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历史就是门阀世族的兴衰史。为东晋门阀政治奠定基础的先是琅邪王氏，而后是颍川庾氏，此后东晋政治就再也没能脱离大族门阀的控制。颍川庾氏家族兴于魏晋之间，本为崇尚儒学之家，魏末晋初“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庾氏家族在这期间也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始于庾峻子庾敳。庾敳曾作有《意赋》以寄怀，其参东海王越军事，与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但颍川庾氏家族面对当时的动**环境，多“自藏”“避地”，处世消极，宗支兄弟辈飘零四散，不足自存。庾氏在东晋初年能够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其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运气与巧合。这一运气关键就在于庾亮联姻帝室，和他出儒入玄的转变。
庾亮虽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但他不废礼教，不非儒，“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他出儒入玄，使他既具有玄学表现，同时也具有儒学内涵，颇类王导。也许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气质，使庾亮之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其本人也为明帝所重用，从而成为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砝码。
庾亮在元、明两帝，其权势并不盛，在他之上，或与他并肩的权臣太多，只在明帝过世前就封了八位顾命大臣。这一时期，东晋的皇权尚未完全丧失，晋明帝是东晋唯一有所作为的皇帝。元、明两帝，既用门阀世族，又同时扶植宗室力量，借用其他势力平衡各方面势力，而庾亮的政治立场则始终都是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反对崇尚申、韩，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明帝死后，成帝年幼，这一历史的巧合将庾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庾亮一改政治态度，从反对申、韩思想，改为崇尚，以排除异己，独断朝纲。而又由于他此时尚缺少政治磨炼，更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终于引发了“苏峻之乱”。苏峻之乱平息以后，晋成帝咸和四年，庾亮名义上为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实际上是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
此时上游的江州属温峤，荆州属陶侃。表面上温、陶与庾亮在平苏峻时有过联盟关系，使得三家暂得相安。其实庾亮很清楚，温峤本以刘琨使者的身份至建康，在东晋朝廷孤立无援，因此于江州并无多少实力；而拥有实力的陶侃虽为南人，但门第低微，且年迈又无出众之子以继承大业。
所以，庾亮的真正对手只有王氏而已，只要不出现不利于庾亮的异常事态，他是完全可能逐步扩大势力的。此后十余年里，庾氏家族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日益强大起来。
庾亮初镇芜湖时，其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长江两岸的郡县完全在庾亮手中，由此构成了建康上游紧迫建康的形势，上游军队不用一天时间就可到达建康。这样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遥控朝柄。王导在这种形势下完全被庾亮控制，只能困守都下，等待时机，徐谋生计。不久，江州刺史温峤死去，江州为强藩陶侃吞并。庾亮在军事能力上远不及陶侃，无力与陶侃争夺。5年后，也就是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于是总领荆、江、豫诸州，从芜湖迁镇武昌，这才在名义上控制了整个上游地区。
这时一直力图改变现状的王导则因为庾亮统辖范围过大、无力遥控朝政的机会，令其侄王允之出镇于湖。利用庾亮徙官之际，踵迹而来，占领了紧逼建康的长江两岸之地，想以此缓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第二年，即咸康元年春，北方石虎入侵。这本是后赵一次小规模的试探性军事行动，王导利用这一机会，与亲信袁耽唱了一出双簧。先是袁耽在前方谎报军情，说后赵石季龙寇历阳，来势汹汹，于是朝廷于四月加司徒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随后王导只用了15日调兵遣将，完成了对庾亮统辖的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这样一来，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就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了。这时王导才上报朝廷真实的军事情况，石季龙至历阳的兵力只有游骑十余匹而已。于是王导以“贼骑不多，又已退散”为由，停止不行。而袁耽先以报警轻妄不实受黜，不久却又得入王导府为从事中郎，可见这一切不过是王导对庾亮的成功反击而已。
庾亮对王导的反击自然不会无视。咸康五年，庾亮弟庾怿急率所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其兵锋所指自然是王导。庾怿东来，迫使王导做出了退让，这一年，王允之被逼退出建康以上夹江四郡。这样一来，琅邪王氏又一次在与庾氏的斗争中受到了重大挫折。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得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就这样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被颍川庾氏夺了回去。而就在琅邪王氏面对庾亮不知所措的时候，第二年事情又有了变化。咸康六年，王导、庾亮相继死去。
