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很早就在我面前显灵。他梳着一个中分头。我明白我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他照着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并用嘴一吹，将生命赋予了他。我大哥和他一样，也梳着一个中分头。除了大哥，我还有一个二哥。我们中最大的是我们的姐姐。总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以前从未见过。它赠送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世界本身。物质将你们聚到一起，并通过那儿的必要磁场，把你们给吸引住。获准来看这个世界是一种特权——来观看、触摸、聆听。把这种感觉描绘给拉维尔斯坦听，本该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他可能会不屑一顾，说卢梭早就在他的《忏悔录》或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描述过这些内容了。这些最初的认识论印象，我并不想要人们已经预料到了，也不希望人们将此弃之一边。这个现实，我在这些相同的标志下已经看了七十多年。我还觉得，这些神秘的现象，我要等上几千年才能看到、听到、闻到、摸到——轮到我走进生命，走完人生后再次消失。我本该对拉维尔斯坦说：“这是我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但是，他正濒临死亡，现在跟他说这些话不太合适。我本想向他描述我隐秘的玄学思想，好让他对我有充分的了解。这个想法现在只好作罢。只有少数灵魂特殊的人，找到过接受这类启示的方法。
像孩子似的进一步洞察这个外部世界：在蒙特利尔的罗伊街上，一匹挽马摔倒在结冰的路面上。天空黑压压的，就跟灰色大衣的衬里似的。要是小动物的话，或许还能站起来，可这家伙腰部太大，只能四脚朝天，徒劳无益地折腾着。这匹长毛飘飘的佩尔什挽马，目光惊恐，青筋暴起，不是彪形大汉根本救不起它。但是，一群身材矮小的男人站在角落里，只会嚷嚷各种各样的建议。他们对警察说他运气真好，这匹马摔倒在罗伊街，要是写进报告里，这可比在拉戈什蒂耶尔街容易多了。随后，一群穿着黑色校服的女学生，两两一排，排着见不到头的奇怪队伍，迎面走了过来。她们脸色煞白，像是得了肺结核似的。监视她们的修女们，把双手插在袖子里取暖。这条街脏兮兮的，到处是深水坑，坑里结着一层冰。
童年的这个印象——真实的世界——成人是可以容忍接受的。不到一定的年龄，这种印象是不会改变的。在富足的家庭里，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或许会更长。但是，拉维尔斯坦也许会争辩说，这会导致自我放任的危险。你要么继续生活在顿悟之中，要么摆脱顿悟，开始择业，承担任务，遵从理性的原则，关注社会，或关心政治。这时，来自“无人知晓之世界”的那种感觉便会自行消失。根据柏拉图的理论，人的知识全部源自回忆，对早先在别处生活的回忆。拿我来说吧，拉维尔斯坦认为，观察的独特性大大超出了应有的程度，而且，出于其自身奇怪的原因，还在进行培养。他想，人类首先要求我们加以关注集体，而我却深陷在“个人的形而上学”之中。他的严格批评对我大有裨益。我虽然这辈子改不了了，但我想，由一个关心我的人指出我的缺点和弱点，真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并不打算通过批评这个外科手术，摘下我一双与生俱来的形而上学的隐形眼镜。
这是自由社会给我们设下的圈套之一——让我们永远像个孩子。阿贝可能会说：“怎么选择，这取决于你自己。你要么继续像个孩子一样进行观察，要么换个身份。”
就这样，尽管还患有其他疾病，拉维尔斯坦的身体却再一次好转，并且正学着怎样坐起来。这好像是他第十次尝试了。尼基已经学会如何操作三角形升降架。拉维尔斯坦的身体开始好转的话，尼基便会用轮椅推着他走走，罗莎蒙德和我则跟在后面。拉维尔斯坦的眼睛似睁似合，头耷拉着。尼基推着他在宽敞的公寓里转来转去——这房子本该是给更加快乐、更为正常的人住的。可这是他的王国，里面的财产全是他的。
罗莎蒙德眼里噙着泪水，问我拉维尔斯坦能不能再恢复到他以前的样子。
“他战胜得了吉兰-巴雷综合征吗？我应该说，他的情况正在好转。”我说，“去年，他得了带状疱疹——疱疹或其他什么病。他战胜了带状疱疹。那一次，他赢了。”
“但这种战斗，你能赢上几次呢？”
“一切都是你离开时的样子。”尼基对拉维尔斯坦说。
地毯、挂件、拉克利装饰、绘画、书籍和激光唱片，他把收藏的旧留声机唱片全给卖了，都是些经典唱片，数量很多，从而与先进的科技保持同步。他的激光唱片很多，全编成了目录，都是从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寄来的，而且全是最新的巴洛克音乐风格。尼基和我所称的那些“指挥部”电话全被切断了，只有尼基卧室里的电话，如他所说还在“运转”。在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找不出第二家像这样的公寓——到处铺着价值连城的古董地毯，厨房的洗涤池上放着一台发着咝咝声的商用浓缩咖啡机。然而，拉维尔斯坦再也无法操持这个家了。壁炉台上方依旧挂着朱迪斯揪着荷罗孚尼头发的绘画。荷罗孚尼张着嘴，朱迪斯则两眼遥望天堂。这幅画的作者是希望你把朱迪斯看成纯洁的犹太人民的女儿，一个姿色天然而贞洁的美女，即便她刚刚砍下了同伴的头颅。拉维尔斯坦对于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在拉维尔斯坦的私人天地里，找不出什么蛛丝马迹，以表明他在性方面的偏好。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人们都没有理由怀疑他跟普通人似的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轨行为——那些老派的男同性恋稀奇古怪的勾引行为。他实在受不了一个大男人说话娘娘腔，还搔首弄姿。
拉维尔斯坦坐着轮椅巡视自己的寓所，他的感觉显然是痛苦的：我要是走了，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一件也带不进坟墓。这些漂亮的东西，都是我从日本、欧洲、纽约，从世界各地买来的，是经过反复考虑，并且和行家、朋友们反复讨论后才决定买下的……是的，拉维尔斯坦已是日薄西山。看到他坐在滚动的轮椅里，裹着花格子衣服，宽阔的后背佝偻着，甜瓜似的脑袋耷拉在一边，你或许想象不出，他的身体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他的怪癖、口头语、习性以及最近遭受的种种感染，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多年前，拉维尔斯坦到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别墅做客，他问我，拥有这栋大卵石别墅、古老的枫树、核桃树、花园，我有没有一种地主的感觉。实话实说，虽然这一切我都非常喜欢，但我并没有把自己看成这些土地和财物的主人。因此，即便发生最糟糕的事，就算全副武装的地方民兵突然来袭击我，把我当作犹太侨民给赶出去，我也无所谓。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是犹太人，而不是地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关心的是美国的宪法，而不是我的投资。这些房间、岩石、绿色植物，对我的重要器官不起任何作用。要是失去了它们，我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可要是宪法，这奠定万物的法律基础，遭到了破坏，那我们则要倒退到混乱无序的原始状态了，他常常这样警示我。
