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蒙德现在发现我真是病了——尽管我还矢口否认，穿过路边烧烤升起的烟火，走了好几英里去找感恩节火鸡，可我们一只也没有找到。当地那些母鸡瘦骨嶙峋，似乎只长绒毛，不长羽毛。在商店的冰柜底部，她发现几包硬邦邦的鸡腿和鸡翅。她说，它们化冻后看上去更糟。在这个盛产山药和椰子的岛上，没有可吃的绿色蔬菜。她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做出了鸡汤。出于感激，我拿自己开个玩笑，说吃不下去——想起我小时候看见一位移民母亲大声哭喊说：“我的乔伊不能吃蛋卷冰激凌。他转过头不看它。他要是不舔一口的话，他就得丧命呀！”
或许是因为我觉得热带地区是个死亡威胁，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都本能地从乐观角度去想。我在不停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儿的土壤非常疏松，不像北方的那么坚硬。要把一个人埋在这种腐烂的珊瑚土里，一定很不容易。我可不想和罗莎蒙德谈论这个令人抓狂的问题。罗莎蒙德在责备自己不该劝我来欢度这个愉快的假日——但我知道，我相信她这么做是对的。我感到很奇怪，但我告诉自己，这种浑身不适，自打我从北方来的时候就有了——一种不安或紊乱，犹如某种十分抽象的痛苦。多年前，我发现自己被困在波多黎各很长时间，感觉很不舒服，就跟眼下在这个热带环境里的感觉一样——犹如环礁湖里升起的滞留盐水和大海里腐烂物发出的气味——丛林植物和腐烂动物发出的奇怪臭味。波多黎各的猫鼬跟其他地方的狗一样，随处可见。你想不到，这么大的动物居然就生活在大路边、乡村的后街上。
夜晚，镇上传来一阵阵当地部落演奏的音乐声。公鸡报晓，叫得你睡不安宁。不过，我的睡眠本来就不多，能够吃的也只是一些玉米片而已。我抱怨自来水水质不好，罗莎蒙德现在十分担心我，就经常跑到店里购买沉甸甸的瓶装水拎回来。
很显然，我病了，但我又不能让人说我生病。我感觉现在思维都有些不正常。渐渐地，这些思想清晰起来，我发现我是在焦心劳思进化的问题。当然，我是相信进化论的——证据千千万，有谁还会拒绝接受呢？现在不甚明了的是，进化是通过随机变化发生的，大批真正信仰科学的人都深信如此。“一切都会发生，只要时间充足，几十亿年的时间足以让你面对所有的过错和绝境。”遗传学家沃森已经制定了这一规则。但是，正如我告诉罗莎蒙德的那样——同时我也是在同沃森争辩——如果你想到精细的人体资源，成千上万的资源，非常精细，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那么沃森谈论的便是粗糙的木匠活——男孩子的木工坊或是手工训练，而不是精细的木工活。
回想前面的日子，我很对不起罗莎蒙德——为她感到难过，她那时明知我病了。她设法在小厨房里做一些滋补品，做一些我之前常爱吃的饭菜。但是，市场上卖的肉都太恶心。她做的汤，我一口也喝不下。楼下的那家法国人一直在烧那狗屎晚饭，我一闻到那味道就恼火。
“那些心地善良、作风正派、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怎么能自己烧锅做出——而且还吃！——这种乱七八糟的狗屎东西！”
罗莎蒙德说：“我要是去叫他们把窗子关起来，他们会不开心的。可你不觉得你该去看医生吗？在这条路的南面有一个法国医生。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过他的招牌了。”
我吃不下晚餐，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就坐在门廊里喝杯酒。罗莎蒙德拿出带馅的橄榄，我吃了一点儿。我喜欢吃凤尾鱼馅的橄榄，西班牙式的那种，可这里只有甜椒馅的。我发现，观看加勒比夜晚的天空，无法不想起上帝。想起上帝时，又不能不想起那些升入天空的死去的亲朋好友。随后，你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最后做出如实的、能够忍受的评价——反思一生的行为、感情、爱好。在这一点上我做得一点儿也不好。
我感谢罗莎蒙德，她想尽一切可能从科学上弄清事实。因此，第二天我便去看医生。美国人不大相信外国药品。他们常以为，法国医生只会对你说，你肝脏有问题，不能多喝酒。路南面的那个医生只字未提喝酒的事情。不过，他告诉我，我得了登革热。好了，还不算太糟。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由蚊子传染的，吃点奎宁就可以了。于是，我把当地产的奎宁加到葡萄糖酸奎尼丁里一起服用。葡萄糖酸奎尼丁是美国医生——施莱，就是责备拉维尔斯坦一出重症监护室就抽烟的那个医生——给我开的处方药，防止心动过速。
罗莎蒙德又跑了一趟药店——来回可是有三英里路呢，而且是顶着烈日，无遮无挡的。她对法国医生的诊断似乎将信将疑。不过，不管登革热有多严重，还是可以治的。
那个做晚餐的臭味快要把我逼疯的邻居，主动跑上楼来帮忙。他们说，他们随时可以开车送我去四十公里开外的M镇医院。一路上，风光旖旎，但我清楚地意识到，车堵得厉害，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农用车和呱呱车（巴士）。
法国医生态度温和，就像我们说的，诊断时“轻描淡写”，不喜欢危言耸听。因此，我决定承认患上登革热这个事实，没有大惊小怪，并服用他开的奎宁合剂。罗莎蒙德和我一起阅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共同回顾拉维尔斯坦说的格言：没有伟大的政治，**就无法展现。安东尼说“我要死了，埃及，就要死了”，克莉奥佩特拉把小毒蛇放到她的胸口上。读到这里时，罗莎蒙德不禁潸然落泪。随后，我们上床睡觉，但是睡得时间不长。
在洗手间里，我晕倒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我是在黑暗中一路摸着走出洗手间，却突然摔倒了。罗莎蒙德抱不动我，也无力把我滚到**。她跑到楼下叫醒女房东，女房东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她俩告诉我救护车在路上了，我对她们说我绝不同意去医院。那种鬼地方我已经见够了。殖民地的药，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让人不放心。
罗莎蒙德说：“你必须去。”但是，看到我态度异常坚决时，她又跑到楼下女房东家，打电话请医生上门来。医生就在路的南面，过来只需五分钟。医生被叫醒后一点儿也没生气。他打开手电筒，查看我的喉咙和眼睛。两个身材魁梧的护理员抬着一副折起的担架，把门厅堵得严严实实。穿工作服的黑人已经开始把担架放到地板上打开，不想我突然说：“我哪儿也不去。”
罗莎蒙德询问医生的意见。医生说：“好吧，他要是坚决不肯去，那就不去吧，这也不是绝对的。”他让救护车开走了。对两个护理员来说，去不去都没多大区别，于是他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只剩救护车的发动机在怒吼。
我们想法儿度过了当晚剩下的时间。天亮后，我连提都没提早饭，只是坐在外面望着前面黑乎乎的礁石——大气和海水一如既往地运行。这个季节的景观之一，是大片、大片的淡颜色飞蛾，就是淡黄色的那一种，个头不大，花纹也不漂亮，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飞向大海，一会儿又飞回到植被茂盛的陆地。
