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裏，發生了幾件事情。
我跑了三趟日落公園，兩趟是我單獨去的，第三趟TJ陪著我。一天下午我心煩意亂，打他的尋呼機，幾乎立刻接到了他的回電。我們在時報廣場地鐵站碰頭，一起乘地鐵去布魯克林。我們在一家熟食店吃午飯，在那家古巴小館子喝拿鐵，然後走了好一會兒。我們一直在聊天，盡管我對他依然沒什麽了解，他卻知道了我的一些事情——隻要他真的在聽我說話。
等回城的地鐵時，他說：“喂，今天你不用給我錢，因為咱們什麽都沒幹。”
“你的時間總該值點兒什麽的。”
“那得做事才行，但我今天一直在閑逛。哥們兒，我從小到大這麽做都是免費的。”
另一個晚上，我正要出門去參加戒酒會的活動，卻接到了“丹尼男孩”的電話，於是火速趕往科羅納的一家意大利餐館，有三個小痞子在那兒活動，他們最近變成了散財童子。他們是綁匪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科羅納在皇後區北部，離日落公園足有幾光年，但我還是去了。我坐在吧台前喝聖培露礦泉水，等那三個穿絲綢禮服的家夥來撒錢。
電視開著，十點鍾的第5頻道新聞說警方剛剛逮捕了三名男性，他們不久前搶劫了四十七街的一家鑽石店，還用槍托打傷了店員。酒保說：“哎，你說巧不巧！這幫渾球兒連著來我們這兒玩了三個晚上，花錢好像怎麽花都不嫌快。我就覺得他們的錢來路不正。”
“他們用傳統的老辦法掙錢，”我旁邊的男人說，“盜搶。”
我離謝亞球場隻有幾個街區遠，然而離大都會球隊還有幾百英裏遠，那天下午他們在瑞格利球場以一兩分之差輸給了芝加哥小熊球隊。洋基隊在主場迎戰印第安人隊。我走到地鐵站，上車回家。
另一天我接到德魯·卡普蘭的電話，他說凱利和布魯克林凶殺科的夥計要帕姆跑一趟華盛頓，去匡提科拜訪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暴力犯罪分析科。我問她哪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