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早上，給維克多·科瓦爾斯基的信到了羅馬。這個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郵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後回到了酒店，當他穿過酒店大堂的時候，一個行李員從背後喊住他：“先生，請留步——”
他像往常一樣傲慢地轉過身。他不認識這個意大利佬，但這也沒什麽不對。他每天都大搖大擺穿過酒店大廳直奔電梯而去，從來不注意他們。這個黑眼睛的年輕人朝科瓦爾斯基走來，手裏拿著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給一個叫科瓦爾斯基先生的……我們這兒沒有這位先生……據說他是個法國人……”
這通嘰裏呱啦的意大利語，科瓦爾斯基一個字也沒聽懂。不過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盡管發音很糟糕，他還是聽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過這封信，盯著寫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記的是別的名字。他不看報紙，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報紙發表了一則獨家新聞：“秘密軍組織”的三名最高領導人現在正藏在這家酒店的頂樓。
就他本人而言，應該沒人知道他的行蹤。不過這封信還是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數生活簡單的人一樣，收到一封信可是個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邊，仰起頭，用他那雙西班牙小獵犬般的眼睛望著他。科瓦爾斯基仿佛能從對方討好的眼神裏看出，他科瓦爾斯基就是人類智慧的源泉，能夠幫對方擺脫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叫這個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該拿這封信怎麽辦)。
科瓦爾斯基俯視著他。“好吧，我來問問看。”他傲慢地說。意大利人的眉頭仍然沒有舒展開。
“問問，問問。”科瓦爾斯基反複說著，用手指著天花板。意大利人終於明白了。
“啊，是的，問問。您真好，先生，太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