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做的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
但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还是找不到这个开头。“这应该不难的呀。‘易如反掌，要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或者就像那个不知名的家伙说的，‘要是不像鸟语，那才不对头呢。”
罗莎蒙德偶尔搭腔说：“怎么能把拉维尔斯坦和鸟语混为一谈呢？有点儿莫名其妙，不该这样呀。”
伴随着这样的对话，又好几年过去了，我显然还是开不了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罗莎蒙德不再积极鼓励我，也不给我提什么建议了。她很聪明，任我自便。
然而，我们差不多依旧是天天谈论拉维尔斯坦。我时常回忆他，比如，一遇到篮球比赛就举办晚会、到希腊城与学生聚餐、购物旅行、他经常举办活泼而又严肃的学术研讨会。要是换成别的女人，很可能会逼我，令我心烦。“他毕竟是你的挚友，况且你也发过誓要写的”，或是“到了来世他会十分失望”。可罗莎蒙德十分善解人意，她知道我自己也这么想，而且经常闷闷不乐。有时候，我想象他穿着寿衣，躺在他恨之入骨的父亲边上。拉维尔斯坦过去常说：“那个家伙歇斯底里，一边抽打我的光屁股，一边胡言乱语，乱喊乱叫——后来，不管我表现得多出色，他还是觉得我不成器，因为我始终没能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你是出版了一本书，而且反响也不错——可你不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员呀，不是吗？’”
罗莎蒙德只是说：“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这件事，你就三言两语、一笔带过，拉维尔斯坦在来世一定会心花怒放的。”
我回答她说：“拉维尔斯坦不相信什么来世。他即便是真的在什么地方活着的话，记住他这个蠢货爸爸，记起我们所称的这个凡人人生的任何部分，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快乐呢？唯有我才会想象自己看到已故父母在那一边的情景。还看到我的兄弟、朋友、堂兄弟姊妹、阿姨、叔叔……”
罗莎蒙德时常点头称是。她承认自己也有类似的倾向。有时她还补上一句：“我问自己，他们这会儿在来世干什么呢？”
“你要是就这个话题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见到已故的亲人：他们爱过并继续爱着的故人们——他们时常欺骗，有时候甚至鄙夷、憎恨或是习惯性对之撒谎的，也是这些人。你不是这样的人，罗莎蒙德，你异常诚实。但是，即便是拉维尔斯坦这样一个非常实际、不会产生任何幻觉的人，也说……他告诉我，在他所有密切接触的人当中，我最有可能不久便会随他而去——随他去哪儿？我能赶上他吗？我们能见上面吗？”
“这些话，你不能写得太多。”罗莎蒙德说。
“幼稚的爱是产生这些幻觉的源泉，要力图证明这句话易如反掌。我实话实说，半个世纪后，我感觉自己还能见上我的母亲。弗洛伊德对这种爱很是不屑，认为它多愁善感，空洞无物。可弗洛伊德是名医生，十九世纪的医生们对感情很粗暴。他们常说，人类是化学成分的代表，只值六十二美分——这帮家伙极为理性，十分无情。”
“可拉维尔斯坦绝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人。”罗莎蒙德说。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要是走近看一看——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是给拉维尔斯坦写那本回忆录，那我和死亡之间就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听我这么说，罗莎蒙德哈哈大笑。“你意思是说，你的责任完成了，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不，不。我很幸运，我还有你，罗莎蒙德，为了你，我也要活下去。我努力想说的大概是，在拉维尔斯坦看来，除了纪念他，我这辈子也许再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这样想的人都很奇怪。”
“他觉得自己给了我一个重大主题——主题中的主题。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是，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理性的现代人。理性的人可能不会在黄昏时分去见自己已故的亲人——不管这个时分出现在何方。”
“都一样。”罗莎蒙德说，“实际上，他固执己见，不能怠慢。”
“那为什么是我呀？不消半分钟，我就可以说出五个更有资格的人名来。”
“记录他的思想，是可以的。”罗莎蒙德说，“可他们写起来会干巴巴的。再说了，你们俩是到晚年才结交的朋友。照道理，老人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依恋情结的……”
她大概是想说，老人不会坠入情网。他们不会冒冒失失地陷入这种磁场中，因为这里没有他们要做的事呀。
“有一两年时间，拉维尔斯坦对我一直紧盯不放，因为我和薇拉三天两头跑去看拉杜·格利莱斯库和他妻子。”我对罗莎蒙德说。
“他俩让你们很开心是吧？”
“他们带我们去高档餐馆——总之是最贵的那种。薇拉非常喜欢吻手和鞠躬礼节、对女士殷勤体贴，还喜欢胸花、敬酒。她非常开心。格利莱斯库也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对我们聚会的那些夜晚，拉维尔斯坦极为好奇。他说，拉杜以前是铁卫团成员。可我对这一点倒并不特别在意，也不了解个中的含义。我这个态度让拉维尔斯坦很不开心。”
“你没发现他是个纳粹分子？”罗莎蒙德问道。
“拉维尔斯坦进一步告诉我说，大约十年前，曾计划安排格利莱斯库到耶路撒冷去演讲，但邀请被取消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居然没引起我的注意。我一定是太忙了，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有时候，我的确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要见的东西决定视而不见。拉维尔斯坦自然是注意到了，我对这些事却不大注意。
“拉维尔斯坦只想知道格利莱斯库的政治路线。我告诉他说，晚餐桌上他谈的都是古代史。他朝烟斗里装烟丝，划了很多根火柴。你越是紧紧地抓着烟斗不让它抖，拿着火柴的手指就越是加倍地颤抖。他朝烟斗里不停地塞着烟丝，可总是不顺利。塞不进时，他就用大拇指往里压，可手指又没有力气。这样的人政治上怎么会有危险呢？他拖着外罩袖子，把手关节都给遮住了。”
罗莎蒙德说：“我猜想，同你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对格利莱斯库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可是奇克，你观察问题总是避重就轻，这就是你的行事方式。”
“拉维尔斯坦最终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很奇怪，我居然任由别人这样利用我。”
“你想讨好你妻子。你渴望得到她的好评。拉维尔斯坦或许觉得，你听任自己受骗上当。这样不容易陷入困境……”
