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巴尔干半岛困境，让我深陷其中，拉维尔斯坦和我对它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讨论。不过，在不断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开始时一定不能提及薇拉，必须把她排除在外，而且要一直如此。这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她国色天香，衣着华美，浓妆艳抹，令人过目不忘。电话里，她叽叽喳喳，像芭芭吉娜[48]似的。几乎只有拉维尔斯坦一个人描述她穿衣打扮没有品位。他认为，她极为擅长装扮自己的外表。用政治术语说，她决心要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不过，拉维尔斯坦不同意这个说法。“一旦你开始怀疑她时，她的整部制作就会分崩离析。”他说，“计划得太理性了。”不过，他又补充说：“她把你赶走是对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最终可能会把她谋害致死。”他说这句话时毫无沮丧的神情。对他来说，产生这样的谋杀念头倒是件好事，会为我增光添彩。“她向你施展性的魔力，所以你不得不想出一个暴死的方法来对付她。她选择的时机可能是最糟糕的，你的两个兄弟刚刚去世，她就告诉你她在申请离婚。”
拉维尔斯坦常对我说：“你讲奇闻逸事的那个样子，让我难以忘怀，奇克。不过，你需要一个真正的主题。我走了以后，我想就请你帮我写生平吧……”
“这得看是谁走在谁的前面了，不是吗？”
“这个就不用废话了。你非常清楚，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当然清楚。我确实非常清楚。
“你可以写一本精彩的回忆录。这不仅是请求，”他补充说，“还是我交给你的任务。就用你那晚餐后追忆的方式去写吧。先喝几杯酒，然后闲云野鹤似的开始评论。我就喜欢听你行云流水般的侃侃而谈，谈埃德蒙·威尔逊、约翰·贝里曼或是惠特克·钱伯斯，谈你早上刚被《时代》杂志聘用，还没到中午又被炒了鱿鱼。我常想，你悠然自得时，那故事讲得，太精彩了！”
这件事我无法拒绝。很清楚，他不需要我写他的思想。他自己已有关于这些内容详尽的阐述，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写得一清二楚。因此，我要求自己担起这份责任，为他写回忆录。由于在写他时不可能不多多少少地涉及我本人，所以我要是出现在页边上，那只好请大家见谅。
死亡正在向他逼近，像通常那样在传递着预兆，首先这是在提醒我，在准备他临终事宜时，我不该忘记自己比他还大几岁。我这么大年纪了，每三个想法中有一个就该是死亡。但奇怪的是，我现在竟成了罗莎蒙德的丈夫，她可是拉维尔斯坦的学生。要知道，拉维尔斯坦是个性格非常矛盾的人，和我建立友情，作用之一就是不让我觉得我这个状况怪怪的——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居然娶了一个年轻女子为妻。“这件事单从外表看是怪怪的。”拉维尔斯坦说，“她爱上了你，所以你无法阻挡她。”
拉维尔斯坦选中我也好，安排我也罢，为他写回忆录，实则是在迫使我不仅考虑他的死亡，也要考虑我自己的死亡。不仅仅有带状疱疹、吉兰-巴雷综合征等造成他的死亡，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类型的死亡。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集合时间。比如说，就在谈话的这一天，我和拉维尔斯坦一起坐在他极度奢靡、异常豪华的卧室里。拉开东边窗户的窗帘，我们的眼前随之出现无边无际的、宽阔的蔚蓝色湖面。
“我们朝这个方向看让你想到了什么？”拉维尔斯坦问我。
“我想到了老拉克米尔·科贡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我说。
“他对你比对我更具吸引力。”拉维尔斯坦说。
也许是吧。尽管如此，我无法越过科贡家的公寓楼，直接朝那个方向——朝东看，然后往上或者朝下数，努力锁定十楼的位置。但是，你无法肯定你看的窗子是不是他家的。拉克米尔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就分别与我和拉维尔斯坦相识了。他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丧命的那种类型的人。你压根儿也不知道下一个死亡的人是谁。他做过好几个不同的大手术：去年他的前列腺给割掉了——拉克米尔说，反正那玩意儿留着也没多大用。我倒觉得自己不在这种饱受威胁的人群中，我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姑娘，还和她结了婚。所以，我还没有准备就绪，无法和那些即将辞世之人打交道。这是令人好奇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觉得自己还不能死。拉克米尔受过很高等的教育，可为了什么呢？他公寓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书。每天早晨，他都坐下来用绿色墨水写作。
拉克米尔既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又不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是身材同样十分显目——敦敦实实、专横霸道、独断专行、刚愎自用。面对成百上千的问题，他的思想一旦形成，就绝不会改变。或许，这就是他完成自己人生历程的标志。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给他写讣告，总结他的一生。我有可能会用拉克米尔来代替拉维尔斯坦，这样我就不必再去思考拉维尔斯坦的死亡。我宁愿多想一想拉克米尔的死。所以，我回顾了他的生平及其著作，为他写了一个简短的人生总结，而拉维尔斯坦这时则闭着眼睛躺在枕头上，思考自己心中的问题。
拉克米尔一头红发，或者说曾经如此。可是，他的红发已经落光，只剩下红红的头皮——用中世纪的生理学术语讲，这叫多血质[49]：脾气火暴、冷若冰霜，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儿，叫易怒。他总摆出一副警察的神情，走路飞快，经常看上去像在办案——正在去下达逮捕令或执行逮捕。他谈话的语调，我觉得都带着质问。他说话口齿清晰，句型完整，又快又急。当你和他渐渐地熟悉后，你就会明白，他的性格中有两种明显的元素——一个是德国元素，另一个是英国元素。德国元素是那种魏玛风格的铁血坚韧。我猜想，我还是通过夜总会才得知魏玛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战后的欧洲，冷酷广受认同。战争退伍老兵冷酷，政治领袖也冷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掌权后也加入了这种竞争。他很快就下令处决了指挥官勒姆以及其他一些纳粹同僚。这种事情，拉克米尔和我曾经讨论多次。