那次到乡下做客，拉维尔斯坦是冒着生命危险，开着一辆租来的车，从汉诺威出发，经过91号州际公路，一路开过来看我的。他动作协调性很差，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很不安全——坐在驾驶员位子上战战兢兢的。除了作为乘客坐过车，他从来没碰过车，所以他高度紧张。而且，他并不喜欢乡下。
拉维尔斯坦再次借用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的观点对我说，一棵树，看上去美不胜收，却始终一言不发，交流只有在城市中、在人与人之间才可能发生。他很喜欢交谈，一边交谈一边思考，喜欢向后仰着身体，让泉涌的思想喷涌而出——他指导，检查，辩论，修正错误，颁布基本规则，将希腊语和即兴翻译融为一体，说话结结巴巴，解释时爱用犹太人的笑话活跃气氛，笑声不断。
在乡下，拉维尔斯坦从未自己单独出门、到田间地头走一走。他眺望树林和草地，但和它们毫无关系。不知何故，阿贝一直把卢梭牢记在脑海里，而卢梭则非常喜欢田野、树林。卢梭对植物很有研究。然而，拉维尔斯坦对植物兴趣索然。他可以吃色拉，但看不出为此冥思苦想有何意义。
拉维尔斯坦来乡下看我。我有一个难以言表的爱好：喜欢偏僻和独处。他来访，是对我做出的让步。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树林里呢？我完全有把握这样猜想，他对我这样做的动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审视，角度之多，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便我冥思苦想到永生永世，也想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我当时的妻子薇拉感到好奇——这些都是在罗莎蒙德出现之前的日子里——还一心想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女人。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明白吗，他是真的才智过人，大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工作。而我呢，虽然也有才智，但只是偶然地、间歇性地表现一下而已。他深思熟虑，思考透彻，考虑出的结果都是建立在业已验证之准则的基础上——我怎么形容呢？……就拿鸟打比方吧，他是一只雄鹰，而我只是个抓抓小虫的小鸟什么的。
然而，他知道，我是理解他的那些原则的——甚至无须向我解释。如果说他有错觉，那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能接受他的纠正。他可是老师，这你知道。这是他的职业——教育别人。我们都是老师。几千年来，犹太人在教导他人，也在接受别人的教导。如果没有教导，就不可能有犹太这个民族。拉维尔斯坦当过达瓦尔的学生，或者说门徒，如果你更喜欢这么说的话。这个哲学家令人敬畏，你或许没听说过。他的崇拜者们说，从这个术语的古典意义上讲，他是个哲学家。我不是这个方面的评判家。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我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此截然不同。在我有限的智力范围内，想起已故的达瓦尔我便充满了敬意。拉维尔斯坦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我最后只好去拜读他的作品。我要是想了解阿贝的一切，就必须得这么做。以前，我在街上时常碰到达瓦尔。他身材瘦小，一副极其心不在焉的样子，目光柔和，戴着一副眼镜，将自己激烈的观点、见解给遮了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在美国，甚至在国外，处处遭到学界的仇视，被视为洪水猛兽、逆端异己，实在是难以想象。作为达瓦尔的主要代表之一，拉维尔斯坦也遭人仇视。不过，被视为敌人，他根本不在乎，毫不怯懦。对于教授这个阶层，我不大关心。在这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世纪里，教授们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济世良方，好在这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或者说我曾经是这么想的。
想想拉维尔斯坦造访乡下那一周，还是很开心的。狭长的新英格兰，恬静安宁——阳光明媚，绿色葱茏，橘红色的罂粟花花床，与红白色的牡丹花交相辉映。
透过活动百叶窗帘看出去（他用颤抖的手指，挑开百叶窗横条，使空隙变大），他看到了盛开的鲜花——此时正好是杜鹃花绽放的季节——他发现，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只是这个季节缺乏戏剧性，无力唤起人们真正的兴趣，与人世间的戏剧性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他问道：“你妻子总是这个样子吗？”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他说，薇拉将自己关在她乡间的斗室里，每天十四个小时，笔挺挺地坐在那儿读书看论文。”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呀，她就是这样研究她的混沌物理学。”
“一动不动，就这么直挺挺地坐着——甚至连喘气都不曾有。你从来看不到她喘气。这不把人给憋死吗？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她在准备论文。她要参加一个会议，对某人的研究进行点评。”
“她必须要呼吸喘气呀——断断续续地。我对她进行了观察，”拉维尔斯坦说，“我看不出她在呼吸，除非是秘而不露。”
当然，他这是夸大其词。不过，诸多事实表明，他并没有撒谎。而且，关于她的呼吸，他还说服我接受了他的说法。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是否同意，他就已经说服了我。他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不必接受薇拉的行为举止。我们去乡下期间，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于是导致两个人孤零零的。我们夏天在英格兰就是这样过来的：同在一个太阳下，同住一个星球，两个人却分割开来，互不来往。薇拉缄默无言时尤为动人。沉默，似乎是她祝福自己美丽的一种祷告形式。拉维尔斯坦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到新罕布什尔来和我小聚数日，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处境。他很讨厌乡下的风光。但为了我的缘故，他撂下自己的生活。他不喜欢离开他城里的电话总机指挥台。要是切断他与华盛顿和巴黎信息员们的联系，切断他与他的学生、他培训过的人、他的那帮兄弟、他新收的门徒、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幸福之人的联系，他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这些年来，你都是这样过夏天的，是吗？”
