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具
成周以前皆以刀代笔
《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郑注：“今之书刃。”疏：“汉时蔡伦造纸，蒙恬造笔。古者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刃，是古之遗法也。”
按：削者，刀也，今日出土之龟甲文，皆以刀划字于上，而皆为殷物。《考工记》作于周初，由是证成周以前，皆以削刻字，无所谓笔，故至汉因名曰“书刃”，言以刀作字也。《东观汉记》“建初中以书刃赐马严”是也。
春秋战国以竹木为笔而不废刀
《古今注》：“古之笔不论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曲礼》云：“史载笔。”《管子》云：“于是令百有司，削方墨笔。”《庄子》云：“众史皆至，舐笔和墨。”《韩诗外传》：“墨笔操牍。”
按：兹所谓笔，皆竹木之笔也。先削成薄片，成斜刃形，而析其末，使竹木之文理，碎析蒙茸，然后能染墨。舐笔者，舐其尖使润，受墨易也，然仍不废刀。周末虽有帛书，大多数用竹简，字讹则以刀削去。《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是其证。又，《拾遗记》：“任末削荆为笔。”
后汉时虽有毛笔，任末以家贫削荆为之，亦古以竹木为笔之证也。
古竹笔今木匠仍用之。宋《懒真子》云：“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墨斗竹笔，故字从竹。”
按：今木匠所用竹笔，长约五六寸，笔尖削成薄片，宽半寸余，成斜刃形，以刀析其末，使刃碎能受墨。即秦以前之笔，至所用墨斗，疑亦周旧也。
秦汉以兽毛为笔
《史记》：“始皇令蒙恬与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笔。”《古今注》：“秦蒙恬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也。”
按：竹木能染墨而不能含墨，作字甚艰。蒙恬以鹿毛为心，更以羊毛被于四周，束于管中。鹿毛质劲，羊毛质柔，含墨多，作字更速。
后世精益求精，更益以兔毫，束以竹管。《西京杂记》所谓“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韩愈《毛颖传》所谓“封于管城者”是也。
至汉仍刀笔并用
西汉时虽以帛书，东汉虽有纸，然多用竹简，用竹简即不能废刀。
《汉书·郅都传》：“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原涉传》：“削牍为疏。”《朱博传》：“与笔札使功曹自疏奸臧。功曹惶怖，大小不敢隐。博知实，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记”。《孔光传》：“时有所言，辄削草稿。”皆刀笔并用之证也。故夫《萧何世家》云：“以秦时刀笔之吏。”《汲黯传》云：“人言刀笔吏，不可为公卿。”《尹齐传》云：“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
《周昌传》：“尧少年刀笔吏耳！”当时之称刀笔吏，似今日之称书记生，缮写小吏也。然就《朱博传》观之，似刀自刀，笔自笔，刀专供笔误刊削之用，与周以前以削刻字，所谓书刃者异也。
至晋只用笔不用刀
刀笔与竹简，相因为用者也。晋时纸盛行；竹简遂废。竹简废而刀亦废，故自晋以来，遂无刀笔之语。
春秋战国时以漆为墨
《论语比考谶》：“孔子读《易》，漆书三灭。”《后汉·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又，《吕强传》：“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求合其私文者。”
按：古作字于简，竹简光滑，若施以今日之墨，干即脱落，故必以漆。《管子》云：“有司削方墨笔。”庄子云：“舐笔和墨。”
《韩诗外传》：“周舍赵臣墨笔操牍。”凡所谓墨，皆漆也。然不曰漆而曰墨，殆于漆之中加以黑色，俾字易显明也。然摩挲久则仍灭，故孔子读《易》有“漆书三灭”之语也。
至西汉始制墨成块
《西京杂记》：“尚书令仆丞郎日给隃糜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日给隃糜墨二枚。”
按：《地理志》：“隃糜县，属右扶风。”必其地有以制墨为专业者，所产最良，故因以为名。然既曰枚，则已制墨成块，不专用漆。
晋始废漆墨，用烟墨
东汉虽有纸，仍用竹简，故漆墨仍不废。至晋尽用纸，烟墨始行。
《墨经》云：“晋始烧黍为烟，和以松煤。”唐初，高丽贡松烟墨。
宋张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麝，谓之龙剂，以迄于今。
古以竹帛为纸
《墨子》：“杀其人民，取其牛马货财，则书于竹帛。”《说文》：“著之竹帛谓之书。”《汉书》：“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是书字于竹帛之上也。其以竹为书者，小则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毛传：“简书，戒命也。”