许多事实令人痛苦不堪，当代人思考起来简直恐怖不已。我们实在无法直面它们，承认它们。我们的心灵还不够强大，无法接受它们。然而，我们也不能放任自己。像拉克米尔这样的人，就感到有义务直面这个事实：这种邪恶是全球性的。他坚信，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你从任何一个成年人身上都可以发现杀人的冲动。在有些人身上，比如拉克米尔本人，你可以从自己的身体结构中看到一种暴行。这些可耻的暴行不一定是战争性的，而是在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等地到处肆虐的那种。
好了，这就是他德国元素的一面。接下来是英国元素。拉克米尔，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意思是“救救我吧，上帝”或者“保佑我吧，上帝”。拉克米尔还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为榜样，结果自己也及时地成了牛津和剑桥的一名教授。战争期间，他在英国伦敦搜集、翻译情报，遭到了空袭。后来，他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再后来他成了牛津大学的教授，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来回奔波。他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他用绿色墨水天天写，没完没了，而且毫不犹豫。他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采用的风格都是塞缪尔·约翰逊式的。有时，他会让我想起埃德蒙·伯克，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你听说过的塞缪尔·约翰逊式风格。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毛病。现代自由的挑战，或者说你一边在遭受孤独，一边又在享受自由，这一切迫使你要把自己伪装起来。其危险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露出马脚，不像是一个具有彻彻底底人性的人。
如今，伪装艺术高度发达，所以你认识的浑蛋，肯定不会全部被抖出来，即便像拉克米尔这样的天才，也没有能力掩盖住自己暴躁的脾气，或者用你喜欢的话说，邪恶的天性。他的思想很正派，可以追溯到狄更斯的小说，但是他备受异相睡眠的折磨——这个术语是我从睡眠专家那儿借来的——快速眼动睡眠。他看起来像一个怒气冲冲、极为反复无常的英国花花公子，脸红红的。在美国，人们是不大熟悉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他的这种独特个性一定会遭到误解。他穿着旧的粗花呢服装，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个又矮又胖、又有点儿大腹便便却还算结实的小个子男人。不注重穿着打扮，是老学究们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剑桥和牛津，你依然可以看到教授们的衣服上有一个个用胶带贴着的破洞。拉克米尔·科贡的衣着明显具有一种怪异性。他看上去像个暴君，满脸印刻着专横的神情；温顺也好，基督教式的容忍也罢，或者是彬彬有礼，这些都无法完全掩盖这种神情。他出门时戴着一顶男式软呢帽，拿着一根沉沉的拐杖——“用来敲打农民”，他常常这样开玩笑说。这的确是句玩笑，因为他的强项就是教化别人。通过这个方法，他开拓出了一条崭新的“矿脉”，高等学府里的每个人都在里面发掘宝藏。
拉克米尔绝非一个头脑简单之人。我相信，他在头脑里开辟了一小块草药园，培育善良和慷慨的情感。他希望自己能被人们看成一个正派的人，特别是在他结交新朋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你第一次来到他家时，你对他会肃然起敬。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有《马克斯·韦伯全集》，还有贡布罗维奇和拉岑霍费尔所有的作品。他藏有亨利·詹姆斯和狄更斯的作品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休谟的《英格兰史》，还有《宗教百科全书》，以及大量的社会学著作。我常说，要是吊窗绳断了，这些书可以用来支撑窗子。还有绿墨水，这里没有其他颜色的墨水。绿色是他特有的标志。
我们谈到这儿时，拉维尔斯坦放声大笑。他说：“我也想别人这样待我。非常想。你看见我什么，我要你就表现什么给我看，不要仁慈，也不要花言巧语。”
拉维尔斯坦看了我写的关于科贡的速写后对我说，我应该评论评论科贡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疏忽。他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遗漏了一点——科贡对男人很有兴趣。”我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有个人，是个研究生，不停地发誓说，有一天晚上他们酒喝多了，拉克米尔试图亲吻他。很难想象拉克米尔亲吻别人。我说，就是给我一千年，我也想象不出拉克米尔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你已经被洗脑了。”拉维尔斯坦说。对他而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不论怎么想，也想不出拉克米尔亲吻别人的画面来。他对母亲大呼小叫，毫无怜悯之心，然后说：“她是个聋子……”可我压根儿也不信她——他满脸困惑的妈妈——耳朵聋。
拉维尔斯坦从医院回到家里，情况相当不错。当然，他还是无法避免感染。不过，他说：“我还不着急去死。”他又恢复了活跃的社交生活。身体完好无恙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像一只雄鹰飞来飞去。“可现在，我只能像你新罕布什尔那地方的一只野火鸡，拍拍翅膀而已。”
他已经行走自如了，只是平衡感还不行。
他还可以自己穿衣，自己吃饭，刮胡子，刷牙（他上牙床戴的是假牙），系鞋带，就连操作喷着热蒸汽、发着咝咝声的浓缩咖啡机（放在厨房搪瓷洗涤槽上也显得太大了）等，也全是他自己来。可要是做特别精细的活，比如给鞋带穿孔眼，他的手就会抖个不停。他身体还是不够强，穿不上他那件参谋长式的带毛皮衬里的麂皮外套，全都拖在地上，是我帮他穿上的。他再也无法给自己的手表调整时间，只好要我或尼基帮他调。
然而，如果遇到晚上有他喜爱的公牛队比赛的电视转播，他照旧在家举行聚会。而且，他时常带上他喜爱的学生到霍尔斯特德街上的卫城酒店参加宴会。那里的服务生们同他热情握手，大声通报：“嘿，瞧好了，教授来了！”他们敦促他喝一杯纯橄榄油：“太迟了，教授，无法帮你保住头发。不过，这依然是最好的药。”
我们还去了闹市区的一家餐饮俱乐部：王牌——王牌俱乐部。那里有一个叫库尔班斯基——重音落在“班”上——的先生，阿贝与他有着多年绅士般的交情。库尔班斯基先生是一名塞尔维亚业主经理，每年要出国好几次。他正准备退休，然后到达尔马提亚海边的别墅里去住。
库尔班斯基天庭饱满，相貌堂堂——脸方额阔，鼻子不高，脸皮雪白，与头部和腹部可谓绝配。他梳着大背头，穿着长礼服。总之，他在同一个有教养的人交往，这使拉维尔斯坦感到很愉快。
拉维尔斯坦常问我：“你怎么看库尔班斯基？”
“嗯，他是一个法国裔塞尔维亚绅士，在密歇根林荫大道东面自己的餐饮俱乐部里，接纳当地居民为会员。”
“他的战时记录怎么样？”
“他说他和德国人作战，是法国地下抗德游击队队员。”