他常往巴黎跑，一有机会就跑过去待一周，最好是一个月。他承认，巴黎已经不是过去的巴黎。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世上不管什么地方，凡事都不是事，只有得到了巴黎的关注、评价和证明，那才叫事。然而，这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沙皇皇后和国王们不再从巴黎引进诗人和哲学家了。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外国人给法国听众作报告，讲解卢梭时，报告大厅里都是座无虚席。人们可能会说，法国依然是欢迎天才的。但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几个是阿贝·拉维尔斯坦大加赞赏的。他并不关心愚蠢的反美情绪。他也没有必要博得巴黎人的热爱或宠爱。总体而言，他更喜欢巴黎人的**行邪性，不喜欢他们的彬彬有礼。
巴黎（这个旁白很重要）是阿贝·拉维尔斯坦和薇拉第一次发生口角的地方。当时，薇拉和我乘飞机过去领取一项外国作家奖，阿贝也在那儿。我们下榻在皇家桥酒店。拉维尔斯坦急不可耐，激动不已，急切地想见到我，于是站在酒店前厅里大声地喊我，不等我回应，就冲了过来。他本想拥抱我——也许拥抱薇拉，要是她碰巧先出现的话。可她穿着吊带长衬裙，转身跑开了，跑进洗手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但是，阿贝和我已是数月未见，再次相逢，我们俩都格外兴奋，几乎没想到薇拉，也想不到拉维尔斯坦会失礼闯进卧室。他应该先敲一下门。她提醒我说，这毕竟是她的卧室。
从她跑出来时那副娇媚含羞、怒气冲冲的神情，我就知道拉维尔斯坦错了，他冒犯了她。她对行为得体自有一套看法，我不愿意去想它、安慰她。她后来说，她决不会原谅他如此莽撞地闯进她的房间。为什么他不提醒她一下就闯进去？她还没穿好衣服呢。
“是呀，他是太鲁莽了。”我说，“对于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来说，这是……这是他的一个魅力之处，就是行事冲动……”
这样解释并没有让薇拉消气。我每说一个字为拉维尔斯坦解释或辩护，就立刻会招来她连珠炮似的猛烈反击。“我到巴黎不是来见你的狐朋狗友们的，”她说，“也不是半**身子就让他们朝我冲过来的。”
“你在海滩上不是露得更多吗？”我说，“只穿着简约派服装设计师们所谓的泳装。”
薇拉同样进行了驳斥：“两者环境不同，况且你有权做好准备。你同我说话，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在你眼里，我就像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请你不要忘了，我在我的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丝毫不比你的差。”
“当然，当然，甚至更高。”我说。
商界人士、律师、工程师、华盛顿的名流、各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喜欢贬低我，我都习以为常了。就连他们的秘书，也从电视上学会了辨别事物重要性的方法，所以我——一个不可理喻的傻瓜——一出现，他们就会抬手掩面偷笑，互使眼色。
因此，我让薇拉尽情地表现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拉维尔斯坦却说，我应该保持更多的、应有的自尊，不要装出这副含垢忍辱的神情。可我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风格，去迎合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我对现状和自己的缺点了如指掌。我脑子里一直牢记，死神正在逼近，随时都可能赫然出现在眼前。
总之，对于拉维尔斯坦的“鲁莽行为”，我本该预料到薇拉会小题大做。她一直在准备，就阿贝这件事要和我说个明白。阿贝闯进她酒店里的房间，正好给了她翘首以待的机会。
“我不想再在这里看到他。”她说，“我还要你记住，你答应过我，要带我去沙特尔。”
“我说会的，当然会带你去——我是说，我们一起去那里。”
“我们邀上格利莱斯库夫妇。他们俩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格利莱斯库教授会去的，娜内特不一定——她很久没有进行这种旅行了。她不喜欢让别人在大白天里看到她。”
我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格利莱斯库女士在她那个时代，可是一位楚楚动人的淑女，是你很久之前读过的那类如花似玉的少女之一。格利莱斯库则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不完全是一个荣格的追随者——但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你很难对他进行归类。
拉维尔斯坦从不强烈指控任何人。但他说，专门研究这些领域的学者们，提起格利莱斯库，都说他是铁卫团[40]团员，与二战前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府有联系。他曾担任布达佩斯纳粹政权外事机构的文化官员。“你不喜欢考虑这种事情，奇克。”拉维尔斯坦说，“你娶了一个让你胆战心惊的女人。当然，你会说，她对政治一窍不通。”
“她对政治确实知之甚少……”
“她坚信，一个科学家必须摆脱和超越这种事情，这很自然。可这些人都是她的伙伴。我们也不妨直面一下事实。”
我说：“我承认，拉杜·格利莱斯库是东欧圈子里男人们的行为楷模。”
“你是指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绅士们的那套狗屁玩意儿？”
“是的，大致是这样。善于体贴的男人，唯有这种人，才会记住生日、蜜月以及其他周年纪念日。你得亲吻女士们的手，向她们赠送玫瑰；你要赞美、奉承她们，为她们挪椅子，奔过去为她们开门，同总管商量，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女人都希望这样的男人宠爱她们，崇拜她们，服从她们，浪漫地追求她们。”
“那些蠢货扮成骑士随时听候差遣？当然，这不过是游戏而已，可女人们却乐在其中。”
从蒙帕纳斯车站到沙特尔的距离很短。要是带薇拉去看大教堂，我更想挑一个草莓时令季里的集市日去。但是，薇拉对沙特尔并不真的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带她到那儿去。什么哥特式建筑，什么彩色玻璃，她全都兴趣索然。她只是想让自己如愿以偿而已。
“薇拉提出各种条件要你去满足她，对不对？”拉维尔斯坦说，“她不会连自己的行李也全要你带来吧？”
“说得没错。我是取道伦敦过来的。”
“她在家有个约会取消不了，所以你就自己飞过来了，并且把她的宴会服也带来了……”
他对我所做的这些差事并没有予以赞赏。他的观点再清楚不过了。他曾描绘说，我的婚姻里只有阿谀奉承。作家都当不了好丈夫。他们的厄洛斯全部献给了艺术。或者说，他们也许无法专注于婚姻。他对薇拉的评判甚至更严厉。“也许我是不该冲进她的卧室。”他承认说，可转而又补充道，“可也没看到什么呀。再说了，我也没那个兴致。她穿得整整齐齐的，没露出什么呀。她穿着吊带长衬裙，里面的内衣全穿着呢。她干吗要那样大呼小叫的？为什么呀？”
“礼节呗。”我解释说。
