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什麽大不了的。剛開始我都沒感覺到酒精的力量，隨後我體驗到的是微弱的頭痛和反胃的預兆。
唉，我的生理係統已經不習慣喝酒，我遠離酒精已經一個星期了。上次我整整一周不喝酒是哪年哪月來著？
我記不起來了。也許是十五年前吧，我心想。也許是二十年前，也許更久。
我站在那兒，一條胳膊搭在吧台上，一隻腳踩著身旁高腳凳底下的橫杆，我試圖確定自己感覺到的究竟是什麽。結論是某些地方不像幾分鍾以前那麽疼了，但另一方麵，我感覺到了某種奇異的失落感。然而我失去了什麽呢？
“再來一杯？”
我正要點頭，但及時阻止了自己，我搖搖頭。“現在不了，”我說，“能給我換點硬幣嗎？我要打幾個電話。”
他給我換了一塊錢的硬幣，告訴我投幣電話在哪兒。我把自己關在電話亭裏，取出筆記本和筆，開始打電話。我花了幾毛錢，搞清楚是誰負責達吉南的案子，又花了幾毛錢聯係那個人，最後我的電話被轉到北中城區的刑警辦公室。我說我找德金警探，接電話的人說了句“稍等”，然後我聽見一聲“喬？找你的”，片刻過後，另一個聲音說：“我是喬·德金。”
我說：“德金，我叫斯卡德，我想知道你在達吉南的案子裏有沒有逮捕任何人。”
“你說你是誰？”他說。
“我叫馬修·斯卡德，我不是想從你那兒打聽消息，而是想給你消息。要是你還沒逮捕那個皮條客，我也許可以給你一條線索。”
他停頓片刻，說：“我們還沒進行逮捕。”
“她有個皮條客。”
“我們知道。”
“你知道他叫什麽嗎？”
“我說，斯卡德先生——”
“她的皮條客叫錢斯。有可能是姓，有可能是名，也有可能是化名。他沒有案底，至少這個名字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