罗莎蒙德在楼下借用女房东家的电话，这个电话之前从未给我们用过。女房东不愿帮我们接电话传递消息，也不许房客打电话。可我现在病了，再说她也不想让我死在她家的房子里。我想，罗莎蒙德一定也很清楚这个事实。异常奇怪的是，我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太阳还没升起，光线只够辨别**和固体——大海——外表单调，内里空虚，表里如一。罗莎蒙德一向随和温顺，优雅端庄，谦恭虚己，彬彬有礼。可女房东脾气那么坏，航空公司电话接线员又是满口官腔，冷酷无情，与他们打交道，她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则展现出（毫无疑问）一种内在的坚强和意志力。她从楼梯爬上来时，微笑着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回去。现在是感恩节，飞出圣胡安的机票很多，飞回圣胡安的却一票难求。不过，我说乘客有一个急诊病人。他们说会准备好轮椅恭候在那儿。”
轮椅！我压根儿也没想到我的病居然严重到了这种地步。结果表明，罗莎蒙德虽然经验不足，却比别人都清楚实际情况。我从未预想到病情这么危急。
一大清早能指望叫到出租车吗？没问题。首先是因为女房东，那位满脑子生意经、容貌标致可不开笑脸的加勒比中年黑人，昨天晚上就留心了救护车和医生。也可能她和那个年轻的法国医生简单地交流过了。那个医生做事谨慎，但不够真诚。不过，她不需要他的警告；只要瞧一眼站在外面楼梯上的我，我那张满目皱纹、满是晦气、灰暗的脸就全清楚了。
一直担惊受怕的罗莎蒙德，现在非常高兴，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她的脸色不再暗淡无光，因为现在要飞回波士顿，那儿可是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她似乎已经得到这个信息：待在岛上，必死无疑。她问我：“我们把什么书、什么论文给丢掉？”这个问题很好办。“重的全部丢掉，尤其是勃朗宁的《诗集》。”我以前一直讨厌勃朗宁，现在把他与烹饪和法国邻居归为一类。
我不愿扔掉的是我朋友德金的那本杂志——写食人族的那一期。我念念不忘烤人肉、食人者、被割下的人头。头颅面朝上，躺在长满兰花的悬崖边上，四周的草地上溅满了鲜血。吃人肉这一景象对我的意识——我毫不讳言——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因为病了，所以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我本来是不会为了任何原因而丢下这些文章的。我可以用生病作为借口。可在飞行途中，那些文章不见了。
容貌标致、表情严肃的女房东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她的反应说明了一切。终于把我们给打发走了，她别提有多开心、多自豪。让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死吧——坐出租车或是乘飞机。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给我们送行；法国邻居也来了。前一天晚上，他们一定是被拉着警笛、闪着红灯的救护车给吵醒了。他们满怀善意和遗憾祝我们一切安好，挥手同我们告别。毕竟大家都是体面之人。女房东来告别，意味着“滚吧”。换成她，我也会这么想。凌晨五点钟，她站在灯光下向我们挥手告别——完全摆脱我们了！
谈起我们被搅乱的假期，罗莎蒙德说：“真是一场噩梦！”在疾驶的“咣当咣当”响的出租车里，她如释重负，向这个岛屿告别。她至少是摆脱了那个戴防护面罩的摩托车手，这家伙每周都要占领大街一两次。他一身皮衣，头戴巴克·罗杰斯牌头盔，全副武装；他露着大牙齿，紧咬牙关。他在街上横冲直撞，却不见警察的影子。见他飞奔过来，行人四处躲闪。摩托车发着轰鸣声，来回飞奔，扬起阵阵灰尘，迟早会撞死行人。“镇上的疯子。”罗莎蒙德这样称他。“我再也不用担心来回药店路上碰上他了。”她说。
机场面积达好几千平方英尺。在金属材料建成的绿色机场大棚里，罗莎蒙德帮我这个病人坐进等候在那儿的轮椅里。我坐在里面，感到心余力拙，只好在大腿上签旅行支票，支付出境费。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坐轮椅。我对罗莎蒙德说，我自己能走，并表演给她看，爬了许多级台阶走进飞机。到了圣胡安，我走下飞机，非常感激，又坐进了第二张等候在那儿的轮椅。大多数行李都堆在我双脚周围，放在我膝盖上。可接下来要检查护照，我必须得站起来。最糟糕的要数海关检查。罗莎蒙德只得把大箱子和装衣服的旅行塑胶袋从行李传送带上拎下来，放到检查台上检查——全部打开，回答问题，然后重新锁上，用力拖下来，重新装到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她没有男人那种提重的力气和必要的肌肉。在这里，我发现自己永远不再是个身强力壮的旅客了。罗莎蒙德对检查人员说我身体不好，可他们听了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飞机上一半座位都是空的。乘务员说我也许想把身子伸开来，于是领我到后排的位子上，把一排座位上的扶手全部收起来。我要了一杯水，紧接着又要了一杯。我从来没有这么口渴过。乘务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上也得过登革热，他有许多经验之谈。他主动要给我送来氧气机。罗莎蒙德催我戴上吸氧面罩，可我只是要水喝。
与此同时，罗莎蒙德在设法电话联系我在波士顿的医生。他们中有两个医生——“初诊”医生和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在打高尔夫球，联系不上；“初诊”医生到新罕布什尔参加家庭晚宴去了。
我想起飞行途中又一次谈起了格利莱斯库的年轻朋友，他在一个男厕所的隔间里被人杀了。
“你跟我讲过他了。”
“什么时候讲的？”
“不久前。”
“我似乎无法把他从我脑子里赶出去。我不会再提他了。但我想，不知为何，我居然把他和拉维尔斯坦给联系到了一起。知道吗，我不喜欢格利莱斯库这个人，不过发现这家伙也确实是妙趣横生。拉维尔斯坦也觉得，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我也有这个特点。说他有趣，是没有追究他。可他是有嫌疑的——有人认为他和杀人犯沆瀣一气。我似乎就是无法牢记那些吊死在肉钩上的人。”
罗莎蒙德想方设法集中注意力。她鼓励我说话。她在担心我的病。
“他是在上厕所——解大便时被打死的，凶手是贴身开的枪。拉维尔斯坦认为，这是我犯的一个典型的错误……”
“他是说格利莱斯库和杀人犯勾结在一起？”
“千真万确。他说，我应该知道得更多。”
“可这桩谋杀是发生在拉维尔斯坦去世之后呀。”
“但他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格利莱斯库，这个书呆子，一个著名的学者，终究是个纳粹分子。”
