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隻能活在自己的身體裏——這聽上去像一句廢話。我的意思是，人的心再大也得接受身體之囚。帕瓦羅蒂沒法同時擁有喬丹的長腿。一個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眼睛留在唐朝，把耳朵留在民國，把手足或腸胃留給未來。
人的身體不僅具有唯一性，還有普遍性——這意思是說，穩定的基因遺傳決定了全人類的形體大體相同，除了膚色有異，至今無人能長出牛角或羊尾。
這一事實其實相當神奇。
但基因的大穩定下隱伏了豐富的差異和變化。有的個高，有的個矮；有的音盲，有的色盲；有的恐高，有的恐蟻；有的乳大，有的乳小；有的嗜肉，有的喜素；有的花粉過敏，有的幹果過敏……這一切似乎與生俱來，原因不大明了。更容易忽略的是，聖女特蕾莎和魔頭希特勒是否基因圖譜相同？如果不同，這種差異是先天還是後天決定？該由他們的祖輩負責，還是該由他們自己負責？
2012年3月11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文章稱：很多科學家認為，“西方的個人主義與亞洲的集體主義……從根本上要歸因於基因差異。”“文化價值觀與攜帶5-羥色胺的基因密切相關。”這是一個驚人的說法。翻一翻美國《心理學家》之類雜誌，可知不少專家還把偏激、懶惰、惡毒、共和黨立場等都看成基因的產物。如果這些說法屬實，那麽迄今為止的各種政治、道德、文化的革新運動，看上去都像是無事生非，是鬧哄哄的外行越位，隻配基因專家們搖頭冷笑了。
不過，對基因專家們的質疑是：世界上哪有一成不變的基因？如果基因是動態的，是可以改寫的，那麽它還算不算“基因”？還僅僅是一個實驗室的問題？這種被生存環境和曆史過程不斷改寫的基因，比如被特蕾莎們或希特勒們嚴重改寫5-羥色胺，換一個角度看，是否也該稱為“基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