“他们都是这样跟你说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拉维尔斯坦说，“听他们描述，他们都是在山顶上战斗的自由战士。对于库尔班斯基，你最直观的感觉是什么？”
“他要是站起来反对，他就会开枪，崩了自己的脑袋。”我回答。
“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在这一切背后，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经理。”拉维尔斯坦说。
“他要是声称在自己的光荣岁月里是一位同德国人作战的游击队员，谁会去和他争辩？”
“所以他老是挂着一副忧伤而又冷漠的表情。那么还有什么问题要谈的吗，”拉维尔斯坦问道，“犹太人问题？”
“那个时候，非犹太人是一大优势，人人都不想当犹太人。天有不测风云。但对库尔班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当个法国人。”
“是呀。我们走进他的俱乐部，他用法语和我们交谈。尽管我们是犹太人，但应对的礼节还是懂的，因为我们能够用可以接受的法语回答……”
“奇克，我就喜欢听你喝醉时那种谈话和概述的自由风格。你坚持认为库尔班斯基表情忧伤，一点儿没错……”
注意人的表情至关重要，拉维尔斯坦也渐渐表示认同这一点。光了解他们的想法还不够——还要了解他们的理论信仰和政治观点。如果你不考虑他们的发型、吊带裤的式样、穿裙子和衬衫的品位、开车的风格或吃饭的习惯，你对他们的了解就是不完整的。 “你写的佳作之一，奇克，就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掉鞋子敲打桌子的那部分内容。关于纽约州参议员博比·肯尼迪的那个速写，你写得也同样很精彩。他曾经带你一道巡视华盛顿，对不对？”
“对的，整整一个星期……”
“你的这篇速写，我很感兴趣。”拉维尔斯坦说，“肯尼迪参议员的办公室就像祭奠他哥哥的一个神殿——墙上悬挂着一张杰克的巨幅画像。他的悼念有种野蛮的成分……”
“报仇雪恨，就像我说的。”
“林登·约翰逊是他的仇人，是吧？他们安排他为副总统——一个信差而已——把他给撇在了一边。可后来他竟变成了杰克的继任者。博比需要力量夺回白宫。他满腔仇恨。肯尼迪兄弟俩长得都很英俊。杰克人高马大，博比的块头只有他的一半大。”拉维尔斯坦说，“打起仗来，博比可是一条硬汉。最有趣的是他们从参议院办公楼走到国会山的那段路。他问了你许多绝妙的问题——比如，‘跟我说说亨利·詹姆斯’‘给我简单聊聊H. L. 门肯’。他以后要是当总统，他想自己应该对门肯有所了解。”
谈论名流名士，拉维尔斯坦总是兴奋异常。有一次，在艾德威尔德机场，他认出了伊丽莎白·泰勒——在人群中紧随其后约莫一小时才认出她来。拉维尔斯坦特别兴奋。由于伊丽莎白·泰勒风姿已逝，认出她来并非易事。她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自己不再风华绝代。
“你没设法和她聊两句？”
“唉，没有呀。”
“你是位畅销书作家，也是名人，地位和他们不相上下。”
可并非如此。
拉维尔斯坦穿着他的日本和服，就像我们多年来一样，和我一起坐在他的客厅里。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垂垂老矣。光着的双腿像能够获奖的西葫芦，因为踝关节肿得像馒头似的——“这该死的浮肿！”他说。不过，拉维尔斯坦的上半身，还是像以前一样充满着活力。然而，病魔在不断地侵蚀他。同任何医生一样，他对此也是一清二楚。他不仅越来越多地跟我谈论他授命我撰写的回忆录，而且还告诉我一些奇妙的事情。比方说性兴奋持续性的问题。“我从未有过这么强烈的性欲。”他说，“而且现在去找伴侣也太迟了。我只好**……”
“怎么个**法？”
“**呀。难道还有别的法子？到了这个阶段，我的人生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了。”
这种想法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受到了致命的污染。我经常想起巴黎的那些漂亮的小男孩儿。要是他们染上这种病，他们经常会回到疼爱他们的妈妈身边，由妈妈照顾。我的老妈妈现在挺可怜。上次看见她时，我问她：‘你认识我是谁吗？’她回答说：‘当然认识。你不就是那个人人谈论的、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吗？’”
“你跟我说过这事。”
“是呀，这种事值得反复说。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在一所专为九十岁老人开办的女子精修学校[50]里教书。不过，我将击败他俩。以现在这个速度，我会先于我老妈冲向终点；也许我会等等她。”
“你的目的是等我，对不对？”
“好了，奇克，你经常畅谈来世呢。”
“你却自称是个无神论者，因为没有哪个哲学家会相信上帝的。我可没有这种信仰。我只是通过业余调查发现，十人当中有九个是希望来世能再见到他们的父母。但是，我准备和他们一起共享永恒吗？我怀疑不会。我比较喜欢的，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得到许可去研究宇宙。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新意，除非这是件天大的事，终究能够吸引千百万人共同的渴望。”
“这个嘛，我们不久就会弄清真相，你和我，奇克。”
“为什么？难道你能看见我身体里的预兆不成？”
“是的，坦率地说，我能看见。”
就好像他不是我们同类似的。
非常奇怪的是，听到他这么说，我居然毫不介意。然而，他本该想一想罗莎蒙德。拉维尔斯坦经常搞不大清我和她的关系——这自然是疾病把他给弄糊涂了。他曾经扮演着善意的调解人、顾问和红娘的角色。他这么做，一定程度上是受政治理论家、改革家让雅克·卢梭的影响所致。但是，最初吸引他的，是卢梭的坚强意志——他相信是爱把人和社会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拉维尔斯坦有时也承认，卢梭是个天才、一个创新者，其思想——他的伟大思想——有力地主宰了欧洲社会长达一百多年，可卢梭自己却是个疯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紧扣这里的主题吧。当获悉我娶罗莎蒙德，并且竟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拉维尔斯坦十分惊讶。我很乐意承认，他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还要多，但我并不打算把自己交由他监管，仰仗他，听他来安排我的人生。这对罗莎蒙德来说也不公平。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什么尊严、自主及诸如此类的所有话题。她和我在一起大约一年后拉维尔斯坦才知道，小报记者将它描述为“一则新闻”。不过，我得承认，我们真的结婚时，拉维尔斯坦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没有一丝怨恨。人们都在很自然地重复过去的所作所为。老人不断地做蠢事，一件接一件，一直做到他们的机能完全丧失为止。我心甘情愿地做一回这样的典型，而且一招一式做得真真切切，让他开心。他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审视自己对亲密朋友和得意门生的看法，发现自己始终是对的。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爱上了罗莎蒙德，因为他很可能会嘲笑我，说我真是个白痴。对有些人来说，爱情的面具已被揭去，被戳穿——因为对这些人而言，爱情只是一个充满浪漫的历史神话，是一个漫长的死亡过程，现在终于死了。不过，拉维尔斯坦可不是这样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他想——不，他发现——每个灵魂都在寻找它那别样的另一半，渴望自我完整。我无意像他理解的那样，去描述厄洛斯之类的东西。我已经描述得太多了。但是，它散发着一种不可拭去的光辉，没有这种光辉，人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追求爱情是我们人类最高的职能——人类的天职。考虑到拉维尔斯坦，我们不能将它一扔了事。他已将这个信念牢记在心，每次判断问题时他都不会忘记。