我反反复复地谈论格利莱斯库，罗莎蒙德试图把我从这个话题中引开。她说：“你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过去常引用我的话跟我说。”他翻出我之前说过的一句关于现代幻灭的话。在现代思想的废墟中，世界依然在那儿等待我们去探索。他是这样说的，一张抽象的灰网掩盖了整个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变得简单一些，用符合我们文化目的的方法解读世界，这张抽象的灰网编织出来的便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我们需要不同的观点，各种各样的看法——他是指摆脱思想控制的观点。他将其视之为措辞问题：“价值”“生活方式”“相对论”。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要清楚——我们人的深层次需求，无论怎样，都是这些措辞难以表达的。我们无法爬出可能是表现这种需求的“思想”和“文化”陷阱。措辞用对了，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更大的帮助，是领会现实的本领——一种用你充满爱意的面颊面对它、用双手紧紧地贴着它的冲动。
“可后来，拉维尔斯坦从左外场，我的意思或许是从右外场，敦促每个人都去读塞利纳的作品。好吧，想方设法去读。塞利纳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人，也是一个疯子，很疯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表了《屠杀琐事》。在这本小册子里，塞利纳大声讨伐、公开抨击占领和掠夺法国的那些犹太人。许多法国人都认为，他们的真正敌人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希特勒——那是一九三七年——要把法兰西从犹太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英国人与犹太人结盟，计划摧毁法兰西。法国已经沦为犹太人的妓院。犹太人妓院——上帝的妓院。德雷福斯案[58]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来。当局收到了千百万封反犹者写来的反对德雷福斯的诬告信。我赞同拉维尔斯坦的观点，塞利纳不要假装自己没有参与过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我也不会用游击手格利莱斯库去交换右外场选手塞利纳——你要是用棒球术语来表达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是多么的愚蠢。”
罗莎蒙德处处迁就我。我从来没有病成这个样子。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感觉不舒服，就是呀。很显然，我身体功能出了毛病。不过，我如此高寿，完全可以说我不是要死了，只是生了个病而已。秘密反动团体有可能认定我死期已到——你的同胞组成的秘密奸党团投票决定，必须要暗杀你。所以研究处决你的计划。这被说成出于政治考虑，可事实上是邪恶的意愿使然。一个古怪的、花花公子式的学者，养成了一些日常习惯，要坐下来解决上厕所这个自然需要——每日必做的事情——然后被旁边隔间里的暗杀者开枪击中，当场毙命。
罗莎蒙德决定从机场直接去医院。
可我坚持要直接回家。一躺到**，我就没事了。当然，我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不知道我发烧的温度有多高，一心要表现出安然无恙的样子。罗莎蒙德让步了，把旅行包和箱子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中。到了目的地，付过小费，怎样把行李拖到楼上去，显然成了问题。司机明知我们有困难，可一拿到钱，立马就开走了。我们有难处，对司机而不是我，这是明摆着的。我爬上楼，钻进了床里。
“离开那个可恶的小岛真开心。”我对罗莎蒙德说，“还是同一天吧？现在大约是十二点了？我们是黎明时分起飞的。‘时针正指向正午’，就像茂丘西奥说的。这是拉维尔斯坦最喜欢的莎士比亚诗句之一。”
睡在自家的被子里，感觉既安全又舒服。我对罗莎蒙德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觉。可现在刚过十二点——还不是睡觉时间。睡一觉就能解决问题，罗莎蒙德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但是，通过某种我看不到的能力，她发现我情况危急。“你要是睡着了，就可能永远也醒不来了。”她后来这样说，同时还在继续努力联系医生。“感恩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是玩乐、打高尔夫的时间。”
罗莎蒙德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她打坐沉思，上瑜伽课。她的脚指尖可以伸到太阳穴的位置。但是，将那些行李从圣马丁岛拖回来，可把她给累坏了。她不知用什么法子，居然把行李顺着楼梯拖进了三楼的公寓。你也许想不到，她竟然还有这身力气。
这比求助医院容易多了，她说。她打了那么多电话，没一个有人接。遇到假日，医生们不上班，住院实习医生应该代替他们上班。“好了，这不像你想的那么紧急。”我说，“你可以明天再找医生谈嘛。”但是，罗莎蒙德很清楚，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要是还待在圣马丁岛，今天早上就可能已经死了。如果我没有赶上从波多黎各飞来的中转飞机，我就可能死在了圣胡安。假如依我自己，在自己的**睡上一夜好觉，那我便会一睡不起。罗莎蒙德说，没有氧气，我活不过今晚。
太阳落山了，乌鸦像汽车喇叭一样在尖叫。在这里，它们变成了城市的飞鸟。有位法国诗人称它们是美味的乌鸦[59]——可是，是哪位诗人？我怀疑，即便是拉维尔斯坦，也可能不知道。我的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但我确信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可以救我。
但是，罗莎蒙德打电话给住在纽约上城的父亲。“想想看您能联系上哪一位最有影响的人。”她问父亲，“请他帮帮忙。”
在我的通讯录中，罗莎蒙德幸运地发现了斯塔林医生家的电话号码，是这个医生带我们到波士顿来的。她把所发生的情况告诉斯塔林，他回答说：“不消十分钟，你会接到安德拉斯医生的电话。他是医院院长。你电话不要占线。”安德拉斯医生已是耄耋之年。他很快就来了电话，询问罗莎蒙德，我有哪些症状。接着，他又说派一辆救护车过来接我去医院。罗莎蒙德告诉他，在加勒比海的时候，我就不肯乘救护车。年迈的院长问是否可以直接和我谈？可以的，没问题。我对他说我待在这儿挺舒服的，就躺在自己的**。不过，为了让妻子开心，我可以答应让医生检查。但是，我不愿意让担架抬着出去。经过一番傻乎乎的讨价还价，我同意以一名乘客的身份坐救护车过去。
“可以！”安德拉斯医生说，“我们需要你马上就过来。”
于是，我坐到驾驶员边上，救护车闪着旋转的警示灯，警报器嘶哑地哭泣着，一路将我送进急诊室。进去后，一张轮床将我推进一个角落，有几个医生给我做检查。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星星点点地知道一些。我只记得自己立马被戴上了氧气罩。随后耽误了好一会儿，因为有的医生说我应该立即进入心脏重症监护室，而其他医生则认为我的呼吸有问题。护士把氧气罩套到我脸上时，我不停地挥手推开。罗莎蒙德守在一旁照顾我。她说：“你必须要戴氧气罩，奇克。我不想让他们把你双手捆起来。”
“可我喘不过来气呀。”我说。