“我想自己曾经说过，这是法国-巴尔干式的荒谬。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把巴尔干法西斯分子当作一回事。账单送来时，拉杜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把给抓了过去。这就像在比赛似的，我没有一次抢到过账单。有件事我很是纳闷，他每次付账时，钞票总是那么干净，连一点儿褶皱都没有，就像刚从银行里取出来似的；而且账单上金额是多少，他好像从来没瞧过一眼。你要是大萧条时代长大的，你是不会漏过这种事的。”
“你是在用自己的描述，逗拉维尔斯坦开心。”
“我是想这样做，可他不肯听我讲述有关烟斗和怪癖之类的事。他在等我摆脱困惑。”
“喂，你可是他钦定的传记作者，你领会问题这么迟钝，他会不开心的。”
“那是当然。他对我讲拉杜前往耶路撒冷的邀请被取消时，具体情况我连一个字也没问。我明白，我又没有抓住机会。”
“嘿，他选你为他作传，并不是觉得你是个完人。”罗莎蒙德说。
“对于一些基本的东西，考虑到我的无知愚笨，我们俩还是尽力保持一致。”我对她说，“他通晓古希腊、罗马文学；毫无疑问，我则一窍不通。但是，我要是错的话，我不会花力气在原地继续犯错。后来，我从生活中领悟到，老是认为自己正确是多么的愚蠢啊。”
“你必须是正确的，你别无选择。”罗莎蒙德说。
“薇拉的计划是，应该用格利莱斯库取代拉维尔斯坦。在巴黎时，阿贝闯进我们房间，当时她穿着衬裙，吓了一跳，跑进了卫生间——她跑的姿势怪怪的，踮着脚一跳一跳的——还把门给锁上了。她随即告诉我，我们再也不要见到拉维尔斯坦了。”
“这确实很奇怪。”罗莎蒙德说。说起薇拉，罗莎蒙德的谈吐总是很得体，也很谨慎：“这是发生在薇拉派人接她母亲过来的时候吗？她有没有带母亲一起去巴黎？”
“没有，没有。这事发生两年前，那个老姑娘就已经死了。尽管如此，你的预感还是对的。她仰仗母亲帮她处理——我该用什么词呢——人际关系。她自己不会处人处事。总之，那个老姑娘很不喜欢我——女婿是个犹太人，玷污了她的晚年生活。”
“你现在终于讲到正题上了。”罗莎蒙德说，“你对所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可最重要的却偏偏没有——你是从犹太人这个问题开始的。”她说。
“一点儿没错。谈话围绕这个问题兜来兜去——这么多的其他人，千百万的其他人都甘愿赴死，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人类中的其他人驱逐他们。希特勒就曾说过，他一旦掌权，就要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搭起一排排绞首架，把犹太人全给绞死，一个也不留。这一切都是有案可查的。希特勒正是靠打犹太人牌才获得权力的。他没有其他计划，也不需要。他把德国和欧洲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犹太人，从而当上了总理。总之，就格利莱斯库这个人而言，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可是，人们要求他表明立场时，他表态了。他有投票权，也投了票。拉维尔斯坦很清楚，这种需要深思熟虑的讨厌事情，我是从来不会做的。”
“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思考，是吧？”
“我嘛，是在美国语言环境中过着一个犹太人的生活。这种语言环境对理解阴暗的思想毫无帮助。”
“你和拉维尔斯坦谈过这种邪恶势力吗？”
“我可能谈过。阿贝的性格要比我开朗多了——心胸开阔，光明磊落。他更像一个正常人，但绝不是一个天真的人。”
“我跟着他研究过修昔底德。”罗莎蒙德说，“我至今还记得他必须要讲的雅典瘟疫，死去的父母或姐妹们，和陌生人一起被扔在柴堆上火葬。但是，把这种情况同二十世纪发生的大量死亡联系在一起——他没在课堂上讲过这个内容，你能记得他或许说过的话吗？”
“你怎么想，”我问罗莎蒙德，“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或许会把自己的生存——他每天都意识到自己在死去——与这个事实联系起来，即二十世纪有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现在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这上面来了。我这里想起的不是那些战士、农民、富农、资产阶级、党员，也不是被指定参加强迫劳动的人、在古拉格群岛或是法西斯集中营里送死的人——这些人很容易被赶到一起，用牛车装起来送走。这些人一般不会引起拉维尔斯坦的注意。他们都是那些常见的‘失败者’，政府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们——有人称之为‘流沙社会’，将受害者吸进沙堆埋起来或者闷死。处理这些人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除掉他们，将他们变成尸体。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也失去了生存权，刽子手同样直白地告诉他们——‘没有理由表明你们不该死’。所以，从位于亚洲的俄罗斯古拉格群岛，一直到大西洋海岸，到处可见摧毁生命或死亡蔓延的无序状态。你要想起的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也就是以某种理性为托词——被夺去生命的千百万人。理性表现为做事有条不紊或者目标坚定，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最疯狂的虚无主义形式，在德国军队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分析大师达瓦尔看来，德国军国主义导致了最极端、最可怕的虚无主义。这种人生观在普通士兵当中，激发了最血腥、最疯狂的复仇主义的屠杀热情。因为这种热情贯穿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因此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发布所有命令的最高层。所以，每个人都被宣告无罪。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十足的疯子。纳粹国防军就是这样在逃避罪责。假设用民间的方法来减轻这种罪恶行径，那会怎么样，拉维尔斯坦问我。他又追了一句：‘不过，我这是在胡说八道。’他对所有的话题都有坚定的看法，但到了最后，他却闪烁其词，说起了自己的状况，这时候他更多的是伤感，而非嘲讽，对不对，罗西？”
“他也不会让自己长时间地深陷伤感之中。”
“是呀，面对千百万人被夺去生命，人们普遍愿意容忍。接受它，就像是二十世纪的风气。你在战斗中特别体谅士兵，以此掩护自己。但是，我在想在古拉格群岛和德国劳改营里大批死去的人。为什么这个世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要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刚强不忍之气。”
拉维尔斯坦去世约莫两年后，我才记起这次特别的谈话。患上吉兰-巴雷综合征之后，拉维尔斯坦刻苦练习行走，努力恢复双手的功能。他明白，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屈服了，但他并非一味地屈服。不能用咖啡研磨机倒没什么，可刮胡子、写便条、穿衣服、抽烟、开支票，这些都得用手呀。如果你不设法恢复健康，你就会失去四肢能力，成为一个无可救药之人，这一点几乎人人皆知。那天早上，他和我碰巧看到鹦鹉落满了冬青树，在啄食红色浆果，将树上的白雪溅得四处纷飞。此时，人们正在拉维尔斯坦的卧室里拆卸装有三角形钢架的病床，将其搬出室外。“谢谢拆卸工人。”他说，目送着床从货运电梯运下去，“我再也不想见到那玩意儿，跟海军索具似的。”