庾亮的病逝给琅邪王氏提供了机会，江州刺史职出空，王允之于是进封征西将军、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镇江州。这样一来，王庾两家势力进行了调换。王允之本据豫州以与江州对峙，庾怿由江州之半洲顺流得扬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后，王允之则于庾亮病逝后溯流而上，进至庾怿的后方，卒为江州刺史。这样自咸康五年到咸康六年，王、庾两家世族搏斗的结果是暂时持平，这其中的关键是王导、庾亮相继死去。
王、庾死后，庾亮弟庾冰继王导为相。庾冰面对当时的情况，周旋宁息，使王、庾矛盾暂时稍有缓和，从明争转为暗斗，这种态势维持了两年多时间。
不久，新一轮争斗又起。《晋书》载，咸康八年春，豫州刺史庾怿“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
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怿闻，遂饮鸩而卒”。成帝所说的“大舅已乱天下”是指庾亮剪除宗室，激苏峻叛乱，以及谋废王导等事；而所谓“小舅复欲尔”，自是说庾怿谋杀王允之想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不过其时成帝并无任何权威，史谓由于成帝所说，“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两句，致使庾怿饮鸩而卒，是不大可信的。庾怿饮鸩当与王允之有关。
咸康八年六月，只有二十几岁的成帝死了，成帝弟康帝即位。世族门户势力被重新配置，庾冰、何充被重用。何充即王导妻之姊子。何充妻，为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参政，实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何充与王、庾都是戚属，在王、庾二族间起着缓冲的作用。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但实际上却是袒护王氏，由此与庾冰发生冲突。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两立于朝，于是自请出镇京口。而庾冰则并未将何充看在眼里，他的目光始终放在王允之身上，想要寻找机会，驱逐王允之，把江州重新纳入庾氏之手。
这样，就可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氏的门户势力。
这时，庾冰欲将王恬远调。王恬为王导次子，王导长子悦早死，于是王恬继嗣。王恬少好武，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城以卫护建康。所以王允之听说要将王恬远调后极为惊愕，立即上表言：“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是逼庾冰收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并推荐正处壮年、足以肩负王家以后命运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庾氏觊觎。
但庾冰将计就计，以退为进，他改署王恬为吴郡，同时一并改署王允之为会稽，想将东方例由门阀世族居任的吴会地区划给王氏，以表明庾氏不再染指，而求换得江州。王允之明白庾冰用意，故拒绝受调，理由是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咸康八年八月，朝廷“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强令王允之离开江州，王允之于无力回天中，在同年十月病死。至于王允之死得如此蹊跷，也自然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王允之是琅邪王氏家族中能左右东晋政治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仍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这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与社会影响，而真能影响政局的人就此一个也没有了。
王允之死后，庾冰本以为能得到江州，可部署尚未妥帖之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裒从中又插了一手。褚裒以后父之重，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无奈，只好让他出镇江州。这样庾氏欲取江州的计划，就又一次功败垂成了。但事情只隔了一年，建元元年十月，庾冰效法庾亮出都的办法，外出为都督，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以及豫州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荆州庾翼形援。这样，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终于为庾氏取得。江州之争，就此告一段落。
但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而此时庾翼仍握有重兵，由于庾翼强力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第二年，庾翼死，江州这才再度易手。颍川庾氏苦心经营十几年，才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其家族根底毕竟不深，庾氏兄弟尽皆去世后，颍川庾氏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衰落了。颍川庾氏对上游地区的苦心经营，最后都成为桓温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