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一位负责医生没有穿白大褂，只是穿了一件衬衫。面色红润的他，话不少，却很专业，他在漫不经心地描述我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男男女女纷纷出现，露面，现身。这位健谈的医生好像是在谈一些技术问题，与我的病情毫不相干。但是，我完全误解了这一切。我被送进了心脏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就在当天晚上，我出现了心脏衰竭。可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被推进了肺部重症监护室。罗莎蒙德告诉我，用医学术语讲，我得了肺炎，双肺全白了。一台机器在帮我呼吸——管子插进喉咙里，又从鼻孔里伸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没意识到罗莎蒙德就睡在旁边的一把躺椅里。有些病人的亲戚在重症监护室里安营扎寨，照顾病情严重的儿子或姊妹，罗莎蒙德经常和他们一起在病房里过夜。在最初的十天里，罗莎蒙德一直没回家。餐盘里能找到什么残羹剩饭，她就吃什么。她不肯去自助餐厅，生怕去那儿吃饭时我离开了人世。护士们对此很理解，所以开始为她提供食品。
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的。我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和死神搏斗。在那几周里，医生给我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这种药有一个效果，就是能暂停一切心理活动。我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我没有细想。全部的表象（外部世界）都消失了。我已故的两个兄弟一度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穿着常穿的衬衫、领带、鞋子以及裁缝给他们做的西装。我的父亲站在后面的背景里，他没有走上前来。两个兄弟表示，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感到心满意足。我没有大声喊我的父亲。他了解这是规矩。我也不知道问问题有啥用。我感觉自己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就快到他们那儿了，所以不是很着急、很好奇。我需要了解信息，可答案得要等。后来，两个兄弟退回去了，或者说被退出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将死之人。我满脑子是幻想、错觉、荒诞不经的因果关系。据说，安眠药会消除记忆。可我的记忆力一向都很顽强。我能记得，自己的身子不时地被翻来翻去。牢记自己职责的护士或护理员，在敲打我的后背，命令我咳嗽。
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医院重症监护室，探望住院的拉维尔斯坦和其他亲朋好友。我虽然是个健康之人，可有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个愚蠢的念头，心想或许有一天我也可能会被绑在那儿，身上插着那些救命的机器。
可现在，那个濒临死亡的人变成了我。我的肺功能已经衰竭，一台机器在帮助我呼吸。我已不省人事，同死人一样，对死亡也是一无所知。但我的大脑（我猜这是脑袋吧）充满了幻象、幻想、幻觉。这些都不是睡梦，也不是噩梦。要是噩梦的话，还有逃生口可以逃呢……
我能回想出来的，大多是自己四处游**的情景和煎熬难过的时刻。其中有一个幻觉是，我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寻找可以过夜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了。很久以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地方是个电影院，我走了进去。售票亭被木板围了起来。可就在亭子后面，在一块向上的瓷砖斜坡上，有几张折叠军用床。那里没在放电影，几百张座位上空无一人。但我获悉，这儿的空气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吸进去对肺有好处。在这里过夜，从医疗角度讲，有助于你恢复健康。所以，我加入那儿的六七个人，睡了下来。到了早上，我妻子应该开车来接我。车子就停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上。这里没有人瞌睡，也没有人爱说话。起床后，他们不是在门厅里溜达，就是在床边坐着。地板有五十年没擦了，或许时间更长。没有暖气，睡觉的话，必须穿戴整齐，穿上大衣，扣上纽扣，穿上鞋子，戴上帽子，有檐无檐的，都不能脱。
我甚至还没有从重症监护室里被放出来，就从**爬了下来，心想我是在新罕布什尔，我的一个孙女正在房前屋后滑雪。我很不高兴，她父母居然不把她带进来见见爷爷。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或者说我以为是的。实际上，这时一定是午夜时分了，可阳光好像依旧明媚，照得雪地亮闪闪的。我爬过床边的铁栏杆，可没注意到身上还插着各种吊药水的管子和针头，这些药水瓶里装的是各式各样静脉注射的混合药水。我光着脚，踩在阳光明媚的地板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脚，就好像是别人的似的。它们似乎不肯承载我的重量，可我逼迫它们就犯，服从我的意志。紧接着，我就四脚朝天地摔倒了。起初我没有觉得痛。我恼火的是，我无法下床走到窗前。我躺在那儿，一脸无助。一个护理员跑过来，说：“我听说你这个家伙就是不安分。”
有一个医生说，我的后背肿得通红，从空中看就像是森林着火似的。医生们给我做了个CAT造影扫描。我就像是坐在一辆挤满乘客的有轨电车上，觉得喘不过气来，像是有人在从后面推我。我恳求让我下车，可没人愿意帮我。
当时，医生给我服了大量血液稀释剂，摔跤是很危险的。我在内出血，护士给我套上约束背心。我的儿子们已经成年，我要他们叫一辆出租车。我跟他们说，我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在浴缸里泡泡澡。“不用五分钟我就可以到家了。”我说，“就在拐角那儿。”
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就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下面。虽然这些幻觉中的环境个个荒诞不经，却能给你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有时候我在想，站到死亡的门槛上，我是不是不会像其他常人那样轻松愉快，欣赏这些荒唐可笑的幻觉——无须虚构的小说。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室，石墙早年刷了颜色。不过，有些地方依旧是白色的，白得像农家奶酪。可是，这些奶酪如今已是脏兮兮的。荧光灯将地下室照得通亮——一张张桌子上摆着旧货店里的商品，大多是女人的衣服，是捐给医院转卖的，如内衣、长筒袜、毛衣、围巾、裙子等。桌子多得不计其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法林地下折扣店，不久顾客就在那儿，你推我搡，相互争吵，讨价还价。不过，我这里倒没人打架。远处有一些年轻女人，像来做慈善活动的志愿者。我坐在那儿，千百个真皮躺椅把我困在中间。要想从这个脏兮兮的奶酪似的角落里逃走，简直是白日做梦。我身后是一根根粗大的管子，从天花板上伸下来，插到地下。