他独自在走路——虽然脚步还不是很稳，但就跟麻风病人拉撒路似的——要是有过这个人的话。你刚从死人那里兜了一圈回来，撞见了整个绿色鹦鹉家族，这帮热带飞鸟，从中西部的冬天里幸存了下来。拉维尔斯坦对我咧嘴，笑着说：“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在关注它们。”尽管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但他随即又一次问我说，这些鸟怎么变得这么多啊。我瞬间变成了一名大自然的专家。所以，我再一次将它们描述一番：那些吊在树上或电线杆横木档上的修长袋子，那是鸟巢，看上去就像是拉得长长的尼龙袜，垂下来有三十英尺之多，里面在孵化鸟蛋。“这些鸟巢让你想起了东区的一栋栋公寓。”我对他说。
“我们让尼基开车送我们过去看看。它们的大本营在哪儿？”
“在约翰逊公园。不过在第五十四街边上的一条胡同里，还有一大群栖息在那儿。”
然而，我们始终没去看那些鸟巢——鹦鹉栖息的、在风中飘摇的一层层管子。我们再次见面时，拉维尔斯坦却告诉我，他和尼基要飞往巴黎。
“你去那儿干什么？”
看得出，我的问题很愚蠢，冒犯了拉维尔斯坦，他对我很是失望。不过，他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是不会流露出来的。他对我自然也是如此。“医院里的人告诉我说可以去巴黎。”
“是吗？”我说。
医生们的理由清晰明了。他虽然快要死了，可完全适合飞行。巴黎是让他非常快乐逍遥的地方之一：那里有他最亲密的朋友，还有他人生中许多尚未完成的事宜。他如果一心要去，干吗不遂他的心愿呢？医生们认为，十天的旅程不大会造成什么严重伤害。对我来说，二十五个小时的空中旅行非把我给累趴下不可。可在机场，拉维尔斯坦可以坐轮椅。而且他不像我，他坐的是头等舱。说得再深一点儿，我恐怕得承认，一个快要死的人还要去乘飞机，我觉得这样做似乎不是很严肃。像拉维尔斯坦这种情况，“完全适合飞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人知晓。他乘的是波音727，还是他的外罩下面藏着一对强有力的翅膀？
我虽然真的觉得拉维尔斯坦对我很失望，但我相信他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俩长期以来保持一种默契，就是不向对方隐瞒或羞于坦陈任何事情。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隐瞒拉维尔斯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思是说，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他自己察觉不出来的。所以，说得准确点儿，他也应该知道我对巴黎印象不好。有一个犹太自由思想家这样描绘巴黎——上帝像是在法国。意思是说，即使是上帝，也在法国度假。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人都是无神论者，和他们在一起，上帝可以无牵无挂、信马由缰，就跟所有游客一样。
即便是到了最后，我也没能理解，拉维尔斯坦在巴黎还有一种生活，一种补充式的生活。这次短暂的告别旅行回来后，他心情比较愉快，只字未提他的法国朋友。可他的神情表明，该做的事都已做完了。
然而我得知，施莱医生现在命令拉维尔斯坦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尼基证实了，不过又说，拉维尔斯坦要住的病房到下周初才能空出来。星期天下午，他办了一个派对——有比萨和啤酒，野餐式的，用的是纸杯和纸盘。他买了新的影像设备——最新时尚，他说（我甚至也觉得这个表达要比“最新水平”要好）——歌唱家和演奏家都能全景展现，而且还有一种热带丛林之光的即时效果。拉维尔斯坦挑选播放的是他最喜爱的碟片之一——罗西尼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演员和歌唱家们出现在银屏上，画面又平又薄，又高又宽，逼真得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拉维尔斯坦说的，科技把艺术重新武装了起来。歌唱家的面孔犹如威尼斯的彩装玻璃，丰富多彩，摄像机带着你目睹他们美丽的黑眼睛，甚至看到他们的牙齿。拉维尔斯坦穿着驼绒睡衣，坐在休闲椅上，一边欣赏，一边解说这台新设备——对外行们的无知，还嘲讽两句。不过，他这样做有些力不从心，不时地按着静音键，好让大家听见他说的话。最后，他实在是吃不消了，尼基将他扶起来，领了出去，说：“他太兴奋了，他以为就一次不午休没有关系。可是，他还是扛不住。”
影像设备处在静音状态，拉维尔斯坦本人也是一声不吭，或许是从一个陌生的视角重新审视病情和死亡情况。他跟着尼基向外走。我们领着他回到他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雪橇式的床，上面铺着鸭绒丝被。他重新躺到枕头上时，我把所有的亚麻被、真丝被全给他盖上。
不久，公寓便空无一人。迟来的人赶到时，尼基按住电梯按钮，开着门说：“阿贝看到你们一定会十分开心，可他现在服了各种药，头脑不是很清楚。”
第二天，拉维尔斯坦提起这个话题时，我说：“尼基很机灵，什么问题都不肯回答，所以派对很快就结束了。”
“他从不回答问题，是吧？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些无言的问题，但他不去理会。这样做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行的。”
“他关掉新的影像设备。我想我是不会关这玩意儿。”
拉维尔斯坦最后的日子是在家中度过的。这期间我经常上午去陪他。我和他住在同一个街区，又不需要遵守什么定点时间，因此一吃过早饭我就过去了。尼基通常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因此一倒到**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早上十点。而拉维尔斯坦由于没人陪伴，则叉着两条大膝盖躺在那儿打盹。医生们给他注射麻醉剂（使他镇静下来），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思考——从头开始考虑各种问题。即便他在打盹，观察他那张别致的犹太人面孔，你也能了解到他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想象他这个十分奇怪的身躯，容纳着他奇特的才智。他的秃顶，很奇特，光秃秃的，几乎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不毛之地，这寓示着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他会说——就像他一向喜欢用法语一样——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他现在面临的却是坟墓。
尽管我还比他大几岁，他却把自己看作我的老师。嘿，这是他的行当嘛——他是个教育家。他从不把自己表现成一名哲学家——哲学教授不等于哲学家。他曾接受过哲学训练，学会了应该如何度过一个哲学人生。这个是哲学研究的内容，也是人们为什么要读柏拉图的原因。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更高质量生活的源泉。如果拉维尔斯坦非得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选雅典，而对耶路撒冷充满了敬意。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谈论的则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