孔疏：“古者无纸，有事书之于简，故曰简书。”《左传·闵元年》：“请救邢以从简书”是也。再小则曰札。《史记·司马相如传》：“上许，令尚书给笔札。”注：札，木简之薄小者。又与简札名异而实同者，曰牍，曰毕。《史记补传》：“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汉书·许皇后传》：“书对牍背。”又，《周勃传》：“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师古曰：“牍，木简。”又，《礼·学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疏：“占，视也；毕，简也。”又，《尔雅·释器》：“简谓之毕。”盖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而牒之小与札同。《说文》：“札，木牍也。”
《汉书·路温舒传》：“编以为牒。”师古曰：“小简曰牒。”
是毕与简等，牒与札等，而札牒更小于简毕也。
其大者则曰方、曰策。《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中庸》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谓之为策。”
凡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又，杜预《左氏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疏云：“策者，册也，连编于简为之。”
按：《仪礼·聘礼》云：“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云：“方，板也。”是方广于简，字在简多不能容，乃书于方板上；方复不能容，乃接书于简；简多，按次序连编之，乃名为策。策者，一文而联多简之总名，非策更大于方也。汉魏时校订古书，常有脱简、错简诸事。
脱者，于策中少一简；错者，倒置策简之先后也。
故夫今日可以纸为者古无不以竹木——契券《周礼·质人》：“凡买者质剂焉。”郑注：“质，剂券也。”
疏：“古未有纸，故以札书。”《汉书·高帝纪》：“此两家常折券弃负。”师古曰：“以简牍为契券，既不征索，故折毁之。”
是契券皆以竹木。
——名刺
《史记·高帝纪》：“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注云：“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通姓名。又，《郦食其传》：“生嗔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入复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使者惧而失谒。”《后汉·郭泰传》：“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祢衡传》：“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凡所谓谒，皆竹札也，故惧而失谒。谒可盈车。怀谒久不用，字至磨灭也。
——书疏须盛以囊
《史记补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夫惟竹简，故其重若是，而书疏则盛以囊。《汉书·东方朔传》：“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是可证群臣凡有书奏，皆以囊盛，不以囊则人见，且简札散乱，无所收束。由是推之，凡朋友书问往还，亦必皆以囊。故《后汉·广陵思王传》：“荆哭不哀，而作飞书，封以方底囊。”底方则容广也。
——书籍
《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夫惟竹简，故著书至有五车之多。又，《论语比考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夫惟竹简，故贯之以韦；读毕一简，以铁挝掀一简也。《韩非子》：“魏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矣。”是亦编简为策之证也。
东汉时以竹简制书之法，简长二尺四寸《后汉·吴祐传》：“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注：“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又，《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又，《曹褒传》：“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是欲写经书，先将竹简杀青而书之，长则以二尺四寸为度也。
若法令之书则简长三尺
《左传·定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析私造刑书，书于竹简，故曰竹刑。”而不言其尺寸。《汉书·杜周传》：“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又，《朱博传》：“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是汉时刑书竹简，长皆三尺，比寻常书长六寸也。
后汉始有纸