我心里老是想着被迫穿在身上的约束衣或者叫套头衫，痛苦不堪。这件闷热的卡其布约束衣把我束得结结实实——这不是要我的命，把我给捆死吗？我试着解开它，可白费力气。我想，注册的社会慈善机构里，要是有个志愿者给我送来一把刀或是一把剪子，该有多好啊！但是，那些志愿者离这儿有好几个街区，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四周全是苏丹式躺椅。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段经历。
医院里的一个男护理员站在一个活动梯子上，往墙壁的支架上挂圣诞节金属纸箔、槲寄生和常青树树枝。这个护理员并不大关心我。他就是那个说我不安分的家伙。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我把他给记录下来。记笔记是我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活着就是——或者以前是——工作。所以，我观察站在三级台阶梯子上的他——肩膀倾斜，后背很宽。然后，他爬下来，把梯子搬到下一个顶梁柱前，挂上更多的金属纸箔和带刺的常青树树枝。
在远处的边上还站着一个老头，身材矮小、神色紧张、烦躁不安，穿着一双绒毡拖鞋在走来走去。他是我的邻居，他家的房间窗户都大开着，直接对着我的房间尽头，可他却不肯搭理我。他胡须稀疏，鼻子就像是刮罐子的塑料刮子，头上戴着贝雷帽。他一定是个艺术家，可他那长相，我感觉他好像对艺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不一会儿我想起来了，我在电视上见过这家伙。他是一个艺术家，很受人尊敬。他一边作画，一边讲课，讲授的主题都是很时髦的——环境主义、整体性的花精，等等。他的素描，画面朦胧，表现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责任。他在黑板上首先画了一个烟波浩渺的海面，接着用粉笔的侧面，勾勒出一张不易察觉的面孔幻影——披着一头卷发的女人，头发就像煮熟的蛋黄，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大自然，暗示自然中的人——某种神话，同样可能是某种东西的投影，说不定还是一个水中女神或莱茵河畔的少女。其实，你不能怪这家伙的画神秘莫测，充满了迷信色彩。你要怪只能怪他自大自满——用法语说就是自负。我喜欢自负这个字眼儿，不大喜欢沾沾自喜，正如我喜欢英语的呼吸不畅，不大喜欢法语里的令人窒息——完全窒息、脸色苍白（是魏尔伦说的？）。你要是窒息了，那还去管脸色苍白干吗？
这个亚拿尼亚，或者说假冒的预言家（艺术家），定居在这里——他的公寓长长的，紧贴着医院大楼。他的住处在拐角那儿，所以我从**是看不见的。我瞥见他家的书橱以及满地的绿色地毯。悬挂圣诞节金色纸箔的护理员，对艺术家毕恭毕敬，可对我连瞧都不瞧一眼。无用之辈！他不许我给他留下印象。我只是想说，我不是他思想中喜欢的那种人。
总之，这位电视上的艺术家摆出一副是这里老居民的样子，可很快就发现他那天就要搬走了。一个个纸箱子从他寓所——或是厢房——里搬出来。搬运工把东西堆在一起。书架上的书不见了，就连书架也被急匆匆地拆了。一辆厢式货车倒着开进来，一转眼就装满了。紧接着，艺术家的老婆，穿着一件金绿色的长袍从家里走出来，弯腰被扶进了车子的驾驶室。她戴着一顶丝绒帽。电视上的艺术家将自己的绒毡拖鞋塞进轻便外套的口袋里，换上一双懒汉鞋，爬上车，坐在妻子边上。
那个男护理员站在那儿同他道别，然后对我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我们需要地方，我的命令是立刻让你出院。”话音刚落，一帮人就把架子给拆了，将所有东西都拆开。周围全部拆光了，就像是戏剧舞台上的景片[60]，什么也没剩。一辆厢式货车倒着开进来，我的便服、博尔萨利诺帽、电动剃须刀、洗漱用品、音乐唱片等，全被塞进了一个个超市购物袋。我被搀着坐进轮椅，抬进了一辆铰接式卡车。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不，是护士台，台子不大，但样样俱全，上面还装着电灯。卡车后挡板打开了，上面的门还没关上，车子就咆哮着直接开向地下，开进了一条隧道。车子继续全速行驶了一会儿。后来，我们停下来，引擎没有关，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只有一个护士在护理。看见我烦躁不安，她主动要给我刮胡子。我告诉她可以刮。于是，她给我涂上肥皂沫，用一次性的舒适牌或吉列牌剃须刀帮我刮。知道怎样给男人刮脸的护士寥寥无几。他们给你涂上肥皂沫后，不是像过去的理发师那样，先用热毛巾敷一下，将胡子变软。你要是不涂上肥皂沫，让胡子浸泡一会儿，刮刀片就会扯到胡楂，扯得脸像针扎似的痛。
我对护士说，我在等我妻子罗莎蒙德四点钟过来，可大圆钟早过了四点。“你觉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护士说不上来。我猜是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下面，要是他们把空转的发动机关掉，我们可以听到绿线地铁行驶的声音。现在快六点了，是早上还是下午，谁说得清呢？我们现在慢慢地停在一条人行道边上，行人——不是很多——不是穿过人行道走到街上，就是从街上走过来。
“你看上去有点儿像印第安勇士。”护士说，“而且，你瘦了很多，皱纹也多了不少，胡子都长到了皱纹里，很难刮。你以前胖吗？”
“不胖。但我的体形变过多次。我坐着总比站着好看一些。”我说，尽管心情不爽，可还是哈哈大笑。
她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搬运货车了。我必须把房间腾出来，因为有人急等着用。深更半夜的，我被搬到医院的另一地方。“你跑到哪里去了？”罗莎蒙德来时，我责问她。我对她很生气。可她解释说，她从**突然坐起来，睡意全无，全是在担心我。她打电话给重症监护室，得知我被搬走了，她跳上出租车就奔了过来。
“现在是傍晚？”我说。
“不，是黎明。”
“我在哪儿？”
护理的护士动作麻利，富有同情心。她拉起帘子，将我的床围起来，并对我妻子说：“鞋子脱了，和他一起睡吧。你需要睡上几个小时。你俩都需要。”
为了把情况介绍清楚，还有一段短暂的幻觉要说一下。
这里有薇拉的身影。
因此，我们两个在这里向世人展示，供大家评判。她张开优雅的手，示意大家注意我局促不安的姿势。
在这个场景中，她和我发现我们在一家银行里——一家投资银行——站在抛光的石墙前。这一次，我们又闹得很不愉快。可我是薇拉请过来见她的。她是由一个二十四五岁、不到三十岁的男子护送过来的。这家伙长得像西班牙人，举止非常优雅。在场的还有一个男人，是个银行家，会说法语。我们眼前是漂亮的大理石墙面，上面嵌着两枚硬币，一枚是十美分，另一枚是一美元银币，银币的直径有十至十二英尺。
薇拉把我介绍给她的西班牙同伴。也算不上是介绍，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搭理我。接着，她简单地解释说：“以前我从未体验过什么叫美妙绝伦的**，你总宣称性革命，我想我也应该尝试一下——尝一次，以便搞清楚和你在一起，我到底被剥夺了什么。”
我说：“这就像一只巨大的兔笼子，里面装着千百万只兔子，用雌兔子来抽样检验所有的雄兔。”
但是，这次见面的第一阶段就这样，很快过去了。见面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让我充满内疚，给我精神上注射溶解剂或软化剂。