我对他的这个变化进行评论时，他对我很不开心。“为什么不谈犹太人？”他说，“在南部各州，人们今天还在谈论南北战争，甚至比一百多年前谈得还要多得多。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数百万人惨遭杀戮，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同你没有任何区别，与我们也毫无二致。我们不能对他们不闻不问。摩西与上帝对话，上帝给他明示。这种联系已经保持了数千年。”
拉维尔斯坦就这样絮叨了好一会儿。他说，曾几何时，犹太人被用来衡量整个人类的邪恶人性。“你对人们说，你们要是废除了统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将生产方式理性化，对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实行安乐死，那么便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你随即又向怀抱这种思想的人提出建议：消灭犹太人。于是，他们真的开始这么干了。他们把欧洲一半以上的犹太人全给杀了——你和我，还有奇克，是属于幸存者。”这些不是拉维尔斯坦说的原话，我作了一些解释。他的原话是，作为犹太人，我们现在知道什么事可能会发生。
“无人知晓这样的事情下一次又会从哪个旮旯里蹦出来——法国？不，不，不是法国。他们自己在十八世纪已经尝过了太多的血腥，他们不会在意发生这种事，但是他们自己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可俄国人会不会呢？《锡安山长老会议纪要》[52]这份文件是俄国人杜撰的。就在不久前你还在跟我谈吉卜林呢。”
“不错，就是吉卜林。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说，“可有人请我看一看他的书信集。其中有一篇写的是他对爱因斯坦大发雷霆。这件事发生在本世纪初。他说，犹太人为了自己的种种目的，扭曲了社会现实。可是，这还不够，爱因斯坦又用他的相对论扭曲了物理现实。犹太人曲解物理宇宙，并试图传达犹太人虚假的认知。”
“那么，你必须把吉卜林从你喜欢的作家中剔除出去。”拉维尔斯坦说。
“不，我们无法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索引。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将此强加于人，即便是犹太读者也不行。谁又能指望你删去塞利纳的名字？顺便问一句，我借给你他写的那本小册子《美丽的床单》……”
“我一直没时间看。”
“你对虚无主义者情有独钟。”我说。
“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编造大量高雅的谎言。我喜欢把虚无主义看成一种状态，并且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知识界的那些虚无主义者，我可受不了。我宁可喜欢那些怙恶不悛之人，坦率、不掩饰。那种自然的虚无主义者。”
“塞利纳建议，应该像消灭细菌那样，彻底消灭犹太人。这是他的医生天性使然，我想。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由于艺术的影响，他受到了限制，但是在宣传作品中，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
这次谈话谈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因为救护车又悄无声息地开到了拉维尔斯坦家的门口。救护人员对这里已经是轻车熟路，按下了货运电梯的响铃。拉维尔斯坦进出医院，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他压根儿就没理会。
施莱医生从未同我谈过拉维尔斯坦的病情。他是个超级认真的医生——身材不高，腰板笔直，长着鹰钩鼻，办事效率高。他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朝上梳着，直挺挺的，是易洛魁人[53]的发型。关于拉维尔斯坦的病情，他不必向我解释，因为我和拉维尔斯坦没有血缘关系。不过，施莱基本上看出来，拉维尔斯坦和我是密友，于是无言地同我打着招呼——几十年前我在美国广播公司音乐厅遇到一个巴黎女士，她教我将此称为鲤鱼之歌。其他人似乎从未听过这种表达，但我发誓我听过——两条大鱼张着腮帮子，在清澈的水泡泡中无声地进行交流。施莱医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通知我，拉维尔斯坦的时日已是屈指可数了。罗莎蒙德也说：“这可能是拉维尔斯坦最后一次进医院了。”我也这么觉得。尼基自然也已经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用大量时间奔波办事，接听电话。是尼基，而不是护士们，使用电动剃须刀帮拉维尔斯坦剃胡须。拉维尔斯坦则闭着眼睛，头懒洋洋地靠在后面，仰着腮帮子。他的鼻子下面套着一个小塑料罩，给他提供氧气。
“看上去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尼基在走廊里对我说。
“实际上是不大好。”
“他有句话要对律师讲。他要我派人去把莫里斯·赫布斯特叫过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是恢复无望了。拉维尔斯坦最后一次住院时，在病**即兴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主持得相当成功。那时，他仍在进行教书表演。即便是现在，他的学生们依然坐在访客接待室里的巨大天窗下——等着他叫他们进去——但是，尽管他会叫到他们中的一两个人的名字，但他已不再教学，不主持研讨会了。事实上，从他的动作中，我已经看出死亡正在逼近的早期迹象——脖子和肩膀已撑不住脑袋，面色也变了，特别是眼睛下面。他阐述观点，只能三言两语，而你是什么感受，他已经不大关心了。所以，你最好不要谈论带有观点的话题。关于薇拉，他说：“你就范了——你试图向我推销一幅彩色女人剪纸画，就像他们以前通常挂在电影院门厅里的那种硬纸板人物肖像一样。你知道，奇克，有时候你说，你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告诉我的。可你扭曲了你前妻的形象，你会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婚姻，可那么做道德吗？”
“这完全是事实。”我说，他抓住我这一点，不容我置辩。我责备他对虚无主义者情有独钟，不太喜欢“更有原则”的当代学术同仁。可他或许会补上一句，说虚无主义者至少不会提出，把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缺陷和谎言，当成更高原则甚至美的范例。
尼基，拉维尔斯坦的中国儿子——和这些谈话毫无关系——在那儿给他擦脸。只有医疗技术人员给拉维尔斯坦做X光，或是抽血采样时，他才站到一边。我不时地用手抚摸我朋友光秃秃的脑袋。看得出，他希望别人抚摸他。我惊讶地发现，他头皮上有发楂，不是很明显。他似乎觉得，光头比稀毛更适合他。所以，他刮脸时也刮头。可不管怎样，这颗脑袋瓜子都在向坟墓滚去。
“今天，是外面的天很黑，”拉维尔斯坦问我，“还是我的情绪低落？”
“不是你的情绪，是一块厚厚的云遮住了天。”