《后汉·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纸之创造始于此。然东汉至魏，仍兼用竹简。《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曰：“常畜好刀笔及版奏。”
是其证也。
古贫者得书难，常写于门墙、衣服及股上《拾遗记》：“苏秦、张仪，同志好学，遇见《坟》《典》，行路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剥树皮编以为书帙。”又，“贾逵家贫，削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又，“任末观书合意者，题其衣裳，门徒更以净衣易之。河洛秘奥，非正籍所载，皆注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好学者来辄写之。”是可证古时纸固少，即竹简，贫者亦不易办，故任处写书。
至东晋纸大行，始不用竹，书而以卷计《世说》：“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于是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又，“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又，《世说》注：褚陶曰：“圣贤备在黄卷中。”始不曰简而曰卷矣。
唐时书籍仍为卷，至宋装为册，而仍以卷计唐·韩退之《王適墓志》：“得一卷书，若告身者袖之。”
按：王適妇翁必嫁其女于官人。適本秀才，媒妁受贿绐妇翁，谓適为官人，持一卷书作告身即诰封轴以为证。由是可证唐时书籍皆为卷形。史谓某人藏若干卷书者，殊名与实符。至宋印本书行，皆装成册，而仍以卷计，则不合矣。
汉人作书已用砚
自秦以前，不见人用砚。俗传周武王有砚铭者，伪也。周初承殷，皆以削刻字。周末用漆书，调漆时或用砚。然诸子所记，或曰和墨、或曰墨笔，而不及砚。故吾谓今木匠所用墨斗为周制，至西汉制墨成块，用时须磨，磨必以砚。故《汉书·薛宣传》云：“下至材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后汉·班超传》：“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似当时读书者为不可离之物，至汉末而愈多矣。
古佣书致富
《拾遗记》：“汉安帝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是可证汉时能书者少。又士人能书，恒耻而不为，故有佣书者，业必发达也。
古人作书不凭几
《世说》：“桓宣武北征，袁虎宏。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又，“夏侯泰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
按：今人作书必凭案，有能悬肘悬腕者，则以为能。若魏晋时尚无高几可凭，故随地可作书，无不悬肘也。
古竹书易亡之故
《后汉·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
按：此时所谓经，五经耳。兼两者，数车也。只五经即载数车，故五胡乱起，中原文物悉成灰烬。彼夫汲冢竹书有七十馀车，实书类亦不多也。
隋唐已有木板书
《随园随笔》云：按“陆深《河汾燕闲录》云：‘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敕佛经雕板行世。’”唐柳玭《家训序》言在蜀时，尝阅书肆见字书小学，率雕本。是自隋已有木板，但只雕佛经。
至唐末渐及于字书小学，尚未有雕本经书。
五代始刻九经及其他经籍
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初刻九经板印卖之。至周广顺三年，九经板始成。”又，《五代史·和凝传》：“文集百卷，自镂板行世。”又，《宋史·艺文志》曰：“周显德时，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写之劳。”又，欧阳修有蜀刻本《韩集》。是可证五代时不惟刻九经，并刻其他书籍，不似唐末之只刻小学也。
至宋刻板书始大备
五代时虽刻九经，只正文及注，疏则畏难而不刻。《随园随笔》云：“宋真宗幸国子监，问邢昺经板几何。昺曰：‘十馀万。
臣少从师授经，有疏者百无一二，力不能传抄。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是刻板书至北宋已大备也。
书籍变迁之历史
自曹魏以前，皆用竹简写书。或以帛，帛贵，用者少。皆简书也。至东汉有纸。纸初发明，汉魏时盖仍贵。其见于史者，仍用简书，不废刀笔。至晋纸多，简书始废，此一变也。晋以后虽有纸，但书必手抄。《南史》：沈麟士年过八十，犹手抄细字书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日课五十纸。至五代时虽有刻板书，盖甚不备，仍不免手抄。
故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言：“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年市人，转相摹刻，日传万纸，抄写之劳始免，此又一变也。至清末影印行，能将巨帙缩为小帙，携带尤易，此又一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