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去買了《新聞報》。一樁新的暴行把金·達吉南趕下了頭版。華盛頓高地上有一位年輕的外科醫師，他是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的駐院醫生，在河畔公路的一場搶劫中遭到射殺。他根本沒有反抗，但凶手開槍打死了他，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受害者的遺孀將在二月初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應召女郎砍殺案掉到了裏麵的版麵上。報道的內容昨晚我都聽德金說過。
我出去走了很久。中午時分，我來到基督教青年會，但坐立不安，在見證環節中起身溜走。我走進百老匯大街的一家熟食店，吃了個熏牛肉三明治，喝了瓶普賴爾黑啤。晚餐時間我又喝了瓶啤酒。八點半，我來到聖保羅教堂，但隻是繞著街區走了一圈，然後徑直返回旅館，沒去地下室參加活動。我強迫自己待在房間裏。我想喝一杯，但我已經喝了兩瓶啤酒，我決定把每天的配額定為兩杯。我覺得隻要不超過這個額度，自己就不可能惹上麻煩。無論我早晨一睜眼就喝還是晚上臨睡前最後喝，無論我在旅館房間裏喝還是去酒吧喝，無論我一個人喝還是和別人一起喝，總之每天就喝兩杯。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睡了個懶覺，在阿姆斯特朗酒館吃了頓遲到的早飯。我走到市圖書館，在那兒待了幾個小時，然後在布萊恩特公園裏坐下，直到毒販子煩得我無法忍耐。他們已經徹底占領了公園，認定隻有潛在的顧客才會費神走進公園，因此你坐在那兒看報紙就注定被一次又一次打斷，他們推銷興奮劑、鎮靜劑、大麻、麥角酸以及天曉得其他什麽東西。
晚上我去八十三街參加戒酒會活動。米德萊德，從不缺席活動的成員之一，她宣布那天是她的紀念日，她最後一次喝酒已經是十一年前了，全場掌聲雷動。她說她沒有任何秘訣，她隻是每次堅持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