因为天气而烦心，这也不像是拉维尔斯坦。关心天气的人，天气会满足他们的愿望。有时候他批评我不该“检查外面的世界”——眼睛盯着白云。“你能指望大自然永远都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吗？你认为自己冲进大自然，会获得一种洞察力吗？”他这样问我。但是，这些美好的时刻现在很少出现了。更多的时候，他看上去像是处于昏迷状态——罗莎蒙德总会小声焦急地问我：“他还活着吗？”
有好几次我都无法给她确信的回答。事实多次清楚地表明，他已回天乏术。他躺在那儿，呼吸时快时慢，头边的架子上吊满了药水瓶，在一对醒目的大耳朵后面排列着。你偶尔会想，他宁愿在打盹中离开人世。他大概在追寻自己不愿讨论的某种思路。曾几何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生活中的两个极端问题——宗教和政府，就像伏尔泰说的一样。拉维尔斯坦不相信伏尔泰的思想是严肃的。但他的确经常进行总结，而且总结得很恰当。要是在今天，拉维尔斯坦也许会补上一句，为启蒙运动而战而享誉世界的伏尔泰——“砸烂一切无耻！”——对犹太人则恨之入骨。然而，还有一个身体上的不同不能忽视。拉维尔斯坦的身体伸展开来很是高大，将近六英尺半高，他的睡袍，要是一般病人穿，会拖到脚踝，可他穿起来只到膝盖上面。他的下嘴唇也很大，弯弯的，亲切可爱，而大鼻子则不太好看。他在用嘴呼吸。皮肤的质感犹如煮熟的淀粉。
我能感觉到，拉维尔斯坦正在追寻犹太人的思想或犹太人的精髓轨迹。即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每次谈话甚至还提起柏拉图或修昔底德，是不多见的。现在的他满脑子是《圣经》的经文。他谈论宗教，感叹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成为人，而且除了人什么也不做，是多么的不易。他有时候讲话还是蛮有条理的，但大多数时候他都让我摸不着头脑。
跟莫里斯·赫布斯特说起这件事时，他说：“是呀，趁身上还有一口气，他当然要讲个不停，一吐为快——对他来说，这是当务之急，因为这涉及那宗滔天之罪。”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战争清楚地表明，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犹太人无权生存。
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面对诸多选项，其他人做出某种选择——他们的注意力被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吸引。面对诸多问题，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可是，“上帝的选民”则没有选择。如此强烈的仇恨和对生存权的否定，闻所未闻，也从未体验过。人们集体性地一致认为，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人，世界会变得更好。这种决心要让犹太人灭亡的意志得到广泛认同，并被认为是言之有理。罪恶滔天，是达瓦尔教授的用语，表示罪恶、仇恨以及通过焚尸炉和万人坑消灭这批闯入者的决心。这件事我们不必细说。但是，赫布斯特和拉维尔斯坦这些人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抛弃自己的根，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犹太人血统。拉维尔斯坦和赫布斯特继承了他们的老师达瓦尔的思想，认为犹太人自古以来就见证了人们不肯为此赎罪。
由此可见，拉维尔斯坦在弥留之际仍在思考这些问题。他想说的都已阐明，只是无力表达自己的结论。其中有一个结论是，犹太人应该对犹太历史怀抱浓厚兴趣——比如说要对他们的正义原则产生兴趣。但是，并非万事都能解决。那么，拉维尔斯坦又能干什么呢？
但不管怎么说，拉维尔斯坦都不可能再在这儿了。既然如此，他能给朋友什么样最重要的建议呢？他开始谈论即将到来的犹太教新年，要我带罗莎蒙德去犹太教教堂。赫布斯特确信，拉维尔斯坦给犹太人指出了一条最好的道路。犹太人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宗教，别无其他。
四十年前，赫布斯特和拉维尔斯坦是同学，关系密切。我请赫布斯特给予指教，否则我的表现可能会更糟。但我如果开始提问，则会要进行自我解释，可我又不喜欢这样做。拉维尔斯坦已经奄奄一息——他躺在那儿，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双目紧闭。他要么睡着了，要么就在思考弥留之际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竭尽所能，做完能做的一切——我的意思是，为他关心的人、为他的学生们，做完一切。如今，我年纪大了，当不了学生了。再说，拉维尔斯坦也不相信成人教育。对我来说，信奉柏拉图哲学已经太晚了。人们称作文化的东西，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花里胡哨的辞藻而已，是人们无知的表现。拉维尔斯坦有时说，我自己选择做个梦游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朽木不可雕也，只是意味着何时准备采取行动，由我自己决定。
你可以告诉我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可拒绝盲目接受。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固执。
现在，能和你讨论这种事情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真是糟糕透顶。既然人们如此频繁地要求我们做出评判，那我们要是不断使用或不断滥用（评判），这些评判自然会变得粗俗起来。接下来，你当然也就看不到任何原创，也见不着任何新颖的东西，到头来没有一张脸，也没有一个人再让你感动。这时，拉维尔斯坦出现了。他又一次把你的脸转向原创。他迫使你重新打开已经闭上的双眼。
关于这个话题，有一天我竟然口述起笔记，讲得太多了。当时还是我秘书的罗莎蒙德发表了一些独到的个人见解。她说：“我觉得，我明白你在谈什么。”不久之后，我被说服了，以为事实真是如此。
尼基，还有拉维尔斯坦的继承人和主要的吊唁人——其中不少是拉维尔斯坦的对手——将公寓站得满满的，就在街角周围。在他家的公寓楼和我们之间有一块草坪，小孩子在上面翻跟斗，学习抛、接东西。从我卧室的窗子看出去，那里曾是拉维尔斯坦的家。你看到家里有灯光，但不再有派对了。更糟糕的是，罗莎蒙德一语道破：“整个街区都变成了一座公墓，一个你熟悉的死人的社区。散步的时候，你甚至会不自觉地指点那些老朋友、老熟人家的门窗。走在街上，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朋友和他们的女友们。拉维尔斯坦是个亲爱的朋友——百万里挑一的朋友。但是，他会说你太压抑了。”
罗莎蒙德觉得，我们必须搬家。我们在新罕布什尔有一栋房子，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发来一封为期三年的邀请信，请我去开设以前拉维尔斯坦和我一道开设的几门课程（我独自也能教）。校方主动在后湾区为罗莎蒙德和我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她在张罗搬家的事，我不用操心。后湾区的这套公寓是全装修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中西部的那套房子转租出去。如果我们不适应东部，还可以回来。因此，我们不必为直接看到草坪对面拉维尔斯坦家的窗子而忧伤。