拉维尔斯坦不同意这个说法：“不，不，不是礼节，这看上去根本不像是礼节。”
语言表达上我一般不大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她只是还没准备好让别人去看。除非你是和她住在一起，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她早上怎么处理头发、面颊、嘴唇（特别是上唇）——这是她梳妆准备的过程。她必须要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出现在世人面前。可是，这种美是在检阅美，就像西点军校或哈布斯堡王朝轻骑兵接受检阅一样，需要准备。人们可能怀疑我有偏见。但我向你保证，我确实遇到过一些怪诞不经的女人——我碰巧结过几次婚，我这儿有一个自我保护的问题。
拉维尔斯坦说：“薇拉是不是来自黑海地区？”
“是又怎么样？”
“多瑙河东部，还是喀尔巴阡山脉？”
“我说不准具体位置。”
“这个无关紧要。”阿贝说，“一个东欧式的贵妇。现代法国女性不会如此拿腔作势。东欧过来的人常常亦步亦趋地效仿法国人的做派，他们在国内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住的地方挺恶心的。他们只需要从法国人的视角看自己。像齐奥朗[41]这样的人，甚至我们的朋友——你的朋友——格利莱斯库，就很适合这样做。他们都希望变成法国人。可你的妻子不一样，比别人古怪多了……”
我打住了他。我要是承认说，她确实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古怪的现象，那么我就会落下一个不忠的罪名，遭世人唾骂。我是用情人的眼神看她的，但又不完全是。我还用自然主义者的眼光看她。她真是灿若天仙。我还要承认，她脸上的一些部位使我想起了乔尔乔内。你可以在一张小地图上，将薇拉的祖籍画为希腊，甚至埃及。当然，一流的知识分子，那可是宇宙的杰出人才。再说，薇拉还拥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大脑。装着科学知识的这部分大脑，特别值得尊敬。然而，拉维尔斯坦认为，科学家中拥有伟岸人格的，这样的例子可谓寥寥无几。伟大的哲学家、画家、政治家、律师，他们中有；但在科学界，灵魂伟大的男人或女人却凤毛麟角。“是他们的科学伟大，不是他们人伟大。”
现在，我得将巴黎的话题放一放，重新回到新罕布什尔上。
我从乡下待的几天时间里得出结论：拉维尔斯坦的来访，证明他充满了感情。他对田野、树木、池塘、鲜花、小鸟等，根本没兴趣。对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来说，看这些东西纯属浪费时间。他为何要撇下那些电话、餐馆、纽约或芝加哥的一切便当和情场上的种种**？因为他想亲自看看，我和薇拉之间在新罕布什尔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天就足够了。“我一直在观察。”他说，“我发现她将你放在蚁冢之上进行监视。难道你们就没有一起做过什么？比如徒步旅行？”
“仔细想想，还真是没有。”
“游泳呢？”
“她偶尔会跳进邻居家的池塘里。”
“烧烤、野餐、走访、聚会？”
“这些她都不喜欢。”
“那她就不能告诉你，她主要喜欢什么吗……”拉维尔斯坦将那张大脸凑到我面前。他屏住呼吸，默默地引导我完全顺着他的思路去思考：我干吗要每天忍气吞声地遭受这种紧张的折磨，而且没完没了？
薇拉所需要的一切，正如她说的，就是捧着一个笔记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制表画图，抬起膝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但是，她还是把负面的情绪不断地撒到我身上。新罕布什尔的这个角落，枫树参天，山核桃树树龄长达数百年之久，可谓美不胜收——树荫下的角落里长满了长春花和苔藓，这意味着……算啦，对薇拉来说，这什么意味也不是。她终日沉浸在她那伟大的抽象思维里。
“那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拉维尔斯坦问道，“你也许代表着其他男人会从她那儿得到的一切……所以，有个问题令人很着迷，她一头埋进的到底是她的科学还是她的巫术？由于你一无所知，所以你的答案似乎必须是科学。”
这样说似乎挺合理的。
“她的一贯做法是，”我说，“每隔几周，她就要打点一下行囊，包括宴会服，因为她不仅要出席自然科学会议，还要参加社交聚会。她开着那辆白色捷豹轿车，顺着东部沿海地区，由北向南，出席一个又一个会议。”
“可以这样说吗，她暗示她排斥你，所以她不在家时，你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拉维尔斯坦可能会同情我，但更多的时候，是在琢磨我种种自相矛盾的古怪行为。
“你从那地方得到了什么？”他会这样问我，“那儿应该是你幽静的、绿色葱茏的隐身之地，是你思考、工作的地方。或者至少可以推进你的计划……”
我和拉维尔斯坦常常是无话不谈，对于他的批评我都是欣然接受。他对朋友的生活、性格、秘而不宣的私密生活——他们的性需求或性变态，他都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不带任何私心地观察朋友，常常令我吃惊。他指出你的缺点，并不是要贬低你、抬高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感谢他观察我的原因。我发现我将自己的种种怪癖，毫不隐瞒地全部告诉了他。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这种谈话的例子。
“我承认你说得对，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地方。”拉维尔斯坦说，“但你能解释解释大自然都给了你——一个城市犹太人——什么启示？你可不是什么当代的超验主义者。”
“不是的，那不是我的特长。”
“而且，对你乡下的邻居们来说，你是一头猛兽，本该在灭世洪水中淹死。”
“是的，绝对应该。可我并不在乎是否融入或归属于乡下社区。吸引我的是乡间四周的那片宁静……”
“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谈过……”
“因为它很重要嘛。”
“生命在疾驶而去。你的光阴飞逝似箭，比织布机的梭子或扔向空中的石子还要快，”他像一个宠爱子女的父亲对我说，“而且在以每平方秒三十二英尺[42]加速下沉——这是打个比方，表示奔向死亡的速度令人恐怖。你希望时光像孩提时代那样，慢悠悠的——一天就像一生似的。”
“是呀，要做到这一点，你的心灵需要保留一些平静。”
“就像一个俄国人说的。”拉维尔斯坦说，“我记不清是哪个了，但你要解释自己真正在忙什么的时候，奇克，你总像俄国人。而且，多年来，你一直忙于安排你的生活问题——就是你的私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最终成为主人，拥有这栋别墅和那些三百年的老枫树，更不用说那些平坦、碧绿的草坪和石墙。我们国家政治自由，所以才会有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私生活才不会遭到骚扰。但是，你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你的时光正在飞驰而去——而你的妻子则决心要击垮你的计划，阻止你安静地实现自我。俄语中应该有个术语，描述这个……啊，这个……啊情况。我能想象出她以前是怎么勾引你的。她打扮起来确实是一个养眼的大美女，而且身材又很性感……”