“你能告诉我，我们这是在哪儿？”我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在这些硬币前见面？它们代表——什么？”
银行家随之走上来说，多年后，右边的这枚十美分硬币可以变成直径达十英尺的一美元。
“那要多久以后呀？”
“一个世纪吧，或许更长一点儿。”
“好吧，你算的是对的，我不怀疑——可这么做是为了谁呀？”
“为了你自己。”薇拉说。
“我？亏你想得出。”
“通过人体冷冻法，”她说，“一个人将自己冷冻储藏。一个世纪后，人们把他或是她解冻，重新复活。我们读过一篇通俗小报，报道说霍华德·休斯得了不治之症，他将自己冷冻起来，等人们发现了治疗方法时，再把他解冻、复活。难道你不记得了？这叫冷冻法。”
“让我们听听你想要我做什么。猜测没用。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当你要我冷冻的时候？”
“你现在就冻上，我随后跟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二十一世纪一起醒来。”
大理石面板的灰色光泽和高度抛光都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劝告大家相信，美元永远都是安全的。但是，这同时也是冷冻车间——或地窖的门面。这样做或许很蠢。你把自己的身体放在这张大理石门面的后面，和其他投资者堆在一起。你可能会躺在实验室里，一代又一代的技术人员兼牧师们守护着你，调节温度和湿度，观察你的状况。
“你会重生。”薇拉说，“算一算每百万美元产生的复合利息吧。我们俩都会复活。”
“老来伴？……”
银行家实际上穿的是一件圆角下摆礼服。他用老到的口吻说：“到那时，寿命会延长到两百岁。”
“这是我俩婚姻的唯一机会。”薇拉对我说。
“婚姻”这个伟大的字眼里，一定带有塞尔维亚语的装饰音（降B调A，降B调C）。
“喂，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薇拉！这样讨论死亡话题是不对的，即便推迟一个世纪再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必须提醒你，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又重新活了回来。在我脑子里，观察问题的新（奇怪却能解放思想）老（错误）方法之间存在距离，令人惊奇。
英语不是薇拉的母语。她无法对事物重新进行解释，因为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述出来。她所能做的只是重复别人的话，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再把那些事实陈述出来。这样，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告诉她：“这个我做不了。”
“你为何做不了？”
“你这是在要我自杀。自杀是禁止的。”
“是谁禁止的？”
“这有悖于我的宗教信仰。犹太人是不自杀的，除非他们像在马萨达围攻[61]中遭遇失败，或者像在十字军东征中要被砍成碎片。那样的话，他们先把孩子杀掉，然后再自杀。”
“你从来不依赖宗教，除非想要赢得辩论。”薇拉说。
“假设我一冷冻，你就变卦了，跑去状告银行。”我说，“接着，你要求领取我的财产，因为我人死了。他们无法证明我是不是能够解冻、复活。或者说，你认为他们让我复活下来，就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整个案件在法官面前辩来辩去，可那个法官蠢得连自己的屁股都找不到。”
提到诉讼，银行方代表面色苍白，我有些同情他，尽管我自己感觉也不太好，心脏严重衰竭。
“这是你欠我的。”薇拉说。
她是什么意思？但是，不与不可理喻的人争论，是我的原则。我只是摇头，重复道：“不能这样做，不能，我不会做的。”
“不会做？”
“你不明白自己提出的都是什么要求。”我说。
“不明白？”
“照你这么说，意思是我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们俩一起站在法官办公室里登记结婚，我从来没做过比这更离谱的事。我邀请来参加婚礼的一位学校老朋友，非常喜欢薇拉。法官在书中寻找婚礼服务内容时，他对我耳语说：“即使这段婚姻不超过六个月，哪怕只有一个月，那也是很值的——真是**肥臀、貌若天仙啊。”
我又接着和薇拉在银行里进行对话。我可以听到自己在说什么，而且相信自己满脸严肃。“很久之前我就进行自我调整，以求像大家那样自然地死去。一生中，我见过大量死亡，我已做好准备。而且关于坟墓——又冷又湿——我也许想得太多了。我想得太仔细，对死人的感觉或许过多了——这种感觉不正常。但是，你千万别幻想说服我，让我把自己交给科学做实验。你的提议令我感到羞辱。但是，如果你能够诱使我娶你，你大概觉得自己会说服我，让我冷冻一个世纪。”
“是的，我确实认为你亏欠了我。”薇拉说，声音压过了我。
我们俩遇到的困难，大多数是误解造成的，是她难以理解我的世界观。狗懂笑话，猫却不懂，所以她从来就没有机会笑。其他人笑，薇拉也会跟着笑。可要是没有笑料的话（这很好笑），她则笑不出来。而且，我在餐桌上说笑时，她总怀疑我是在取笑她。
我确信自己还在银行里，抛光的墙壁上嵌着一枚十美分硬币和一枚大大的美元。这时，我也许还没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里，人们正在抢救我的生命。医生给我用药，护士给我护理，技师给我用技术，都在忙着帮我。我获救后，或者说假如获救，我就要继续活下去。
而且，要不是那篇关于霍华德·休斯的文章，薇拉可能不会建议说冷冻一个世纪是个绝妙的想法——我躺在那儿，冷冻起来，成为一块冰，等待复苏或复活。与此同时，她和那个西班牙男朋友便可以寻欢作乐（顺便提一下，除了“早上好”，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对于这家银行、这些硬币、这些同伴——还有薇拉、薇拉的那头西班牙种马、投资顾问、薇拉关于性革命的评论等，对这一切的真实性，我都毫不怀疑。
“你对那次银行会面信以为真。”我描述完当时的情况，罗莎蒙德，我的妻子，我真正的妻子，问我，“为什么在你看来如此真实的事情，总是糟糕透顶？我有时纳闷，不知道能不能劝住你不要这样自虐。”
“是呀，”我赞许说，“它给人一种具体的满足感，这种快感虽然不好，但可以保障经历像真的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生活的样子。大脑是一面镜子，反射着整个世界。当然，我们看见的只是画面，不是现实，可这些画面对我们很珍贵，我们渐渐地爱上了它们，即使我们意识到，大脑这面镜子是个多么扭曲的器官。但是，现在不是故弄玄虚的时候。”
我是那种重症监护病人，医护人员要在我身上赌一把，如果他们是赌徒的话。可是，这些人办事都很认真，不会赌你是否能活下来。后来，我在医院其他科室里碰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说：“嘿，你活过来了嘛——真是个奇迹！我还以为你不行了。啊……那可是一场生死搏斗呀。如果赌你能活过来，我连两分钱的赌注都不会下的。”
那好吧……回头见。我们来生再相见吧。
如果这些碰面时间更长一点儿（尽管我更喜欢越短越好），我就该提起我的妻子，给予她应有的赞美。到处都有实实在在的专家在关注她：“好一个国色天香！”“她多专情啊！”病人临终，亲戚们往往都像头晕目眩的小鸟，被棒球场中场上空的灯光照得不知所措，乱飞乱窜。但是，罗莎蒙德可不是这样。为了救我，只要需要，她什么都会去做。这也是为什么重症监护室专门为她而修改了规章制度。他们对兄弟、姐妹、母亲、丈夫、妻子等，了解都很广泛，很全面。我这种情况，活下来是个不可能的选项，可她似乎仍在全力抢救这样一个输家。在其他人——主要是女人们——看来，我之所以还一直待在死亡线这一边，就好像是罗莎蒙德的缘故。
