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點半我爬起來，在睡眠邊緣浮沉了六個小時，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衝澡，刮臉，吃了咖啡和麵包卷當早餐，然後去聖保羅教堂。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麵的教堂部分。我在條凳上坐了十分鍾左右，然後點了兩根蠟燭，把五十塊錢塞進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郵局，換了兩百塊的匯票，買了個印著郵票的信封。我把匯票寄給住在賽奧西特的前妻。我想寫個字條附在信封裏，但無論怎麽寫都像在道歉。錢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說她也習慣了。我用一張白紙包好匯款單，就這麽寄了出去。
天色灰蒙蒙的，天氣有點涼，感覺還要下雨。一陣寒風吹來，像飛毛腿後衛似的刮過路口。競技場大樓門口，一個男人罵罵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簷。
我都快走到銀行了，才想起來金的預付款已經所剩無幾，沒必要一本正經地去做金融交易了。於是我拐回旅館，付了下個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鈔隻剩下一張還沒動，我幹脆順便把它換成十塊和二十塊的零錢。
你說我為什麽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塊呢？我想到我說過的激勵動機雲雲。好吧，這下我有個激勵動機了。
我的郵件還是老一套，幾封廣告信，一封本選區國會議員的公開信。沒什麽非讀不可的。
沒有錢斯的留言，這也在意料之中。
我打給他的應答服務，又留了個口信給他，沒什麽理由，就因為我樂意。
我離開旅館，整個下午都待在外麵。我坐了幾次地鐵，但以步行為主。天色總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風越吹越囂張，卻始終沒能刮走我的帽子。我去了兩個警察分局、幾家咖啡館和五六家下等酒館。我在咖啡館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樂，和幾個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筆記。我打了幾次電話給我住的旅館的前台。我估計錢斯不會打電話來，但我想保持聯絡，以免金打來電話。然而一直沒人打給我。我打過兩次金的電話號碼，兩次接電話的都是自動答錄機。如今人人都有這種機器，機器遲早會開始自己撥號，互相交談。我沒給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