拉维尔斯坦常夸罗莎蒙德，说她做事认真，勤勤恳恳，很有思想。她漂亮，活泼，年轻。他说，年轻的女人，为了他所称的“保持魅力”而终日受苦受累。而且，她们天生渴望孩子，所以渴望结婚，渴望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稳定。由于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使得她们对哲学一窍不通。
“年轻的女人都以为，她们能够让丈夫长命百岁。”他说。
“你认为罗莎蒙德也是这样的女人吗？我几乎从未想过我的自然年纪。我永远在一直不停地穿越同一座一望无际的高原。”
“有些事实很重要，你必须接受，但不必终日放在心上。”
拉维尔斯坦谈及自己的病情，几乎总是含糊其词。他正在为自己安排后事。没人愿意主动和他谈论这些事情，只有尼基一个人例外。但是，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讲，尼基是家里人。拉维尔斯坦要是有家的话，那一定挺奇异，因为家庭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尼基，一个英俊的中国王子，会是他的继承人，我们其他人不是继承人，而是朋友。
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拉维尔斯坦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会见他班上的学生，组织会议。他没有力气上课时，就请朋友代劳：基金会的资金总是源源不断。每次举行这样的活动，他都顶着光脑袋坐在前排中央主持。每当演讲结束时，他总是第一个提问题。
这已变成了一种惯例。每个人都等着他率先提问。秋季学期开学时，他还依旧很活跃，尽管我护送他从公寓去校园，路上每隔一个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喘口气。
我回想起成群的鹦鹉落在树丛中，树上结着可以食用的红色浆果。人们猜想，这些鹦鹉是逃出去的一对笼中鸟的后代。它们在湖滨的公园里筑起长长的、囊状的鸟巢。这些鸟巢都吊在电线杆上，里面住着数百只绿色鹦鹉。
“我们在看什么？”拉维尔斯坦圆圆的大眼睛转向我问道。
“我们在看鹦鹉。”
“我们当然是在看这玩意儿，但我从未想过我会看到这种东西。吵死人了。”
“知道吗，以前这里只有耗子、老鼠和灰松鼠——现在小街小巷里有浣熊，甚至还有了负鼠——大城市里的新生态是以垃圾为主……”
“你是说，都市丛林不再是个隐喻。”他说，“听着这些热带地区的绿鸟叽叽喳喳，真的让我好烦。难道下雪都不能让它们消停？”
“似乎不能。”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们消停。这些叽叽喳喳的绿色鹦鹉在树叶间一边嬉戏打闹，打得积雪纷飞，一边饱食浆果，拉维尔斯坦被深深地吸引了，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大自然的生活原本兴趣索然。他的兴趣全被人类吸引去了。他忘情于青草、绿叶、和风、小鸟或野兽，就是忘记更高的责任。我想，小鸟之所以能异乎寻常地吸引他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们不只是在啄食，而是在大快朵颐，而他自己就是一个贪婪的食客。或者说曾经如此。现在，他每日三餐基本上是社交、交谈的形式。他每天晚餐都出去吃。那么多人坐飞机过来探望拉维尔斯坦，尼基没办法给他们一一做饭。
医生根据病情给阿贝开了一些常用的处方药，阿贝在服用，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记得护士走进他房间时他那惊恐万分的神情——房间里全是朋友。她说：“你现在该吃抗艾滋病药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我真想把那个女人给宰了。”他依然怒气冲天，“他们难道就不给这些人培训培训？”
“他们是从犹太人居住区来的。”尼基说。
“犹太人居住区，扯淡！”拉维尔斯坦说，“犹太人居住区里的犹太人感情都非常成熟，精神都十分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的磨炼。他们有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法律。‘犹太人居住区’是一个无知的报纸用语。它不是犹太人的来源地，而是一个嘈杂不堪、茫无头绪、充斥着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地。”
有一天他对我说：“奇克，我需要你帮我签一张支票，数额不大，五百美元。”
“你自己为什么不签？”
“我不想给尼基找麻烦。他会在支票存根上看见的。”
“好的。你想怎么签？”
“兑付现金。”
没必要向拉维尔斯坦问详细情况。“地址我已经写好了。”说着他递给了我一张字条。
“包在我身上。”
“我会给你开一张支票的。”
“别操这个心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哪个访客把拉维尔斯坦的打火机或其他的小古玩给勒索去了，他在付赎金呢。但我觉得这事不值得追究。他已经告诉我说，他性欲陡增。他说：“我感到欲火中烧，我该怎么办呀？这帮小伙子，有些和我感同身受。他们对此一清二楚。我压根儿也没料到，死亡竟然是一剂**，真是咄咄怪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我想，这件事你也许应该知道。”
我平生有个习惯，就是做事拖拉。当然，我知道拉维尔斯坦已走到人生尽头，来日不多了。但是，当尼基告诉我莫里斯·赫布斯特要来城里，我感觉这是在告知我，要我振作精神。
拉维尔斯坦和莫里斯·赫布斯特每天都通电话。在拉维尔斯坦的帮助下，莫里斯，一个鳏夫，想方设法拉扯大了两个孩子。不知为何，拉维尔斯坦爱上了他们死去的母亲，说起她时充满了敬意和倾慕。他向我描绘说，她“面孔肤如凝脂，眼睛乌黑发亮，容貌楚楚动人，性感开放，但从不乱性”。在性这个问题上，人们已没有任何禁忌。可你面临一个挑战，在性泛滥、性混乱的当下，你要把持住自己。对于赫布斯特已故的妻子，拉维尔斯坦仰慕她，爱她，自己皮夹子里放着的唯一的女人照片就是她。所以，他应该成为她孩子的第二个父亲，这是再自然不过了。他帮他们获得奖学金，帮他们在校园里找到工作，帮他们交友时把好关，确保他们阅读重要的经典名著。
妮哈玛的照片的事是尼基告诉我的。“照片是和信用卡与健康保险卡放在一起的。”他说，“你知道的，他喜欢那些具有一定热情的人——那些能让他热泪盈眶的人。对阿贝来说，这个尤为重要。”