这些女人是因为爱情才去拯救生命的吗？要是民意测验专家向她们调查这些问题，她们会矢口否认。正如拉维尔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美国的虚无主义深如无底洞。爱情，按理说——或者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种情感，在今天都不足为信。不过，在死亡前线工作的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比那些在安静的走廊里工作的人，更乐于接受纯洁的感情。罗莎蒙德，一个身材苗条、一头黑发、鼻梁挺拔的大美女，人们似是而非地认为，她天生如此。她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博士，非常聪明，不会受骗上当——但依然深爱自己的丈夫。爱情在这些护士中获得了隐秘的支持。她们工作在临终地带，其中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最终都会走向太平间。病房里的医护人员为她——也是为了我们——更改了规章制度。她获准到病房里，睡在我的病榻前。
我从重症监护室“毕业”时，他们让罗莎蒙德准备了一个小型晚餐会。贝托鲁奇医生从家里带来葱酱味意大利面。我坐起来，吃了几叉子面，然后就新几内亚食人问题发表演讲。我说，被屠杀的敌人在山崖边烧烤着，悬崖上长满了热带鲜花，绵延峭壁数百英尺，恰似瀑布。
我从重症监护室被送出来时，罗莎蒙德获得允许，依旧可以自由出入病房，不受任何限制。晚餐后，她开着福特维多利亚皇冠牌轿车回家。为了不让我担心，她说：“这个车挺稳的，很可靠。它被挑选出来做警车专用车，开着它，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下，我感觉很安全。那些坏蛋都知道，我是一个便衣警察，身上带着枪呢。”
即便如此，有一天深夜，在我们家大楼后面的停车场上，车门玻璃还是被砸得粉碎。她也不喜欢夜晚看见老鼠，这些家伙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灯塔街上，在那儿，可以看见和闻到街上那家餐馆的味道。“它们坐成一排一排的，就像陪审团坐在陪审席上。”她会说，“它们的眼睛聚集着那儿所有的灯光。”
当她一瘸一拐地爬上三楼时，一只猫在那儿恭候她，也可能是在责怪她把它给忘了。这是一只乡下的猫，以前靠捕食耗子、金花鼠和小鸟为生。可如今，它整天瞧着白头翁、冠蓝鸟和硕大的乌鸦消磨时光。这些鸟要比林中看到的乌鸦大多了——这大概是因为城里家养的植物比较小。快到傍晚时，它们吵吵嚷嚷地从我们家的屋顶上飞走了，就跟钢锯发出的声音一样。
我猜想，这是在满足某种生物需要吧，可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当时，我对理论根本就不予理会——就像我根本不去思考为了活命在如何挣扎一样。假如我停下来去考虑这些问题，那么我就会意识到，我这是在徒手把自己从地下挖掘出来。有人可能会夸我对生活执着或忠诚。可在我看来，绝不是那回事——就像土豆似的，索然无趣。
罗莎蒙德打开冰箱，发现里面什么吃的也没有（没时间去购物），只好嚼几块干酪皮，然后用一条土耳其毛巾，把头发裹成高高的圆锥形保护起来，站到淋浴下冲热水澡。到了**，她给父母打电话聊了起来。她将闹钟定在七点，因为明天一大早她就要赶到医院。医生给我开的药的药名，她全能背出来。医生发现，每一种药我吃了有什么反应，我对什么过敏，或者我前天的血压是多少，她全能说得出来。这个漂亮女人的大脑像是装了一台仪器，具有很强的分类能力。她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我们会高寿的，可以活到下一个世纪。她说，我是个奇才。可我宁可把自己看成一个怪人。
任何问题，只要一提出来，她立刻就能理解。拉维尔斯坦很是喜欢她。当然，他从来没有我这个优势，也没有我接近她的便利。这次危机过后，罗莎蒙德说，她从未怀疑过我能活过来。我也似乎相信自己不会死，因为我还有未尽事宜。拉维尔斯坦还在指望我履行诺言，认真撰写他委托我写的回忆录呢。就是为了这份诺言，我也得活下去。当然，很明显，这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回忆录一旦写出来，我就失去了保护，便会像其他人一样，成了无用之辈。
“可你的情况跟这个不一样。”罗莎蒙德说，“一旦你摸准了道路，那什么也阻挡不住你。而且，为了我，你也要活下去呀。”
我经常回想自己问拉维尔斯坦，他朋友中谁有可能不久便会随他而去。“去给你做伴。”我这样对他说。他将我的肤色、皱纹和面色全面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我最有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要他直截了当的话，他是不会给你留面子的。他这个人可谓清澈见底，就像是速冻液。他的意思是，我将是他朋友中第一个去找他在来生相聚的人？这是我们俩谈话的语气透露出来的。可他后来又不相信什么来生。遇到这些事情，他总是听从柏拉图的教导。柏拉图常常谈及来生，可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严肃认真地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不打算和代表柏拉图形而上学思想的相扑冠军一起跨进滑溜溜的相扑赛场。他那个大肚子只要一撞，就会把我撞出灯光璀璨的赛场，重新回到嘈杂的黑暗中。
然而，他问我在我的想象中死亡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画面会静止，他认真地思考我的回答，完全停下来，思忖我的回答可能是什么意思。没人会放弃这些画面——这些画面可能，是的，可能会存在下去。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相信，坟墓就是存在的一切。没人能够放弃这些画面。它们必须，也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假如拉维尔斯坦，这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委婉地告诉我说他迟早会见到我，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接受坟墓就是终点这个说法。没人能够接受这一点，也没人真的要去接受。我们只是嘴硬而已。
因此，我对这次画面进行评论时，拉维尔斯坦突然冲我哈哈大笑，都笑成了结巴：“哈哈。”尽管如此，他对我这个回答还是有些尊重，有些敬意。
可接下来他又进一步说：“你看上去像是不久就会来和我做伴似的。”
这是一个有血有肉之人对我的信任，既不情愿，又很正常，同时又秘而不宣，令人费解。肉体会萎缩、消失，血液也会干涸，但是没人会在脑海里，在内心深处，相信那些画面真的会停止不动。
大约百分之四十的重症监护病人会死在重症监护室里。没有死的，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也会终身残疾。这些残废之人被送到健康产业称作的“慢性病护理院”。从此，他们再也别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剩下的，那些幸运者，据说是躺在“普通病房”里。