一开始，拉维尔斯坦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冒犯薇拉。为了我们的友情，他要我们俩平安相处。他很热情，只要薇拉说话，他就会全神贯注地倾听，很尊重她。在此过程中，他表现出一种艺术鉴赏家的样子——犹如伊扎克·帕尔曼在给一个小女孩儿演奏儿歌。至于他心里是怎么判断的，姑且不去管它。即便在巴黎的宾馆里他闯进薇拉房间的那一刻，他也没有忘记和薇拉之间默认的友好条约。他对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从不自欺欺人，全部都原汁原味地印刻在大脑里。
但是，他和我成了朋友——两人情深意切——而且，我们俩要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相互理解，也不可能拥有这份友谊。遇到这种时候，他便仰起光秃秃的头，靠在椅背上。他那满目皱纹的苍白面孔，又大又可爱，他脖子和肩膀上的肌肉居然能支撑起来，令我好生奇怪，因为他腿部肌肉就少得可怜，只够完成自己的目的，或是实现自己的愿望。
保持健康的关系本该易如反掌，不过你需要一个极限的挑战。因此，你发现自己在极力讨好一个女人，但不管怎么讨好，这个女人就是不领情——不领你的情。
“你很幸运，”拉维尔斯坦接着说，“你有一份职业，所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是真正的性奴役或精神病态的实例。这是人性的枷锁，真的。但对你来说，这无足轻重，仅此而已。你尽管可以乐在其中，将注意力转移到怀特山那如茵的绿色、纯朴的明净之中，从这些小毛病——性折磨——里寻取乐趣。”
“自从你在巴黎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她就开始说你我关系不正常。”
听我这么说，他神情冷淡地停了下来。从他的沉默中，我能看得出，这个始料未及的“信息”，正在由一台大功率仪器——我这么说不是在开玩笑——进行处理。拉维尔斯坦聪明盖世，这样评价他，毋庸置疑。他是学术带头人，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在成千上万人的眼里，他都是名副其实的带头人。他跟法国人讲卢梭，向意大利人解说马基雅维利，等等。
他停了一下又说：“喂！她说关系不正常，她所表达的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们结婚多久了？”
“整整十二年了。”我回答说。
“十二年了！多可悲呀！”拉维尔斯坦感叹，“就像你给自己判了十二年的有期徒刑似的。你真是个忠贞不贰的丈夫，日复一日、日往月来地服刑，表现很好也不让休息，不许申请保释。”
“我的工作很有趣，我整天在忙工作呢。”我解释道，“早晨，她穿好衣服，化好妆，然后对着三个灯亮程度不同的镜子——分别在梳妆间、卫生间、客卫间——再审视一遍头发、面容、身材，然后便‘咣’的一声冲出大门，弄得我半是头疼、半是心痛，无法释怀。”
“她不会打扮。”拉维尔斯坦说，“面料都是怪怪的——她去年穿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鸵鸟皮？……到头来她反而指责你和我有丢人的性关系。你是怎么说的？”
“我捧腹大笑。我跟她说，这种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做，我都这把年纪了，也不准备去学。这听起来就像是个笑话，可她还是不相信我……”
“她无法信你。”拉维尔斯坦说，“炮制这个可怜的罪名，花了她巨大的心血。她这方面的智商低得可怜——尽管人们告诉我她在混沌物理学界是一大权威。”
阿贝一定是从他的电话网络中获得这个信息的。“他的关系比电话交换机上的插头还要多。”而现在，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数据，这句老话则被这些数据淹没了。
拉维尔斯坦向各地的朋友们了解薇拉的情况，准备向我报告比我想要了解的多得多的消息。这样，我得用双手拍打耳朵，紧闭双眼。可都这把年纪了，你不可能依旧那么天真。在现代，这种天真，十分之九实则是一种无动于衷，对罪恶的无动于衷，是一种决心，决心不让自己被可能读到、听到或看到的一切影响。热衷丑闻，使得人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发明创造的能手。薇拉在她的科学研究上是个能手，在行动举止上却是个低能儿。
作为拉维尔斯坦推心置腹的朋友，你会不自觉地了解到大量你不是很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时而感觉自己依旧处在中世纪，甚至金字塔时代，抑或是迦勒底的吾珥[43]年代。
拉维尔斯坦告诉我薇拉同一些人的关系，我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些人。他说，他准备把这些情敌的名字告诉我，可我不想听。她既然不爱我，那我就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的智慧，躲在办公桌后面伏案工作，完成一些久拖未决的项目——我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对自己说：
因我有诺言不能违背，
要赶完长路方能安睡。
这两行诗经常被改成：
因我需要烧烤食材，
要到远方才可醒来。
这是对我，而不是对弗罗斯特开的一个玩笑——一个喜欢说教的老家伙，他说话的内容大都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不可否认，他擅于自我推销，天生就是个公关高手。尽管如此，他依然是一位旷世奇才的作家。
听到薇拉所谓的不端行为，我内心颇为不安。记得拉维尔斯坦对我讲她各种各样的绯闻时，我连站都站不稳，踉踉跄跄的。为什么夏季有那么多会议要参加？她为何不告诉我可以联系上她的电话号码？当然，这些事要不是怪怪的话，我是不会感兴趣的。就像我以前说的，拉维尔斯坦对内幕消息如痴如醉。他的朋友们要是给他带来新鲜特别的消息，他便会给他们加分鼓励。期盼他为你严守秘密，这种好事你想都别想。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担心。如今，人们要是刺探你的秘密的话，那可是比过去聪明百倍。他们要是掌握了你的秘密，就会多增加一份对你的控制力。你无法停止或制止他们。即便你如愿建成了许多迷宫，你肯定还是会被挖出来。当然，我很清楚，拉维尔斯坦对“秘密”根本不关心。
但是，既然拉维尔斯坦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我这样说绝非挖苦讽刺，他的兴趣确实很广——我需要掌握他朋友和学生们的一切情况，就像一个在诊断病情的医生，必须要看你一丝不挂的身子。医生都有医德医规的约束，不可透露你的隐私。你要是想到这一点，那么这种比较就不会成立了。拉维尔斯坦可不管什么约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裸的真相”这个观念十分流行。“让我们都了解**裸的真相。”有个名叫克莱尔·谢里登的英国妇女，写了一本回忆录《**裸的真相》。她理应去革命时代的俄国访问访问。在那里，她同列宁、托洛茨基，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人物，似乎相处甚欢。
不过，这一切只是时代背景而已。
让我们接着往下聊。