“作为一个特别的犒赏……”罗莎蒙德举起一本漂亮的彩色旅游杂志——阳光明媚的海滩、树木葱郁的山顶、棕榈树、当地的渔夫。她提议我们去加勒比海度假。我们将在波士顿卸下行李，扔掉包装我们行李的纸箱。然后，我们将取道圣胡安，飞往圣马丁岛。在那里，我们将悠闲地漂游，在温暖的大海里放飞梦想，给我们的生命电池重新充电。
“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些诱人的旅游宣传册的，罗莎蒙德？圣马丁岛，是吗？德金夫妇去的不也是这儿吗？”
“别介意。他们可是好朋友。你需要什么，他们会一清二楚。”
“西印度群岛会把这层层压力一扫而光，我立刻就能恢复，变得身强力壮，完全可以去写拉维尔斯坦的回忆录了。”
“我建议的是度假，不是工作。”罗莎蒙德说，“我猜你去过加勒比海。”
“是的。”
“你不喜欢那儿？”
“那儿是一个巨大的热带贫民窟……不过，我基本上每次都是经过波多黎各去的。那儿的大赌场比比皆是，大片的环礁湖臭气扑鼻，又黑又浑——当地民众一副靠救济的样子，怏怏不乐。后来，欧洲人乘着包机去了。他们带回去一种感觉，认为如此乱象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卡斯特罗应该得到独立而又明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荷兰人的支持。”
但罗莎蒙德最终还是执意要去。不过，我发现，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尽管坚持己见，但总是把我的兴趣放在第一位。德金夫妇给我们推荐了一套海边小公寓。行李都被托运过去——夏天用的所有衣服、身份证件、泳衣、防晒霜、凉鞋、驱虫剂。不管怎么说，沿着海边，圣胡安看上去还是挺迷人的。为了打发航班之间的等候时间，我们跑到大饭店的酒吧里。我们坐在里面，边上是一个在拼命喝酒的美国人。他对我们说，他妻子得了一种怪病，一病不起。这个人说，他在达拉斯有一家公司，他妻子则在一流的、大型的圣胡安医院就医，他在两地间来回奔波。她有好几周都不能说话了，大概也听不见——谁晓得呢？她已失去意识，双眼紧闭，也许就是睁不开了。“她毫无反应。我跟她说话，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他妈的傻子。”
我们的巴士来了，我们撇下他离开酒吧。他看上去很像是红红的砂岩绝壁，一头白发直直地悬垂在绝壁上。见他如此痛苦，罗莎蒙德不忍心撇下他——她就是这样善良。我们向那个人道别，可他没有理睬我们。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降落在圣马丁岛，通过了入境检查飞机棚，那是一个巨大的活动圆拱屋，由波纹状的绿色铁皮搭建而成——热带地区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像是一种临时应付。在一个办公柜台前，我们顶着热烘烘的灯光，排队付费，等着给护照盖章。然后，我们坐上出租车，来到岛上的法属地区。我们的女房东一脸不悦，因为我们让她等到了三更半夜。我们刚上床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火冒三丈的男人。他冲着门又是踢，又是捶，大声嚷着要杀了她。我说：“要是门上的安全链被撞开了，那真是要出人命了。”但是，警察开着车顶上闪着警灯的警车，过来把他给带走了。
“你有什么感想？”罗莎蒙德问我。
我记得我说，就那儿的气候而言，这或许是正常的。好极了，就是变化无常。
我不愿意被旅游景点迷住。这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过去很喜欢旅游，可现在躺到**，我闻了闻亚麻布的味道，于是闻出这里的床单和枕套有一股洗衣粉味，卫生间下面还有化粪池的臭味。
但是，我们醒来时，热带的早晨晴空万里，蜥蜴在爬行，雄鸡在报晓。海面上，游艇拖着小艇，近在眼前。飞机场上的飞机在起飞、降落。海滨景色宜人，沙滩坚实，宽阔的沙滩边，生长着一排树木和花团锦簇的灌木丛，无数的黄色飞蛾在上面飞来飞去。在房子面向陆地的这一面，有一棵酸橙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房子的后面，是陡峭的山冈。
我们沿着主街一路走到头，去喝早晨的咖啡。小酒店和面包店里的服务员都说法语，说得很蹩脚。我们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位上，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这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或者有什么可干的呢？首先，我们要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然后，我们去游泳。海湾里很少看到海浪。你可以长时间地躺在水面上漂浮，或者躺在沙子里祛湿，还可以沿着海边溜达，检阅袒胸露背的女人——晒或秀她们的**。我猜想，这是返璞归真。但是，那些女人的眼神表明，你要是跟她们说话，她们是不会搭理你的。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卖午餐的店铺都开门了。大约二十来个烤架上烤着猪排、鸡肉和龙虾，这些东西挤在一起，火苗直往上蹿，比正常烧饭做菜所需的火焰还要旺。每个店铺前都站着一个满面笑容的摊主在叫卖。他们举着鲜活的龙虾，抓着龙虾的胡须或尾巴摇来摇去，乐呵呵地吆喝着。要是虾子的哪个部位没被抓紧，胡须或尾巴断了，虾子掉到地上，则会引来一阵笑声。
“我们离开这里吧。”罗莎蒙德说。她抱怨烧烤的烟味熏得她眼睛痛。可让她更受不了的是龙虾遭受折磨。回到新罕布什尔后，她在路上只要看到火蜥蜴，总会将它们捡起来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常说：“你把它们放到那儿，它们也许还不想待在那儿呢。”是我不对，不该取笑她善心泛滥。对各方人员来说，心慈手软这个问题都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心肠软，会遭到心肠硬的人的数落：“这是生活法则，我们得吃东西。难道甲壳类动物自己就不吃同类动物？”不过，这么说只是托词。你不过是用教科书知识来点缀你的“解释”而已。这些长着甲壳的龙虾，爪子掉了难道还会再生不成？这似乎表明我们为什么要开设科学课程，以此掩盖我们的冷酷；至少让这种冷酷变得名正言顺。波洛尼厄斯[54]在吃饭，不是他在那儿吃，而是被虫吃掉——这是他吃了一辈子饭要付出的代价。
你不能用自己的仁慈卷尺去衡量一切影响。你还没来得及躲开，你那些死去的东西就突然把你给团团围住了。拉维尔斯坦对这种事会怎么说？他会说：“女孩式的厌恶。”意思大概是说：“她是个心慈之人，问题都必须亲手解决。对于这种事，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要深思熟虑。至于红色火蜥蜴，大概可以放进意大利面条酱里……”
在圣马丁岛上，我们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位于海湾的下端——东边。我们楼下住的是一家从法国北部来的游客，他们把花园给占用了。他们是一大家子，而我们也不特别需要花园。我们感兴趣的是海滩——就隔着一堵矮墙，离海水大约只有三十英尺。一艘底部是玻璃的船按照既定的日程计划，载着游客到北面的珊瑚礁去游览。