如果拉维尔斯坦不是常谈论妮哈玛·赫布斯特的话，那是因为在她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和莫里斯对她建立起了种种个人崇拜。在她人生最后的几周里，阿贝花了大量时间陪伴她，她毫无约束地跟他讲了许多私房话。虽然我不相信他会保守秘密，但他和妮哈玛交谈的内容，他从未对我提过半个字。
妮哈玛的母亲曾从米-歇雷姆教区赶过来，乞求女儿做一个正统的仪式。
“什么，在我临终的**？”
“是的。为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得做。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拯救他们。”
但是，人们几乎总是无从把握事情的真相，拉维尔斯坦有时这样说。事实真相必须要揭露出来，绝不是表演出来。然而，拥有这种想象力和性格特征，并真正按照厄洛斯的指示去生活的，实则只有一小部分人。她母亲把正统的拉比带到她临终的床前，妮哈玛不仅拒绝见他，而且再也不理睬她母亲了。连女儿的一声道别都没能听到，老太太就飞回了米-歇雷姆。“妮哈玛冰清玉洁，意志坚毅。”拉维尔斯坦细声说，流露出无限的敬意。
我正在竭尽所能，将拉维尔斯坦和莫里斯·赫布斯特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展现出来。三四十年来，他们天天保持联系。“现在万事都讲钱，和莫里斯·赫布斯特保持联系、进行交流，却丝毫不用考虑费用问题，我非常满意。”拉维尔斯坦对我说。不过，尼基说，他从未打开过电话账单。这些账单都是莱格·梅森支付的，这是一家东部的巨大的投资公司，负责管理他的资金。负责拉维尔斯坦的邮件往来的则是尼基。阿贝对尼基说：“我不喜欢那些电子印刷品，肯定不会去研究它们。不要问我任何问题，也别跟我提任何声明，除非本金不足千万了。”这时，尼基那种东方人的矜持不见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十个一百万，一分钱也不少。”他说。他对我无话不说，因为我从不给他压力——我们从不谈钱，他原本感到——等一下，让我们想想，他原本感到什么呢？“受到冒犯”这个词比较恰当。他有自己亚洲王子般的温和，可你要是冒犯了他，他会把你的脑袋给揪下来。
再回来谈谈莫里斯·赫布斯特。拉维尔斯坦每次组织学术会议，都将他列为上宾。他是第一个接到邀请，也是第一个接受邀请的人。每一次参加拉维尔斯坦的学术会议，莫里斯都要宣读论文。他满脸沉思，镇静自若，沉稳矜重；说话从容自若，不急不慢，不慌不忙。他的下巴蓄着方方正正的白色大胡子——嘴上没有胡须——看上去就像我五十年前看到的密歇根农民。赫布斯特也曾师从于达瓦尔教授，但由于不会希腊语，他永远都不能称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达瓦尔门徒。他教授歌德的作品，写过一本论述《亲和力》的著作，可奇妙的是——奇妙之事总是层出不穷——他也酷爱玩纸牌、掷骰子，而且经常是去拉斯维加斯玩。拉维尔斯坦尤为钦佩那些嗜赌如命之徒。而我对赫布斯特的印象也不错。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他好赌，一玩起二十一点来就把持不住自己。他一面悼念亡妻，一面不忘追女人，但他从不替自己饰非掩过。
不错，他是像答应妮哈玛的那样供养着一家老小。可是，孩子们对他追女人、对他的风流韵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妮哈玛死后，总是有这个或那个女人住到家里。女人们从全国各地给他打电话。他十分冷静——不慌不忙，静观其变。他一头白发，卷卷的，波浪似的，红光满面。他看上去很健康，可他做过一次心脏手术，这才保住性命。你要是问他问题，你得等，等他组织好答案。他或许端坐着一动不动，考虑答案长达五分钟之久（有好几次我为他计时）。他头脑冷静，十分谨慎，非常健谈。他生于德国，专门研究德国思想家。可他对那些思想家从没像对女人那样入迷，但自打妻子死后，他和一个女人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关系。这个女人的丈夫没有一点儿耐心，可面对他们每天晚上长时间的通话，他只有一忍再忍。要是没有电话，拉维尔斯坦的精神生活会怎么样呢？拉维尔斯坦比较喜欢法语表达。他说：“我不能称莫里斯为好色之徒。他是一个真正的讨女人欢心的男人。这是天命使然。”
五年前，医生对赫布斯特说，他的心脏已经衰竭。他被加入心脏移植等候名单，不过被优先考虑移植。就在他还有一个星期可活的时候，密苏里州有一个摩托车手死于车祸。这个小伙子的器官被摘了下来。从技术上讲，这些移植都大获成功。莫里斯的胸腔里装着另一个男人的心脏，这是有人性的表现。人可以接受配型成对的陌生人的皮肤进行移植。但是，心脏截然不同，这一点我们都同意。心脏很神秘。你要是像千百万人那样，在电视屏幕上见过自己的心脏有节制地收缩、张开，你可能会想，这块不断跳动的心肌，从子宫里就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为什么会一直如此忠于职守。这种富有节奏的收、放动作，不假思索，持续不断。为什么？怎么会呢？是谁延续了莫里斯·赫布斯特的生命——是密苏里州开普吉拉多市的一个少年冒失鬼、一个飞车魔，而赫布斯特对他一无所知。这验证了以前的一句工业标语：“零件是可以替换的。”这个标语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现代的现实。
战争期间，俄国军队把希特勒部队赶出波兰，打回老家，我时常感慨，这一切都归功于从芝加哥运去的猪肉罐头。
为什么是猪肉？明白了，鉴于那种情况，这样做比较恰当。莫里斯是个笃信上帝的犹太人——虽然算不上非常正统，但多少也算是个恪守教规之人。这个自由散漫的犹太人，多亏了那个驾驶摩托车失控——实际死因我不得而知——的小伙子，是他捐出心脏救了他一命。我只知道，外科医生们取出小伙子的心脏，换下了赫布斯特衰竭的心脏。赫布斯特常对我说，这颗心脏给他的生命注入了种种异样的冲动和感觉。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安坐着，很是谨慎，双手放在膝盖上，原本要他命的漏气的心脏导致的苍白面色，现在不见了，现在他红光满面，一头雪白的卷发。他说，他感觉自己就像百货商店里的圣诞老人，询问孩子们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借来的心脏占领了他“身体工厂”（他自己的术语）的中心，他感觉也随之带来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气质——孩子气十足、粗心大意；岂止是愿意，甚至很高兴进行冒险。“我感觉我有点儿像那个自称是埃维尔·克尼维尔[51]的家伙，驾驶本田摩托车飞越十六个啤酒桶。”
非常奇怪的是，我居然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当时我正在接受理疗师的治疗。她告诉我说，我体内的主要器官充满了活力。她，一个理疗师，当场就触摸我的胆囊。我说：“可我的胆囊已经没有了，被切除了。”
“不错，可那些活力还在——它们依旧在体内，伴你终身。”她对我说。
我说这事有一种不可知论的味道，这是因为我从中得知，改变身体状况的不仅仅是那个年轻人的心脏。器官也是储藏室，既藏有一个个幽灵，又能激发冲动与自信——是焦虑还是喜悦，得视情况而定——伴随着那颗新的心脏，这一切都注入赫布斯特的体内。它们现在需要与新环境中的排异力量和睦相处。
假如是肾脏或胰腺移植，那就迥然不同了。心脏承载着太多的内涵，它是人的情感——人的更高层次生活的中枢。