拉维尔斯坦还在谈论薇拉的话题。他说：“你给她提供了一个地方——夏日里美丽的乡间——可她对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稀罕，奇克，要不然她会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所以，我好生奇怪，你干吗要费这么大劲呢？可是，”他继续道，“让我来告诉你我从中看到的一切。我看到一个犹太人，一个移民的孩子，对美国的房产很重视。你想做什么就可以自由地去做什么，可以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你是一个美国人，置地建房是你的特权，可以住在房子里尽情享受你的权力。不错，这里没有别人，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在新罕布什尔这儿建了这座避难所，四周挂满了你家的纪念品。你母亲的那把俄国茶壶可是个漂亮东西。这个……啊，这个……啊，真是太精致了。可它距离图拉[44]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图拉的茶壶，就跟纽卡斯尔的煤一样，举世闻名。这个……啊，这个……啊，茶壶从未在这样一个异国之邦，在这么一个最偏僻、最遥远之地出现过。你呢，奇克，你在宣布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切权利。你这样做非常勇敢，但也有点儿疯狂……方圆数英里[45]，只有你是个犹太人。你的左右邻居们都相互依靠。你有谁依靠啊——你那个非犹太人的妻子？你有自己的理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有宪法保障，这非常令人欣慰。可以肯定，其他忠于宪法的人，对此也会感到欣赏……”
他讲得很尽兴、很陶醉，我并不怎么介意。我的行动方法被人揭示出来，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还得要设想一下，你的税额很高……”
“这是必然的。而且现在每年都有新的教育评估。”
他说：“我能想象出他们这里的教育状况。你参加过这个镇上的会议吗？”
“参加过一次。”
“你那个趾高气扬的妻子呢？”
“她也去了。”
在这个莫名的或者新的疾病反复出现前，拉维尔斯坦和我有过许多类似上面这样妙趣横生的交谈。他似乎觉得，他对我的行动提出的看法，我应该要加以重视。事实上，我发现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很有用。比如，他说我毫无冒险精神。他问我：“你的几次婚姻都让我很着迷——你还记得那个史蒂夫·布罗迪，对不对？”
“那伙计为了打赌，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了下去。”
“就是这家伙——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去看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尤其是第四卷。我没有仔细读过这些鸿篇巨制，可要是你对此一无所知，却又想跟上拉维尔斯坦的思想，则一点儿希望也没有。我倒是没有真的被这些思想吓倒。现在，对于柏拉图，我耳熟能详，就像熟悉埃尔莫·伦纳德一样。
“我跟你说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不能立刻理解的。”有时候，拉维尔斯坦会这样宣称。但在和老好人奇克的交谈中，他有可能练就了一种谈话艺术，而且非常注意和奇克交谈的语速，都是慢条斯理的。作为一名天才教育家，他还可能知道我的大脑能够容纳多少知识量。
在新罕布什尔，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强迫我重复那些过时的玩笑、噱头和俗套的杂耍。“唱一首吉米·萨沃的歌给我听听”，或者“演一下那个受到欺骗、暴跳如雷的丈夫是怎么反应的，再来一个？那个心碎的男人对他的好友说：‘我老婆骗了我。’”
“嗯，是的。他朋友又说：‘每天和她**，一天至少一次。一年下来准叫她一命呜呼。’
“‘不！’那个家伙大惊失色，‘就这个答案？’
“‘一天一次。这么频繁呀，这绝对会要了她的命……’
“随后，一块提示牌被拿到台上。这样你可以想起怎么演。一个引座员戴着圆帽子，穿着双排扣衣服，拿来一个放着提示牌的三脚架。牌子上写着‘五十一周后’几个黑体字。接着，那个丈夫坐在轮椅里，由老婆推上舞台。他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被毯子裹着，像个残疾人似的。他老婆却像一朵正在绽放的鲜花，身上穿着网球服，腋下夹着网球拍。她对他体贴入微，一会儿帮他压紧毯子，一会儿又亲他。他双目紧闭，看上去像死了一样。她说：‘休息吧，亲爱的，我去打一盘就回来——很快，很快。’她大步流星地离开后，气若游丝的丈夫把一只手举到面前，遮住嘴，悄悄地、妙趣横生地、神神秘秘地对观众说：‘她不知道，她只有一周好活了。’”
说到这儿，拉维尔斯坦的头向后仰着。他闭上眼睛，身体“唰”地向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我像他一样，也笑了，只是笑的风格不同而已。就像我前面说的，是我们俩的幽默感把我们吸引到了一起。不过，这样说可能软弱无力。嬉闹欢笑——欢呼雀跃——观点高度一致，是这一切把我们俩聚到了一起。这种关系是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的。
在那些日子里，罗莎蒙德要乘坐很长一段的轻轨。这个城市非常宽，她要穿越全城。一路上，她的思想和感情全放在同行乘客们的脸上。她给我带来了一周的信件和电话留言。她做我的研究生助理长达两年时间，替我打字、发传真。薇拉对她总表现出一副傲慢的样子，甚至都不请她坐一下。我时常给罗莎蒙德递上一杯茶，让她感觉舒服一些。她穿的衣服虽然有些破旧，但绝对清爽、整洁。可薇拉认为她是个衣着邋遢的小东西。薇拉总是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贵族派头。她给自己买了许多面料怪异的衣服，比如鸵鸟皮，而且价格十分昂贵。有一个季节，她专门买鸵鸟皮服饰——一顶大的鸵鸟皮帽子，式样像绿林好汉戴的那种，羽毛全给拔了，上面满是毛囊孔。挎在肩膀上的单肩包、靴子、手套，也全是鸵鸟皮的。她是个正教授，年薪很高，足够她花的。她的五官轮廓挺拔，这才是美貌唯一至关紧要的条件。
薇拉说：“你的小罗莎蒙德非常想照顾你。”
“我认为，她相信我的婚姻很幸福。”
“要是这样的话，她干吗总是带着一件泳衣？”
“因为她要乘坐轻轨，又远又热，再说她喜欢到湖里游泳。”
“不，是因为你可以看见她漂亮的身材，否则她该去自己住的城市那一头游嘛。”
“她觉得在这里游比较安全。”
“你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口述信件吧？”
“不全是。”我承认说。
“那你们谈什么呢——希特勒？”
对薇拉来说，这些话题都不值一谈。同混沌物理学相比，这些话题根本就不存在。我要提醒你，她可是出生在距离斯大林格勒飞行航程不到一小时的地方。但是，她的父母想方设法，不让她知道一丁点儿关于纳粹国防军和古拉格劳改营的消息。唯有她深奥的研究最重要。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薇拉对政治颇有天赋。她敢肯定，世人都会认为她很好。她一心希望大家把她看成一个热心的人、友好的人、慷慨的人。提到她，连拉维尔斯坦都说：“她关注世人，令世人受宠若惊。她购买最昂贵的生日礼物送给别人。”
“没错。她去吸引熟人，让他们疏远我，实在是好笑。我可不想去比赛花钱。”
“你是想告诉我，奇克，她是某种外星人？”
