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一我吃完午飯回來，前台有我的一通留言。上麵寫著：請致電彼得·咖喱。底下的號碼是718打頭的，所以不是從布魯克林就是從皇後區打來的。我不記得我在布魯克林或皇後區認識一個叫彼得·咖喱的人，事實上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認識姓這個的人，但我不認識的人打電話給我也不是什麽稀奇事。我上樓回到房間裏，撥通了字條上的號碼，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我說：“咖喱先生？”
“哪位？”
“我叫馬修·斯卡德，有人留口信叫我打給你。”
“有人留口信叫你打給我？”
“是的。上麵說你是十二點一刻打進來的。”
“你說你找誰來著？”我又念了一遍名字，他說，“哦，我知道了，你就是那個偵探，對吧？是我哥哥打給你的，我哥哥彼得。”
“上麵說是彼得·咖喱。”
“等一等。”
我等著，過了一會兒，另一個聲音說：“馬特，我是彼得。”這個聲音與前一個很像，但稍微低沉一點兒，也稍微柔和一點兒。
“彼得，”我說，“我認識你嗎，彼得？”
“對，咱們互相認識，但你未必知道我叫什麽。我算是聖保羅教堂戒酒會的常客，呃，五六個星期前主持過一場活動。”
“彼得·咖喱？”我說。
“是庫利，”他說，“我是黎巴嫩裔，我想想該怎麽形容一下我自己。我戒酒一年半了，住在西麵五十五街的一家寄宿公寓裏，我當過信使和快遞員，但我的本業是電影剪輯，隻是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回去——”
“你的人生故事裏有很多毒品。”
“沒錯，但最後真正打倒我的還是烈酒。想起來我是誰了嗎？”
“嗯。你發言的那天晚上我也在。隻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姓什麽。”
“規定裏也沒說我要報上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