不管怎么说，莫里斯，一个德国犹太人，他的命是一个密苏里州的少年给救的。而且，我必须克制住自己，不去追问他那颗心脏原本是属于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是否带着幽灵的能量和节奏——它怎样适应犹太人的需求或独特性、痛苦和思想？我不能和拉维尔斯坦讨论这些问题。此时此刻，他状况不好，不会朝那个方向思考问题。
我敢做的，充其量只是小心翼翼地问一问莫里斯有关移植的情况。他说，在每一个州，当你领取驾驶证时，你都会被要求在一个方格内打钩，以表明是否同意捐赠器官。“那孩子不假思索就打了个勾——这算什么？干吗不呢？就这样，那颗心脏飞到了东部，在麻省总医院进行了移植。”
“那孩子的其他情况，你一无所知，是吗？”
“知道得很少。我给他父母写了封感谢信。”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跟我讲讲你都给他们写了些什么？”
“我对他们说，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我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所以他们不必担心，他们孩子的心脏正帮助一个毫无瓜葛、令人讨厌的家伙活着呢……”
“你要是在路上，突然被一帮扎着围巾、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团团围住，你一定会左想右想。”
“我永远为这种时刻做好了准备。”
“男孩儿的家人回复了吗？”
“连一张明信片都没回。但是，孩子的心脏依然健在，他们一定很高兴。”莫里斯垂下脸，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他张开手指，按住太阳穴，撑着脑袋瓜子——好像他在拉维尔斯坦的波斯地毯的图案中找寻答案，或者为神奇地延长生命一事探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信息来。我没对地毯抱任何希望。我依靠的是都市政治语言——已经深陷奇怪的困境。生命——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一幅幅生命所展现出的画面——在持续。这同我跟拉维尔斯坦讲过的有关。
莫里斯问我对死亡有什么看法，如何想象死亡。我回答说，那些画面消失了。很显然，在我眼里，美国人所指的这些画面就是经验。此时，我并不是在想最近出现的、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那些画面——现在，连消化系统或者心脏，人们都有可能进去游览一番。心脏——不过是一团肌肉，仅此而已。但是，它却异常顽强，从胚胎里就开始跳动，持续不断，富有节奏，长达百年之久。就拿赫布斯特来说，他五十多岁时，心脏就已经逐渐衰竭了，这次移植有可能帮他活到八十岁。虽然他每年都要到医院签字接受检查，但总的来说，他的生命像以前一样延续着。他看上去和蔼可亲，宽容大度，头脑开明；一张圆圆的脸，像钟面似的；他慈眉善目，沉默不语，脸周蓄着干净、卷曲的白胡子，显得镇定、健康。他观察女人十分细致，身材、**、大腿、发型等，逐一寓目。女人有品质，男人就该欣赏；公正地来评价，他就是这样的男人。他的赞美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不自在。他喜欢品女人，而且客观公正。他品的方法是，不张扬、不发挥。所以，他这个爱好没有惹怒任何人。
赫布斯特来了以后，我就离开了。阿贝和莫里斯是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了，彼此会有一大堆话要告诉对方。拉维尔斯坦在**大声说：“把他带到这里来。”普达狮床单从床角给扯了出来，卷曲而柔软的漂亮貂皮床罩也掉到了地上。不知为何，墙壁上的油画总是挂得不正。房间里漂亮的古玩全和衣服、手稿、信件等堆在一起。那些信件总让我想起他卷入的论战——他同学术界那些势力强大、喜欢记仇的劲敌们展开的论战。他一点儿也不在乎那帮家伙。
赫布斯特走到床边弯下身子，拥抱拉维尔斯坦。
“奇克，给莫里斯拿一把椅子过来好吗？”
我端上一把圆形靠背的意大利皮椅。你常常忘了，赫布斯特是靠移植的心脏活着呢。他看上去十分健康，完全能够处理日常需求。拉维尔斯坦情愿自己最早的朋友是个病人，一时间我将信将疑。不过，这个念头瞬间即逝。这不像拉维尔斯坦的行事风格。他日子不多了，这是事实，可这儿不会有任何病房里的那些事。他需要——他也渴望——交谈。
我走了出去，让这对朋友待在房间里。这间卧室是拉维尔斯坦按照自己的身高进行装饰的。我旋即就听见他们俩哈哈大笑——他们相互在说他们最近听到的最有趣（最粗俗、最下流）的笑话。“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的那种庄严气氛，可不是拉维尔斯坦的风格。现在不是成为别的什么人的时候——即便是苏格拉底，也不行；你比任何时候都想要成为一贯的自我。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可不打算愚蠢地浪费掉它们，去成为别的什么人。
他们安然地坐下来亲密交谈时，我便回家向罗莎蒙德报告这一天的情况。她一直在和帮她（用打字机）打博士论文的女人打电话。再过几周，她就要作博士讲座。她师从拉维尔斯坦已经五年了。所以，我如果需要了解马基雅维利亏欠利薇什么，我只要问一问这个身材苗条、容貌标致、长着一对细长蓝眼睛的年轻女子就知道了。现在，我对马基雅维利亏欠什么毫不关心。对我来说，更为重要也令我异常欣慰的是，不管我对这个女人说什么，她都能够理解。
“赫布斯特来了吗？他们俩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是的，这我毫不怀疑。可这两个人首先告诉对方的是一些下流的笑话。不管从什么角度讲，这在这个场合都是怪怪的。赫布斯特胸腔里跳动的是别人的心脏，拉维尔斯坦已经和他说过再见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说说笑话比谈论灵魂和不朽更为恰当。若想弄清你呼吸停止后发生了什么，你得买票才行。”
“是去死？”
“是呀，要不然你怎么才能知道这个答案呢？”
“尼基跟你说了吗，施莱医生要把拉维尔斯坦送回医院？”
“我吃了一惊。”我说，“他刚学会重新走路，你以前觉得他至少还可以活上一年时间。”
“你不这么认为？”罗莎蒙德问道。
“我也这么想，可他不愿意这样拖下去。在医院里，他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免得朋友们和好心人来打搅。”
“他远比你喜欢交际，奇克。他喜欢与人相伴。”
这不仅仅是做伴的问题，人们还给他带来了问题，就好像从他临终的**，你能够获得某种接近圣灵的信息。
拉维尔斯坦的房门一直敞开着，我能看到我们的朋友巴特尔后脑勺上的长发，披在敦敦实实的肩膀上，还能看到他一双时尚的中帮靴子。我看不到他全部的脸，但是他妻子很明显在哭泣，她向前弯下身子。她肯定是在哭，不可能是干别的事情。我对巴特尔太太非常敬重，对她丈夫也十分喜欢。
巴特尔夫妇是拉维尔斯坦的粉丝。他俩从未参加过拉维尔斯坦在公共场合发表的演讲，我怀疑他们甚至连他的作品也没读过，但是他们真的很敬重他。几年前，巴特尔退休时，和妻子搬出州界，住进了威斯康星州的树林中，学着梭罗的样子，过起了粗衣粝食的生活。他们进城时，拉维尔斯坦喜欢带他们到我们的塞尔维亚-法国俱乐部里吃饭。