现在，我已经弄清了拉维尔斯坦对婚姻的看法。人们渴望独居，可又无法忍受孤独，最终会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们需要那个恰好合适的、那个失去的一半来完善自我。既然他们从现实生活中没有希望找到那一半，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一个容易相处的替补者。他们承认搞不定，所以才采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真正情投意合的婚姻，世间难觅。爱情坚贞不贰，直至生命的尽头，这不是现代人的研究课题。但是，对拉维尔斯坦来说，获得心灵上的同衾共枕，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学者们否认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一百一十六首》写的是男女爱情，而是坚持认为莎士比亚写的是友情。在现代，我们希望能从婚姻中得到的，顶多只是性的相互吸引，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这是一个波希米亚式打扮的资产阶级的解决方式。我之所以提到波希米亚精神，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拉维尔斯坦告诫我们说，在现代条件下，我们都处在弱势状态。那个强势状态——这是他从苏格拉底那儿学来的——是通过大自然来到我们面前的。灵魂的核心是小爱神厄洛斯。厄洛斯受到太阳的强烈吸引，无法自制。这一点我以前大概说过。我要是再次提起，那是因为我没和拉维尔斯坦说过。对他而言，厄洛斯就是灵魂的核心，这里沐浴着阳光，发展壮大。
然而，在某些方面，我对薇拉的看法要比拉维尔斯坦的好。他不那么容易拜倒在薇拉的那种魅力之下。另外，我依旧像别人一样看待她——穿越房间，衣着昂贵，脚尖飞快地向前一插，脚跟几乎不怎么着地。她对走路、谈话、耸肩、微笑等的看法新颖独特。认识她的美国人都认为，她是欧洲式优美和高雅的灵魂。罗莎蒙德自己也这么看。我解释说，这种优雅的背后实则是一种特别的笨拙，很是惹人眼球。但是，她所有的威望、她在物理学界的知名度，她享受的丰厚年薪，她倾国倾城的独特魅力，所有这一切，是任何女人都望尘莫及的。罗莎蒙德经常感叹：“她真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大美女——瞧那细腰、那美腿，那身上的每个地方。”
“确实如此。不过，这里还是有点儿不自然，像是设计好的，缺乏真情实感。”
“即使结婚这么久了还这样？”
我本来希望和薇拉珍惜这段婚姻，因为我之前结过几次婚。但我后来多多少少还是放弃了努力，大约十多年没有对薇拉提出任何要求。早晨，她“砰”的一声摔门而出。我则转向工作，每天都是这样过的。拉维尔斯坦像打卡报到似的，从城市的那一边打电话过来，和我聊上一两个小时。罗莎蒙德每周至少一次，乘公共交通从城市那一端到这里来。我经常建议她乘出租车，可她说她更喜欢乘坐轻轨。罗莎蒙德说，她的未婚夫乔治认为轻轨非常安全。这里的运输管理局对轻轨的治安管理比纽约有效多了。
我效仿拉维尔斯坦的习惯，教她一个法语词“不可信的”——靠不住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像法语词语那样，可以化解美国的危险。
就在那个时候，一切变得越来越糟。我刚从塔拉哈西参加完我兄弟的葬礼回来，又及时奔去看望另一个兄弟——已经奄奄一息的西蒙，结果那天竟然是他生命的终点。他对我说：“你穿的衬衫很漂亮，奇克——很有档次，红灰条纹相间。”
我俩一起坐在藤条沙发上。他的面孔被癌症折磨得消瘦不堪，可依然不失往日那幽默风趣的无畏神情。
“可我听说你想买一辆柴油奔驰车。我劝你别买。”他说，“这种车麻烦不断，一点儿用都没有。”他已是弥留之际，或是焦躁不安，全身都在颤抖。现在，他已奄奄垂绝，所以我答应他不买柴油车了。我们两人默默无语，相视而坐。良久之后，他说，他想爬回**去。他已是气若游丝，无力挪动。曾几何时，他可是一名球类运动员，双腿结实强健。可现在，肌肉全部萎缩了。我在他后面看着他，想想是不是要帮他一把。他已无力心随所愿了。然后，他转回头，对着我，眼珠向上翻着——眼神空空如也，眼珠发白，没有一丝生气。只听护士大叫一声：“他要离开我们了。”
西蒙提高嗓门说：“不要激动嘛。”
他碰到妻子和孩子们意见不一或开始争吵时，就常说这句话。他在家中的作用，就是不让事情失控。他没意识到，他的眼珠子已经翻到头顶上去了。不过，我以前见过这种临终的情景，知道他正在驾鹤而去——护士说得没错。
就在同一周，我参加完西蒙的葬礼，再过几天也就是我的生日，我大喊大叫，气愤不已，脚踹薇拉的卫生间门。这时，我想起兄弟说的遇事要冷静，这几乎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离家出去了。晚上回来时，我发现薇拉给我留了一张便条，说她到叶莲娜家睡了，这是另一个巴尔干裔法国女人。
第二天晚上我再回家时，我发现家里到处都是彩色的圆形大胶贴——我的东西标记的都是绿色，她的是橙红色。公寓里那么多大圆点，看得我头晕目眩。这些颜色都怪怪的，很夸张、很恶心。胶贴是装在盒子里送来的，盒子上明明写着颜色是“浅淡色”。这些胶贴营造了一种暴风雪的效果——“是我的和你的暴风雪”，我这样对拉维尔斯坦说。
我搬进新的公寓后，拉维尔斯坦教的一帮学生，过来帮我开箱拆包。罗莎蒙德也在其中。很自然，她对我收藏的那些书籍很感兴趣。搬家公司的箱子里装得全是书，比如我大学里读的华兹华斯的诗歌，我在莎士比亚书店里买的《尤利西斯》。巴黎排字工人在排版乔伊斯的这本小说时，弄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错误——不是“抚摸我们吧，帕狄。上帝啊，我多么渴望”，而是排成了“强暴我们吧”，摩莉说。这一切都是楼下大街上两条狗在**惹的祸。“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利奥波德·布卢姆心里想。这一天，他让摩莉怀上了他们的儿子，可孩子没能活多久。生命之墙的每一面，像贴瓷砖一样，都贴满了事实，你不可能将个个都解释清楚，只会注意那些惹人注目的。譬如，薇拉给所有东西贴上浅绿色和橙红色胶贴时，她脸上必定会有某种表情。看着它们，会让你失声尖叫，夺门而逃。因此，干吗要娶这种女人呢？作为一个妻子，她干的最后一件事，竟是粘贴没有成千也有数百的标签。同样，摩莉为什么要嫁给利奥波德·布卢姆？她的回答是“他和别人相比也不差呀”。
我以前觉得薇拉真是艳冠群芳，无人可敌。她穿的裙子，臀部都是裁得紧绷绷的。她有一个骑兵式的臀部，还有一对硕大的**，脚后跟“咯噔”“咯噔”地敲着地面走进房间，就像是在敲军鼓似的，不过你无从知晓她此时的感受和想法。
薇拉的上唇紧巴巴的。我总爱格外关注她的这个特征。要是有什么专横的倾向，它就会自行表露出来。我查看照片时，习惯将五官分开来看。这个额头告诉了你什么，或是那双眼睛这样看是什么意思，抑或那个小胡子有什么含义？二十世纪最经典的独裁者希特勒，蓄的胡子就截然不同。希特勒的嘴唇，回想起来，是极其招眼的。有件事让人很好奇：薇拉吻你时，她的嘴唇会刺痛你。
她有办法引导你，向你展示如何做个男子汉。这种本领在女人中十分普遍，超乎你的想象。不是她脑子里装着过去喜欢的旧爱，就是她要遵守自己的男性选择标准，即荣格式的、男子汉气质十足的男人，这是她挑选男性的特别意向，或者说是她与生俱来的对男性的幻觉——当然，这是无意识的。
拉维尔斯坦对这种东西才没耐心呢。他说：“这种荣格式的男人形象直接来自拉杜·格利莱斯库。薇拉是格利莱斯库夫妇极为亲密的朋友。你们以前隔一周就要和他们聚餐一次。当然，你是个作家，需要见各种各样的人。”拉维尔斯坦说，“只有你这样位置的人，这么做才是自然合理的。体育界和电影界人士、音乐家、商品经纪人，还有罪犯，他们都是你的面包、黄油、肉和土豆。”
“那么我为何不该同格利莱斯库及其太太聚餐呢？”
“丝毫不反对呀，只要你别忽略那些事实。”
“什么事实，关于他们的？”