躺在普通病房里，我再也不用重症监护室里的医生们照顾了。他们在那里工作了数百个小时，累得筋疲力尽，其中有两个现在顺便过来看我，对我说他们要去度假。由于我是他们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的病例，所以他们到普通病房来看我，同我道个别。阿尔巴医生带来自家厨房里炖的鸡汤，而贝托鲁奇医生送来的礼物，则是家里做的意大利卤汁面条，外加番茄酱肉丸，就像我在重症监护室里吃的那种。我依然不能自己进食，只是拿着调羹，手直发抖，碰得餐盘直响，怎么也送不进嘴里。贝托鲁奇医生过来同罗莎蒙德和我共进晚餐。我很不正常，总是把话题带回到食人这个问题上。不过，贝托鲁奇医生对我非常满意，说：“你差不多脱离危险了。”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坐起来，一边吃着他亲自做的晚餐，一边东拉西扯地闲聊。罗莎蒙德也很开心，很激动。这是我住在普通病房的第一个晚上。我不用去慢性病护理院，去过残疾人的生活了。
我转到普通病房时，那个神经科住院实习医生对我进行了一次预检。我的病历夹在一个厚厚的装订夹里，放在护士台，可供查阅。我病危那几周，罗莎蒙德每天都记日记，那个实习医生还向她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神经科主治医生巴克斯特博士大半夜跑过来，也向她了解情况。她已经在我床边的扶手椅里睡着了。
我之前按照肺炎和心脏衰竭在治疗。我虽然到了普通病房，可并没有脱离危险。还没有，还没有完全脱离。我以前的那些问题，在这里只有一部分有关联。简单说吧，我的情况远没有恢复正常，病情的发展依旧不明朗。
巴克斯特医生带来一包扎针。他给我做检查——将针扎进我的面孔——他发现，我的上嘴唇（用我自己的话说）僵硬了。很奇怪的是，即便是说话或大笑，它也僵着不动，局部麻木了。他对我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我都没能过关。他不时地要我画钟面，可一开始我怎么也画不出来。双手不听使唤，根本控制不住。喝汤也好，签名也罢，都不行。我拿不住笔。他说：“给我画一个钟。”可我能画出来的只是一个歪歪斜斜的圆圈。对巴克斯特医生来说，我的症状像是中毒。在圣马丁岛，贝迪耶给我吃的是一条有毒的鱼。那个神经科医生说，我是中了雪卡毒素。我现在愿意相信，加勒比海那个地方真是糟糕透顶。我在那儿看的那位法国医生，诊断我是患了登革热。他可能，只是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专门研究雪卡毒素的一位澳大利亚专家，通过电话向在波士顿的巴克斯特医生描述了这种疾病的种种症状。巴克斯特的一些波士顿同事并不认同这个诊断。不过，我还是非常喜欢巴克斯特。严格来讲，这种喜欢与药没什么关系。
简言之，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不要努力去康复。我一连好几周不省人事，身体机能都荒废了——无法辨认东西。我的括约肌功能紊乱了，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要紧紧抓着一个铁架子。我曾是一个大家庭中年纪最小的，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已成人。他们遗传了我的长相，来看我时，使我感觉像是我在看自己——我们关系依然很密切，但很快就被后来的相处模式取代了。如果拉维尔斯坦在的话，他会劝我保持冷静。我感觉自己已经疲惫不堪，遭受了很大伤害，我对这一切深感厌倦，但他们还在抓着我治疗。
罗莎蒙德决心已定，我应该继续活下去。毫无疑问，是她救了我——带我从加勒比海及时地飞回来，重症监护期间一路陪伴着我，睡在我病榻边的椅子上。我呼吸困难，她就抬起氧气罩，擦擦我的口腔。直到人们拿来了呼吸机，她才回家待个半小时，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常来看我的医生是巴克斯特。不过，他来的时间不定，有空就会来。他会说：“给我画一张钟面，十点四十七分。”或者说：“今天几号？现在，别告诉我你生活在一块高原上，不必知道具体的日期。我需要从你这儿得到具体答案。”或者说：“九十三乘以七十二等于多少——现在……用五千三百二十二除以四十六。”
谢天谢地，乘法口诀我还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他无意同我讨论“更深入的”问题，或者说与我康复程度有关的问题。
八岁时，我患过一次肺炎，引起腹膜炎，不久便康复。出院后，我需要做出决定，是否要和两个哥哥一样，终身残疾。他们非常恨我，因为我独霸了父母的爱和关心。我还是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在是不可思议。然而，我现在明白了，我选择不做弱者。在一家旧货店里，我发现一本沃尔特·P.坎普写的关于健身的书。于是，我效仿这位著名的橄榄球教练——伸直双臂，将装满煤炭的桶从地下室拎上来。我还做引体向上训练，对着拳击沙袋和体育协会里的瓶状体操棒进行锻炼。我研究了一本题为《如何强身健体、保持强壮》的小册子，很受启发。我对每一个人说，我在锻炼身体。这不是吹牛，但事实证明，我没有体育天赋。尽管如此，我八岁时做出的决定，至今依然有效，大约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准备再进行锻炼。
非常巧合的是，巴克斯特医生在楼上又接收了一名雪卡毒素患者。她是在去佛罗里达的途中感染上病毒的。毒素严重破坏了她的神经系统，但不久毒素就被排泄掉了，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症状。幸运的是，她刚感染就被发现了。鱼携带的毒素从她体内的血液里过滤之后，她便康复，可以回家了。
我仍推着助行铁架在弯弯曲曲的走廊里走路，决心恢复双腿的功能。亲切和蔼的护士托着我笔直地站在淋浴下，将我身上擦满肥皂，进行冲洗，我感到很丢脸。护士什么都见过，看到我的身体毫不吃惊。
我猜想，我的高级神经科专家和善良的天使，对我这样的病例十分熟悉，非常清楚“我目前的状况”。假如任由小肌肉萎缩，我本已受到损伤的手脚就可能会跟着萎缩，也会失去平衡感。我要是甘愿如此，就不会决定做这般努力了。耍些小杂技、揉搓油灰球、做拼图游戏，这些确实会让人疲惫不堪，但当你查看身上时，会看见自己干瘪的手臂内侧，长长的皱褶还是一道一道的。
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渐渐理解，医生的治疗技术是多么的精湛；我才明白，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是不按照他的规定去做那些训练，那我整个人就垮掉了。我虽然讨厌那些训练，可我不能让自己的身子垮掉呀。再说了，罗莎蒙德不辞辛劳地帮助我恢复，我也不能愧对她呀。不错，我是想放弃，可她将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我的身上，帮我活下来。我要是放弃，那无疑是在侮辱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活着一定意味着可以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只有身体强壮了，我才能独立去做我生活中必须要做的那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