我发现，你要是从喜剧的视角去看待别人，他们会变得更加讨人欢喜——如果你说一个人是流浪汉，粗俗下流、满腹牢骚、爱翻白眼，你和他从此会相处得更加融洽。其部分原因是，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虐待狂，夺走了他的人性特质。而且，你对他实施了某种隐喻上的暴力，所以你得给他一些特别的关心。
巴特尔夫妇走后，拉维尔斯坦对我说（因为心中某件趣事，他无法平静），他们来访是为了向他征求建议。
“关于什么？”
“他们是来谈自杀计划的。他们为打搅我表示歉意。在这样的时候……”
“我想应该是这件事。”我说。
“别对他们这么刻薄嘛，奇克。老人产生自杀的念头很正常。我想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认真的。”
“我快要死了，所以有和他们相同的想法，这很自然。这样的时候，人们还带着问题来找我，真是吃不消。他们把这个想法放在‘纯属假设’的表格里。照理说，在他们的人生中，在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里，他们能够获得如意的忠告吗……我感到怀疑。”
“是自杀合约？”
“巴特尔提出论点，由她写成文字，并附加合理的评语。他们说，我是他们唯一完全信任的人，而且不会嘲讽他们。”
“所以，你们就到一个不肯去死的人这儿来，告诉他你们想自杀。”
“巴特尔已经暗示这件事好几周了。他这个人很聪明，就是个性太强，改不了。这种性格导致他不善表达。巴特尔夫人则通情达理多了。她来时穿着一套淡蓝色套装，前襟从上到下钉着两排纽扣。她身材娇小。换句话说，是她丈夫太高大，导致她看上去过于矮小。总之，她有一张英国人的小脸，容貌娇美，乐观向上。我想，孩子们看她时，一定会看见一张可爱的、富有同情心的面孔……”
“那他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他们抱怨年纪越来越大了。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犯这个毛病——他们觉得自然和隐居对他们有好处。自然和隐居可是毒药。”拉维尔斯坦说，“隐居林中，把可怜的巴特尔和他妻子弄得郁郁寡欢。这是隐居后会观察到的第一个反应。”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他们过来找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有更多的人想自杀，他们就该听听别人的忠告。他们之所以萌生自杀的念头，就是因为找不到集体和个人进行倾诉。”
“或许这是他们想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就好像他们在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朋友拉维尔斯坦，生活就会失去价值。”我说。
“是呀，他们都是可爱之人。”拉维尔斯坦说，“他们凭空想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办法，让我知道我不必独自一人去走黄泉路。”
“很显然，他们一直在谈论你，你可能成了他们的缺场教练。”
“所以，如果我死了，他们可能同样也会死。”拉维尔斯坦说，这可是他将问题轻松化的一种方法。他喜欢闲聊，但对人的好奇心难以描述。他有好奇心，有直觉力，但是对他来说，这不像占卜那样需要进行大量分析，你谈论别人或者为别人寻找出路时便会感受到。
“我说的是，把自杀当作争辩或辩论的话题，是不对的。寻找理由支持或反对生命，这是小孩子干的事。”
“在巴特尔夫妇面前你享有很大的权威，你要是说不要自杀，他们便不会那么做。”
“发号施令，这可不是我的风格，奇克。”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他们希望得到认真的对待。”他说，“可他们当然是不会去那么做的。他们只是想用双双自杀这个俗套办法逗我开心而已。”
这样说倒更像是那么一回事。
“我对他们说，他们俩曾经是你恩我爱，和如琴瑟，堪称爱情经典。”
“他们不该臭了爱情的名声。”我说。
“是有点儿那么回事。”拉维尔斯坦说，“他俩的故事你已经听说过了。从没见过巴特尔的她，和巴特尔跳了一次舞后，就把自己的丈夫给甩了，投进了巴特尔的怀里。经过就是这样。就在那同一个时刻，双方都认识到各自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在网球场和舞场上，他都是一名强者，但绝不是一个**者。她呢，也并非一个不忠的妻子。他说他在机场等她……”
“这又是发生在哪儿？”
“在巴西。他们过得很幸福。”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们的飞机被闪电击中了，只好降落在乌拉圭。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四十年了，一直恩爱如初。巴特尔夫妇希望我对他们的事情来一个总结，所以我答应他们，跟他们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可是千百万人中的幸运儿，沐浴着伟大的爱情，几十年来享受着唾手可得的幸福。两人都用各自的怪癖取悦对方。他们怎么会忍心用自杀来玷污这一切呢？我能看出来，巴特尔夫人正在听她想听的东西。她要我摆明继续活下去的充足理由。”
“可巴特尔并不完全满意——是这样吗？”
“是的，奇克。他想就自杀和虚无主义进行一番讨论。我常想，自杀幻想和杀人妄想，在文明人的精神经历中是同时存在的。巴特尔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授，可他觉得有责任补上虚无主义这一课。他对虚无主义并不大了解，可它无处不在。他说，成功人士往往有自杀倾向——发觉成功不过是幻觉而已，因而自杀……”
“如果你讨厌活下去，那么死亡便是你的解脱。你可以称此为虚无主义，你要是喜欢的话。”
“是的。美国式的虚无主义——没有地狱。”拉维尔斯坦说，“但是犹太人觉得，这个世界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你要是摧毁了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是摧毁了整个世界——为那个人存在的世界。”
拉维尔斯坦突然对我生起气来。至少他说话时加强了怒气。这大概是因为我依旧对巴特尔夫妇一笑置之。对他来说，这似乎意味着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你要是摧毁了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是摧毁了整个世界。就好像是我威胁要摧毁世界似的——我可要活着见证这一现象，我相信事物的本质会通过其表象表现出来。我总说——回答拉维尔斯坦的问题：“你想象死亡是什么样子？”——“画面将终止。”我意思是说，再次表明，透过事物表象，你可以看见其本质。
到了最后阶段，拉维尔斯坦吸引了大批人来探望，可能够进入他卧室的人寥寥无几——尼基守着不让人进。但是，在那些重要的访客中，萨姆·帕吉特的来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是我的一个密友。经我推荐，他阅读了阿贝的名篇大作，出席了阿贝的公开演讲，还过来参加了我们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他对拉维尔斯坦的观点，甚至开的笑话，都给予高度评价。拉维尔斯坦演讲时，身后贴着一张很大的“禁止吸烟”的标志，可他依旧用他的登喜路打火机点上香烟，说：“你要是因为讨厌烟味胜过热爱思想而离开，没人会记挂你。”他说的这番话，既尖刻又俏皮，而且和颜悦色，帕吉特听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要我把他引荐给这个风趣幽默的人。我对拉维尔斯坦说，我朋友萨姆·帕吉特想见你。