“格利莱斯库在利用你。他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是个法西斯。他现在需要忘掉这一切。这个人是个希特勒的追随者。”
“噢，是吧……”
“他从未否认自己参加过铁卫团是吧？”
“从未提过这个话题。”
“你竟然没有提过这个话题。你还记得布加勒斯特大屠杀吗？他们在屠宰场里用挂肉的钩子，把人活活地吊起来屠杀他们——活活地剥皮。”
人们很少听到拉维尔斯坦提起这种事情。他时常会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名句畅谈“历史”，兴致勃勃地推荐大家阅读《历史哲学》的部分章节。和他交谈，几乎没有谈起令人压抑的“详情细节”。“你知道格利莱斯库是铁卫团创始人内伊·约内斯库的追随者吗？这事他从没提过？”
“他确实经常提，不过大多时候他提的是自己在印度的时光，以及如何师从一位瑜伽大师学习瑜伽。”
“这个迷人的东方经历是他杜撰出来的。你待人太宽厚了，奇克，这也不完全是什么天真。你知道他是在造假骗人。你们之间有个心照不宣的协定……非得要我抖出来吗？”
拉维尔斯坦和我说话，向来不闪烁其词，这已经成了规矩。对智者无须赘言。从社交角度讲，格利莱斯库夫妇对薇拉至关重要。我天资聪慧，这个现象一看便知。我注意到，我对拉杜如此彬彬有礼，对格利莱斯库夫人这样温文尔雅，薇拉对我赞赏有加。我用法语和夫人小叙片刻，这令薇拉极为满意。然而，对我和这些人的关系，拉维尔斯坦的看法却非常严肃。在他即将辞世之际，他似乎觉得很有必要，就一些我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更加坦率地谈一谈。
“他们在利用你掩护自己。”拉维尔斯坦说，“你真不该和这些仇视犹太人的家伙这么热乎。不过，他们是薇拉的朋友，所以你在他们面前很卖力，并且格利莱斯库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名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十分残暴。他不是雅利安人——不是的，他是达契亚人。”
这些我都知道，而且十分清楚。我还注意到，格利莱斯库同C.G.荣格过往甚密。荣格自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某种救世主。但是，人们对这些巴尔干半岛的饱学之士又能怎样呢？他们可是兴趣广泛、才华横溢——不仅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且还是历史学家和诗人；他们研究梵语和泰米尔语，到索邦神学院作学术报告，讲解神话；要是细问下去，他们还能告诉你他们“略知”的一些人，跟你讲这些人在仇视犹太人的准军事组织铁卫团里的情况。
事实上，我很喜欢观察格利莱斯库。他有许许多多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比如抽烟时坐立不安，一会儿掏烟斗，一会儿又装烟斗，再不就用铁丝通条捅捅烟杆，或是清理烟斗里黑炭似的烟垢。他身材不高，光头秃顶，但后脑勺蓄着长发，一直伸到衣领处。头皮无遮无挡，形如河湾，上面经脉暴起，看上去像是经脉充血，与拉维尔斯坦的秃顶——病态的、椭圆形的、甜瓜似的——大相径庭。格利莱斯库在用毛虫似的烟斗通条不停地折腾时，还继续清晰地讲解一些深奥的话题什么的。他眉毛浓密，一张宽脸时刻准备着和别人交流思想。可是，又没有交流，因为他中断了，一心在思考某个神话或历史话题，而关于这个话题，你也没什么可告诉他的。我毫不介意。我不愿意承担必须将交谈进行下去的责任。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专业知识的领域，就像一块草坪，别人为你不断地浇灌，为你保持一片绿色，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一件事。有时，拉杜会谈起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或者澳大利亚最初的婚姻习俗。人们认为你是来聆听拉杜的谈话，或是向他取经学习的。格利莱斯库夫人据此想法，甚至在客厅里安排好了座椅板凳。“这就是他如何控制谈话话题，绕开他那段法西斯主义的经历的。”拉维尔斯坦说，“然而，他写的关于犹太人的梅毒传染了巴尔干半岛的伟大文明，这些都有案可查。”
事实证明，拉维尔斯坦说得没错。格利莱斯库紧紧投靠纳粹党，而不是意大利式法西斯。至于格利莱斯库夫人以前持什么政治立场，就很难说清楚了。我猜她战前准是个时尚美女、上层社会的时髦女郎。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描绘出她头戴钟形帽、从豪华轿车里走出来的形象。爱穿漂亮衣服、爱抹鲜红口红的女人，一般不问政治。这些欧洲的太太监督着她们的丈夫——她们中的男性——在社交中的一举一动。男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女士开门、在餐厅里为女士挪开椅子。
格利莱斯库太太过得一直都不大好。从脸上皱纹来看，她有六十多岁了，尽管这个年纪让她闷闷不乐，可她依旧对男人要求很高——一本活的礼仪手册。她对丈夫参加铁卫团的历史了解多少，这根本猜不出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法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这期间，格利莱斯库成为伦敦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后来在萨拉查[46]的独裁统治下，他又在里斯本崭露锋芒。
但是，到现在为止，格利莱斯库的世纪中叶的政治已经死亡，被埋葬了。薇拉和我与格利莱斯库夫妇一起到饭店吃饭时，谈话的内容不再是战争和政治，而是古代历史或者神话学。这位教授外面穿着晚礼服，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真丝衬衫。他挪开椅子让女士们入座，替女士们别上胸花。他的手抖个不停，对香槟酒异常讲究。“他掏出一大卷五十元钞票，用现金付了账单。他没有用信用卡。”
“我没看到他到银行取钱嘛。”拉维尔斯坦说。
“也许他是派秘书去兑现支票的。不管怎么说，他是用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褶皱的现钞付的款。他甚至连点都没点一下，就丢下一沓绿油油的钞票，做了个‘都拿去’的手势。随后，他急忙跑到餐桌对面，为妻子点上香烟。一副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常年从花店订购玫瑰、吻手和鞠躬的样子。”
“全是法国做派，美国人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更何况，你还是一个犹太人。就神话而言，犹太人最好要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干吗要和神话扯到一起呢？因为神话把他们给妖魔化了。犹太人的神话同阴谋论有关系，比如《犹太贤士议定书》。而且，你的那个拉杜写过有关神话的书，写过很多，不计其数。总而言之，奇克，你想要从神话学里要什么？你是不是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轻轻地拍拍你，告诉你说，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位锡安山[47]长老？经常想想吧，想想那些吊在肉钩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