯，并担任冀州刺史。后来山涛曾多次以老病辞官，都没有得到当时朝廷的准许。最终因其执意要辞官，才得以回乡。
向秀（约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他投靠司马家族，最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统一，取儒道之精髓合而为一。他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则超然于天理自然之外，所以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制度礼仪。他擅长诗赋，其中以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最为出名。
刘伶（221—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品酒。魏末，他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初年，由于他强调无为而治，和朝廷政策不合，被罢免。他也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司马家族追杀，就装疯卖傻，喝酒度日。
一次有客来访，他不但不穿衣服，还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他的著作是《酒德颂》。
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西晋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他是阮籍的侄子，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曾经担任过散骑侍郎、始平太守等职务。据史书记载，他为人旷放，不拘礼法。
比较擅长弹直项琵琶，以至于后来直项琵琶改称阮咸，简称阮。
王戎（234—305年），字濬沖，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西晋时期的大臣，“竹林七贤”之一。他在年幼的时候就非常聪明，并且善谈。有一次阮籍、嵇康等在竹林之中游玩，他来后，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也就是说，他是“七贤”之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晋爵安丰县侯。后来改任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历史记载他苟媚取宠，热衷于名利、并且生性极贪婪吝啬。史书上说他的房子遍及诸州，聚敛钱财无数，每天都计算自己有多少财产，生怕钱财流失。据说他家有不错的李子，经常拿出去卖，但是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里面的核取出来之后才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这七人并称为“竹林七贤”，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建树不同，但在文学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也为那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