“这下好了，我们可以把你们编成一对秃顶朋友组合。”拉维尔斯坦说。拉维尔斯坦并没有责备我，不过他这么说的语气却清楚地表明，既然他时日不多了，我就不该带新的熟人来见他。
“你是说他是个天主教神父？”
“曾经是的。”我说，“他已经申请不再担任这个教职。不过，他依然还是个天主教教徒……你自己也有一个耶稣会的朋友——特林布尔。”
“特林布尔和我在巴黎是室友。我们两人常常结伴出行。但是，他像我一样，也是达瓦尔的学生，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是吧，这件事我还没有同萨姆·帕吉特讨论过，不过你放心，他来是因为他拜读了你的作品。你也不用担心，他绝不会没完没了，同你聊到第九轮。”
回头想一想，我发现，对在拉维尔斯坦临终前几天过来看望他的人，我都很好奇，很关注。他们沿着四周的墙壁默默无声地站着，组成了一群见证者。拉维尔斯坦已经没有力气接受或是拒绝访客了。可以说，他压根儿就不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站在那儿。他多年的宿敌之一史密斯偕新夫人也来了。这位夫人在床边引导拉维尔斯坦说：“说你爱他。来吧——说。”拉维尔斯坦很不自然地说：“我爱你。”可实际上，他非常讨厌史密斯，这一点一看便知。他们俩相互鄙夷。拉维尔斯坦露出灿烂的微笑，以打破这个尴尬的时刻，但他已无力干涉了。很明显，史密斯对新娶的妻子的这番表现很恼火。谁也没有权利命令史密斯夫妇离开床边。所以，我死的时候，我会欢迎帕吉特到场的，就像他现在坐在门边一样。帕吉特是来慰问或见证的——非常简单，就是靠墙坐着，几乎默不吭声，只是履行一下到场的职责而已。
拉维尔斯坦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常来看他的人，比如说弗勒德夫妇。拉维尔斯坦和尼基对这对夫妻很是依恋。弗勒德属于大学行政管理部门——肩负着公共关系的特别责任。他是市政厅里的大学代表，监督校园安全系统——校园警察要向他汇报工作。处理丑闻是他的职责之一。他这个人挺复杂的，感情丰富，待人真诚，心地善良。天晓得他为大学社区处理了多少桩不愉快的事情。你不需要非得在那个社区才能得到他的关照。有一个希腊餐馆老板，他女儿在可能是最后关头的危险时刻，就是弗勒德帮她安排手术，才保住了性命。在整个城市，人们私下里都传颂他是“一个危急时刻可以求助的人”。他帮过拉维尔斯坦，也帮过我。弗勒德夫妇家的门就像拉维尔斯坦自己家的一样，总是敞开着。人们进进出出，毫无障碍，无拘无束。吉尔达·弗勒德和丈夫朴实无华，相亲相爱。这种淳朴（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关系，深得拉维尔斯坦的赏识，他对此的评价比对任何人际关系都高。人们无须说出来。我只是注意到，走近拉维尔斯坦床边的访客形形色色，所以拉维尔斯坦提起精神瞧着墙边站着的人群时，看见那些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有些像亲戚似的——几乎就跟家人一般，他十分欣慰。
到最后，拉维尔斯坦对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他从达瓦尔教授那儿了解到，现代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就是个现代人——为了自己，喜欢化繁为简。要他们对此进行解释，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而且还可以消除不断产生的严重错觉。所以，他可以直言相告，而且又不得罪人。
人将死之时往往会变得极为严厉。他们离开了，而我们将继续活着。所以，想要他们宽恕我们是很难的。我要是不该因为这个观点受到直尺体罚，那么毫无疑问，我就会因为那个观点遭到加倍的敲头惩罚。年纪越大，你对自己的发现就越糟糕。如果把分配给我的岁月让给他，他或许会处理得更好。承认痛苦的事实，这是一个人最起码要做的。我对他说，他给巴特尔夫妇的答案过于犹太化，他却批评我对自杀之罪孽的态度很不严肃。但他随即又平心静气地说：“总之，你必须把拯救了两条人命的这个功劳记在我的头上。”
不管怎么说，在罗莎蒙德的帮助下，我要信守我对拉维尔斯坦许下的诺言。六年前他离开了我们，恰逢犹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给父母念祈祷词时，脑子里还想着他。追悼仪式——犹太人缅怀的祷告仪式上，我甚至开始构思我答应撰写的回忆录，可不知道从哪儿写起——他怪僻、怪异、古怪的性格，他穿衣吃饭、喝酒、刮胡子的样子，还有他开玩笑似的对学生严厉批评，这些内容怎么写，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过，这些只是他的自然历史而已。在别人看来，他古怪诡秘，乖张反常——咧嘴大笑、抽烟、演讲、不可一世、没有耐心——可在我眼里，他才华盖世，魅力超群。他一心想改变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或其他专业的设置。他**没有规律，注定不会长寿。这些事，他对我，对他所有好朋友都毫不隐瞒。在人们的眼里，借用过去的一个术语，他是个性倒错者。不是“同性恋”。他非常鄙夷装腔作势的同性恋，对“以同性恋为荣”十分不屑。有时候，我简直不清楚如何面对他的信任。可后来他选我来为他描绘人生，所以和我交谈时，他说的都是些私房话，同时又是要记下来的素材。让你失去理智是伟大灵魂做的事情。我猜想，即便是在当今时代，人们也会理解“伟大灵魂”这个词语，因为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直晦涩难懂。总之，拉维尔斯坦对我信心满满，认为我有能力为他作传。“这件事对你来说易如反掌。”他对我这样说。我同意这个说法——或多或少吧。
按规矩，人死了，就该忘掉他们。葬礼过后就要渐渐地忘却他们，这是常规。但是，这个规矩在拉维尔斯坦身上却一点儿不起作用。他不仅在我的生活里，而且在罗莎蒙德的生活中，也占据着十分醒目的位置。她依然记得读书时课本上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要同你能够发现的最高尚的人相处；要阅读最好的书籍；要和强者一起生活；但要学会愉快地独处。”
拉维尔斯坦觉得，这些可能就是那帮志存高远的高中生喜欢说的胡言乱语。
然而，毫无疑问，拉维尔斯坦就是这样一个“最高尚的人”，只是无拘无束罢了。对我来说，为他书写人生（“书写”一词已变得多么古老啊）是个挑战，不久又演变成了一种负担。然而，罗莎蒙德却坚信，我做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我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死亡演练。只是当时我们一心考虑的是拉维尔斯坦的死亡而已。
“这个只是开头的问题。”她说，“就像他说的，这叫万事开头难。”
“就是呀。威士忌保税，或印花税——拉维尔斯坦采用的是对应的法语词语，按照完善的法律程序，由国家严格执行。”
“所言极是——这正是他希望你所采用的那种诙谐的语气。至于他的思想，你可以留给别人去评论嘛。”
“是呀，我就是这么打算的。我准备把那些知识性问题全留给专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