我很感激这个海湾，它把我们给围在了一起；我也很感谢这些边界，我们的四周围着这些边界线，让我很喜欢。我来这里不是和大海搏斗的，而是来游泳的，静静地漂游；是来向拉维尔斯坦**心声的。罗莎蒙德时常拽着或拉着我到齐肩深的水里，抱着我在水里游来**去。她不是一个很健壮的年轻女子——她也不必要那么壮。海水似乎比湖水或塘水的浮力更大，你不用费力就能漂浮起来。罗莎蒙德身材苗条，但不是骨瘦如柴，形销骨立。她一头棕色头发一直披到肩上，犹如取之不尽的财富。她的眼睛长长的，是蓝色，不是棕色，不是你期待的她深色头发的那种颜色。她一边推着我的身体在水里漂游，一边唱着亨德尔的清唱剧《所罗门》里的音乐，几个月前我们在布达佩斯听过这些音乐。“长生不老，”她唱道，“开心——开心的所罗门。”这是一首合唱曲，她独唱着，下面的海水**漾着，与她一唱一和。躺在她的前臂上，我看见千百只淡黄色的飞蛾在慢悠悠地飞旋。现在一定是它们的繁殖期。主要街道上弥漫着烧烤散发的烟雾。兜售烧烤的摊主们，恶魔之子，被太阳晒得眼睛都睁不开，可依旧乐呵呵地拎着鲜活龙虾的胡须把它们摇来摇去，招揽游客。
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惦记这个热带天堂。相反，就在罗莎蒙德用动听的歌喉唱着“长命百岁”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坟墓里的拉维尔斯坦，想起他所有的天赋，他无限快乐的性格，还有他的智慧，可这一切现在全都随他而去了。我认为，拉维尔斯坦指示我为他作传，不是希望我写一些富有个性的东西就满足了——自然是我的个性，我的意思是。
罗莎蒙德和我交换了位置，改由我托着她在水中漂浮。海面上泛起的涟漪，将脚下的沙子拢成了沙脊，口腔里的硬腭也隆了起来。“我们回家途中要不要在福尔热龙停一下，为今晚订个餐位？那儿距离海边大约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罗克茜·德金写了一张便条，要我们交给贝迪耶先生，他是这家餐馆的老板。罗莎蒙德已经为我们俩订好了位子。餐馆方面的事情，你尽管相信德金夫妇好了。拉维尔斯坦在世的最后几年间，他们多次去看望他。我们经常在希腊街或是库尔班斯基的餐馆俱乐部一起就餐。
德金夫妇待人体贴周到。他们只请我们帮过一次忙，作为回报。德金，一名律师，曾经带着好几卷厚厚的卷宗到圣马丁岛来。有个案件他不久就要审理，可他却忘了复印与之相关的好几份材料。他特地请我们帮忙，查找一下这些材料，然后用邮件发给他。罗莎蒙德提醒我好几次，不要忘了这些装订好的卷宗。女房东派用人把它们送到楼上我们的小套间。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凉爽的海滩走到福尔热龙。罗莎蒙德把鞋子和凉鞋都放进一个手提袋里。我们穿上鞋子，走进面向海边的那扇大门。涓涓的细水欢天喜地地流入花园——葡萄藤、灌木丛和鲜花。贝迪耶夫人在厨房里忙碌着，没有注意到我们。贝迪耶先生看着罗克茜熟悉而亲切的便条，并没有露出浓厚的兴趣。他秃顶，身材高大，身强力壮，身子骨里透着一股暴力倾向。他传达的信息，要是能用文字表达的话，便是：“我已做好准备，满足客人（顾客）可能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我压力太大，随时都会暴跳如雷。”他是唯一的侍者，店里坐满了客人，他却没有一个帮手。而所有顾客的饭菜都是他妻子一个人在做。可是，游客们应该明白，他们和这对夫妻不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
我在进行这番简单的描述时，时常感觉到拉维尔斯坦对我的影响。也许还得承认，我在日常事务中还时常可见他的音容笑貌。这是他的性格魅力使然，也是因为他的生活比我的更具内涵，我离不开他的组织经验——他或许也想坚持下去。从他的角度讲，他也离不开我。而且，许多人都想摆脱死去的人。恰好相反，我却想方设法紧紧地抓住他们不放。我固执地预感到——现在应该是一清二楚了——他们并没有永远离开。拉维尔斯坦才不会理会这些幼稚的想法呢。好吧，或许是幼稚吧。不过，我不是在辩论，我只是在如实报告而已。我知道，承认这种幻觉，等于说精神上不再令人可敬。你看到了，即便我也得服从大众的观点。但是，拉维尔斯坦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或许可以为此作些简单的解释。他死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把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然而，拉维尔斯坦总是以种种怪诞的方式出现在面前。从他继续存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哪儿，拐弯抹角地走进我的生活，我不会假装说没有此事。这不用采取方式，讨论什么来生。我不想为此事争论。从理智上讲，这个消息缺乏可信性，但我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就对此事熟视无睹。
好了——福尔热龙餐馆的贝迪耶先生今晚推荐吃什么？冷菜红鲷鱼，浇上蛋黄酱。罗莎蒙德还点了另外一条鱼。两种鱼烧得都不大好吃。室温下的鲷鱼又湿又黏，而蛋黄酱犹如氧化锌软膏。
“怎么样？”罗莎蒙德问。
“没烧透。”
她尝了尝，也觉得鱼没烧熟，中间部分还是生的。
“跟老板说，你可以用法语跟他讲。”
“他的英语更好一点儿。没人喜欢那种云里雾里的谈话，一头雾水。他干吗要用法语跟我聊呢？他认为我可以选一门伯利兹[55]开设的课程。”
我吃不完红鲷鱼。晚餐拖了很长时间。
罗莎蒙德说：“这是个糟糕的夜晚——在这么美丽的地方，他们做的饭菜居然这么难吃。”
温暖、平静的热带海面上，明月当空。在这种环境中，你不能提供这么难吃的晚餐。从公寓走过去不到十分钟就有一家餐馆，那里本该是一个新娘的梦乡——不用购物、削皮、做饭、上菜、洗碗或处理垃圾。
直到午夜时分，空中交通才安静下来。我很快获悉，有许许多多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当地的机场——表明有一大批美国人、墨西哥人、委内瑞拉人、洪都拉斯人，甚至意大利和法国运动员，他们个个腰缠万贯，会驾驶飞机——这些人喜欢现实里处处都能随心所愿。他们希望刚想到一个地方，几个小时后就能够到达那儿。十六世纪时，西班牙的海上旅行有时要持续几个月时间，而如今，你白天在委内瑞拉打高尔夫球，晚上就可以在尤卡坦享用晚餐，第二天早上又能回到帕萨迪纳市，及时赶上观赏“柑橘杯”橄榄球比赛。
开始时你心里还在想，这些腰缠万贯的富翁驾驶着飞机飞来飞去，拟定航程，计算油耗——可很快你就不得不承认，长时间飞行使你感到非常累，你会疲惫不堪。
实际上，福尔热龙餐馆的贝迪耶让我染上了疾病。
我抱怨累，全身没力气，罗莎蒙德对我说，是连续疲劳，再加上焦虑和悲痛造成的。拉维尔斯坦是因为自己肆无忌惮的性习惯送的命。可怜的拉维尔斯坦。罗莎蒙德同我一样，还在为他悲伤。她对你的抱怨并不是充耳不闻——而是全神贯注，而且不急不躁。她说，假期刚开始，通常都有这种难以承受的沉重感。她深情地抚摸着我的面颊，对我说，我得补觉。
我补了觉，可感觉还是不见起色。鱼身上携带的毒素是抗高温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一点，即便多烧或多烤一会儿鱼肉，也无法杀死毒素。后来到了波士顿，有人对我解释说，雪卡毒素[56]很快就能被身体排泄出去，可它对你的神经系统已经产生了致命的伤害。这些伤害跟拉维尔斯坦得的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症状非常相似。开始时的症状是突然厌食，甚至连看一眼食物都恶心。所有食物的味道我都讨厌。晚餐我只能吃些牛奶冲泡的脆玉米片。我不停地对罗莎蒙德讲，这对我反而有好处，身上的赘肉没了。我说，就跟每个美国人一样，我吃得太多了。
楼下寓所里的那一家法国游客来自法国的鲁昂，是来这里休闲放松的，准备在这个热带岛上释放一下压力。他们在平静的大海里游泳，罗莎蒙德和我也是。我们在海滩上一边晾干身体，一边开心地聊着天。可厨房里飘来的气味实在叫人受不了。我对罗莎蒙德说：“他们在烧什么狗屎东西呀？”
“有那么难闻吗？”罗莎蒙德问。
