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進上海城，我們家曾經住在永嘉路上一幢花園洋房裏，上上下下住了七八戶人家，大家都在底樓的一個很寬大的廚房裏燒飯，非常熱鬧。關於那幢洋房裏的人與事我大都記不清了，留在記憶中的隻有一個管花園的老頭兒，他把園子拾掇得十分好看。“文革”中我曾路過那幢洋房，門上的彩色玻璃已經不見了，代之以橫七豎八的三夾板；園子裏野草沒膝，一派荒蕪衰敗的景象。
印年代初，我們家搬到瑞金路上的卜鄰公寓。那公寓扁扁長長的像一堵城牆，每套房兩室一廳，煤衛齊全，蠻樂胃的。有個奇怪的現象，公寓裏竟沒有13號，四樓的12號隔壁就是14號了。那時我剛讀初小，我想大概是建房子的人把數字寫錯了。後來，3號裏的宋先生告訴我，13是個不吉利的數字，猶大是耶穌的第乃個徒弟，可是，他背叛耶穌。從那以後，我就很忌諱13，一直延續至今。卜鄰公寓原先是4層樓，每層有4套寓所。公寓與花園洋房不同，各家有自己的廚房衛生，房門一關， 自成一統，互不搭界。不過，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親切的，鄰居之間也常有往來。夏天一到，各家都把門打開以求相互通風。樓道是水磨石的，寬敞陰涼，孩子們就常在樓道裏玩耍。我們家隔壁是3號裏的宋家，宋先生一家是卜鄰公寓裏最老的住戶，宋先生夫婦倆都是京劇票友，退休在家，常有朋友來吹拉彈唱，聽他說天道地是很快活的事。6號裏的傅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他的小女兒我們叫她三娘娘，長得很美，是音樂學院的畢業生，每天她練琴時整幢公寓裏就回響著流水般優美的旋律。我的三妹9歲時成了三娘娘的徒弟。我最難忘的是9號裏阿明的姐姐，清華大學數學係的高材生，每年夏天她回來度假，胸前那白底紅字的校徽總讓我羨慕得要死。當時，我已上中學，心裏暗暗發誓，將來一定要考北京大學，和阿明的姐姐一樣到北京去讀書。想不到“文革”數年，我去了黃山茶林場落戶。有一年回家探親，在樓道裏遇到阿明的姐姐，簡直不敢相認了。她目光黯淡，身體虛腫，原來的風采**然無存。後來，奶奶告訴我，阿明的姐姐得了精神病被學校送回來啦！7號裏的孫醫生的結局更悲慘。孫醫生醫術高明為人厚道，公寓裏哪家人有病上門找他，他總是有求必應。他曾經在國民黨軍隊裏當過“軍醫”，“文革”一開始便首當其衝地成了“革命”的對象。有一天清晨，女友約我去練長跑，我們走出房門便看到樓道的牆上貼著一張小字報。湊近一讀，嚇得魂飛魄散，竟是孫醫生的絕命書啊！整幢公寓都驚醒了，管弄堂的老王率先砸開了鎖，進了7號門，看見孫醫生直挺挺地吊死在廁所間的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