接着，我对她讲法国烹饪已经大不如以前：“过去随便到哪家小餐馆都能尝到美味的菜肴。或许是旅游业弄坏了烹饪的标准；或者说，是不是农民阶层的消失，可能导致法国烹饪正走向败落？”
“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快乐之一，奇克，就是你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极其丰富的想法。可是你似乎完全丧失了食欲。我觉得你是太疲惫了——疲惫过度、劳累过度——这个宁静的地方，对你来说太过宁静。你真的是过于疲倦。”对我反应的力度和强度，她明显有些担心。
“我们得逃离这个令人恶心的、臭烘烘的食物味道。”
“那我们出去吧。”
“好的，我们走。你需要吃饭了，罗莎蒙德——你应该好好吃一顿。我没胃口，可我想要你吃点儿东西。”
在那个岛上，我晚上一直睡不着——心脏跳动不正常。心脏病学家施莱医生给我开的奎宁药，我已经增加了服用的剂量。我就着几杯奎宁水把药片给吞了下去。我头脑相当清楚，可埋怨脚板底发麻。“有一种震颤穿过双脚，很不舒服。”我说。
“或许是你坐姿不对，试试看站着工作。也可能是你服用奎宁过量。”罗莎蒙德说。
“施莱医生说，我心律不齐——纤维性颤动——服多少剂量都可以。仁慈的上帝啊！如今每个人说起话来都像医生。”
我们俩在海边散步，逃避大街上鸡肉、龙虾摊铺发出的臭味。走到福尔热龙时，老板懒洋洋地躺在外面，假装在看大海，我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搭理。“远离法国五千英里，他解放了，不用再彬彬有礼了。”我说。
“我们已经不在那儿吃饭了……”
“跟它没关系了。人们教他礼貌，可他就是一头猪，礼貌对他不起作用。可怕的人随处可见。真是劣材难成器。”
我不知道我的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只知道自己会一阵阵地发火，或是莫名其妙地觉得不正常，有点儿精神错乱。我意识到自己老爱重复说过的话，察觉到罗莎蒙德忧心忡忡。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她在责备自己不该带我来这儿。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大概值得描述一番。我常对罗莎蒙德说，衰老导致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时间在加速。日子一天天地一晃而过，“就像特快列车驶过地铁站一样。”我经常跟罗莎蒙德提起《伊万·伊里奇之死》，来阐述这种情况。小时候，日子过得很慢，可老了，时光飞驰，正如约伯说的，“比织布工的梭子还要快”。伊万·伊里奇还提到，将一块石子扔向空中，慢慢升起。“落回地面时，它则会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加速降落。”你受到地心引力的控制，整个宇宙都参与到加速你走近末日的进程。我们要是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熟知的、美好的孩提时代，那该多好啊。可我觉得我们又太熟悉我们人生经历的数据了。这些数据是以格式塔[57]的形式在我们身边涌现出来的——也就是越来越抽象的形式——我们认识这些数据的方式，就是将人生一个个经历迅速转变成一部危险的、杂乱无章的快进喜剧。我们需要迅速处理，以消除迷惑儿童、推迟或延缓儿童期的种种细节。艺术可以将我们从这种杂乱无序的加速中拯救出来。比如诗歌的格律、音乐的节奏、绘画的线条和色彩。但是，我们正在加速入土，闯入我们的坟墓，我们的确是感受到了这一点。“要是这些只是说说而已也就算了，”我对罗莎蒙德说，“可我天天都能感受到。无效的思考，本身就会吞噬剩余的生命……”
可怜的罗莎蒙德，她不得不一晚接着一晚地在晚餐桌上听着这些唠叨——这次加勒比海度假原本是个浪漫的假日，相当于补过一次蜜月。
“你和拉维尔斯坦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嗯……是的，讨论过。”
“他是这么对你说的？”
“他说伊万·伊里奇选择了一个‘习俗婚姻’，还说他和妻子要是相亲相爱的话，情况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
“可怜的人真是你恨我，我恨你。”罗莎蒙德说，“阅读这部小说，就像穿越一大堆碎玻璃，真是一种折磨。”她非常聪明，罗莎蒙德。我们不仅能够相互交谈，还能期待相互理解。
现在，我们开始查找朋友德金交代我们的那几本卷宗，我们俩一起翻阅他要我们为他复印的那几页内容。这只是点杂活儿，真的，罗莎蒙德把大部分活儿都给做了。这里没有复印机复印这个规格纸张的卷宗。我大声朗读那些选段，罗莎蒙德把它们全部输进她的文字处理器。开始时我对这个材料并没有什么兴趣，可很快就被吸引了，吸引我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德金客户提起的版权诉讼。该书是以一份日记为素材写成的，写日记的是一名美国医生。他获得国家机构什么的提供的一笔研究经费，在新几内亚热带雨林从事一项数年的研究，操着混杂语言或是岛上的方言。他的报告写得非常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时甚至令人终生难忘。他描写一处悬崖边，上面开满了璀璨夺目的鲜花，他将其描绘为“深红色的兰花瀑布”。文中有不少段落用词华丽，但你能感觉出，他这是在对姹紫嫣红的大自然进行回应。他怀抱坚定的科学目的，整篇文章都很重要——将人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首先从自己研究的部落生活饮食缺乏蛋白质开始写起。他说，在原始时代的战争中，那儿的土著人是不愿白白浪费敌人的身体的。
我的主要兴趣不在这种科学推测。我说过好几次，我的特长是在日常生活里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这一点，拉维尔斯坦也指出过多次，不是本体，也不是“事物本身”——我把这一切全都留给世上的康德们去研究。深红色的兰花溪水在丛林中一路向下流淌数百英尺，林中的那些黑乎乎的无头尸体便是不寻常现象，难道不是吗？那些男人都是刚刚被杀害、斩首的，头颅就在边上。记载这一切的研究人员说，这些头颅都是用来购买老婆的货币。所以，猎杀者专门猎头。但是，把这个美国研究者吸引到溪水边埋伏的，不是那些战斗的战士，而是烤肉的味道。“这就像是家里厨房的味道——炉子里烤着有益健康的腿骨肉，或是一只感恩节火鸡，就是那种开胃的美味。人肉也能激起你唾腺的反应……勇士们主动递给我一些人肉串。被残杀者身子被翻过来，肚子朝下。地上洒满了殷红的鲜血。胜利者们觉得，我的面部表情异常滑稽可笑。他们说：‘嘿，只是肉而已，同其他肉没任何区别。’”的确，除了开胃香味所需要的内容，作者还记述了其他内容。狩猎者们说，要是他们遭到埋伏，就会被对方给煮了、吃了。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合情合理的；对他们来说则是生活的现实。丛林中的猎物并不是很多，狩猎者经常累得筋疲力尽，亟须吃东西。那个美国人继续思索列宁格勒遭纳粹包围的日子，也谈起日本士兵在菲律宾丛林中被切断退路时吃他们死去战友的尸体，还提到了南美田径运动员在安第斯山脉坠机身亡。当然，我们自己的虚无主义者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人吃人也完全合情合理。“可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位美国研究人员写道，“人的尸体在这个开满鲜花的天堂里，还流着鲜血，大腿就被割下来烧烤，散发出诱人的味道。对我来说，这比看着战士们提着人头还难以忍受。他们抓着灰蒙蒙的头发，摇着那些人头去提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