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弄堂口位置很好，挨着淮海路、武康路、天平路、八关路、兴国路的五岔路口，朝东可去八仙桥，朝南可去徐家汇，朝西可去虹桥机场，朝北可去静安寺。我们的弄堂与一般的弄堂比起来还算宽敞，故而弄堂口的左右角很快就设起了个体摊位。右角是修理自行车的，左角是配钥匙修锁的。修理自行车的是一个老头儿，修锁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小伙儿”。老头儿瘦瘦小小的，待人一团和气，弄堂里常有抱孩子的阿姨在他的摊位上坐着休息聊天；“大小伙儿”粗短而结实，接生意自信而且周到，并且他颇善言词，一边干活儿，一边与客人谈天说地，故而摊位边常常候满了顾客。自行车摊没挂任何招牌，一堆旧轮胎就零零散散地放在墙脚，打气筒随便地惯在地上，哪位的自行车没气儿了， 自己去打，完了丢两角钱给老头儿，熟了不丢钱也没事儿的。弄堂里的人家有的自来水笼头坏了，向老头儿讨一块橡皮，老头儿总是慷慨地从旧轮胎上剪下一截，不取分文。修锁的摊位却气派多了，白铁皮的柜子用仿宋体端端正正地写出服务项目，这些项目是日渐增多的，除了配钥匙修锁，还修各类打火机、换壶底等等。夏天的时候，一顶红黄绿三色的太阳伞罩住整个摊位，既美观又实惠。两个摊位的生意都很兴旺。
每逢休假日，弄堂里便会有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孩子奔跑游戏，弄得浑身上下灰塌塌的，哭啊笑啊， 自在得很。大人们一般都由他们去，住房都很紧张，惟有弄堂里可让孩子们舒展手脚。然而，有一两次，我进弄堂时偶尔看见那锁匠放下手中的活儿，沉着脸走到孩子堆里，一把捉住一个小男孩儿的手臂将他往弄堂深处拖。那孩子的脸黑乎乎的，下巴尖尖的，惟独一双眼睛亮得出奇，被拖着走的时候，还滴溜溜地转着。后来，我知道了，锁匠就住在弄堂里，那个男孩儿是他的独生子。
我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窗式空调机，要找人安装。丈夫说：“弄堂口就有现成的人，何必舍近求远呢？反正一样出工钱。”我说：“他是修锁的，能装空调吗恻丈夫说：“曾让他修过打火机，手艺不错，可以问问吗？”于是，丈夫就去找锁匠商量了。想不到锁匠非常热情，拍着胸脯说，保证让你们满意，问及工钱，不肯开价，说是装好了再议。于是，某一天，锁匠便上门来了，穿着宽大的劳动布工作服，上衣兜里插着一把木尺， 目光既谦逊又自信。他看了看我们房间的窗户，问：“你们想简单装装还是装得考究些？”我说简单点吧！我不知道这考究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得费多少工时，不敢贸然要求。锁匠笑了笑说：“我看还是装得考究点好，反正一样做吗！”我们只好说：“就依你的意见办吧。”他攀高落低地量尺寸，在一张白纸上画样子，不时地告诉我们是如何如何的样式。我们一窍不通，只是连连地称是。第二天，他就拿了白铁皮的架子来试装了，太长的要截去，太短的要重做，又让丈夫去买了橡皮管，说是空调机里滴出来的水不要滴着底楼人家的窗檐，让它顺着橡皮管流入阴沟洞才好。这样忙活了三四天，应当初见规模了。他停了弄堂口的生意来为我们装空调，干得实在，令我们很感动。干活儿休息当口，我们便陪他聊天，他很坦率，把他的生活经历点点滴滴都告诉了我们。他初中毕业后便上山下乡去江西农村插队，并与一位江西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在以后的返城风中，他自己回到上海，为了将老婆孩子的户口迁进上海，他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与财力。讲述至此，他那张从来都自信的脸上出现了许多凄凉。他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说：“你们相信吗？要不是上山下乡，我一定会把书读下去，读高中，考大学。我一向是喜欢读书的人，最佩服的就是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说，知识分子现在不吃香了，每个月10张大团结。他摇摇头说：“我现在干个体户，钱是能赚的，但心里却是空空的。我这辈子是无法挽救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看他挺聪明的。我现在拼命攒点钱，将来一定要培养他读书，读大学、读研究生，还要送他出国留学。”说着，他的脸上又出现了惯有的自信。听此言，我突然觉得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亲近了许多，如同老朋友一样了。我想起了那个在弄堂里奔跑的小男孩儿的那张黑乎乎的脸、圆溜溜的眼睛，在这么小的男孩儿身上负着多么重的期望啊！我有些担心他是否承担得了。
空调机终于装好了，材料虽然是废旧利用，但设计合理，做工精细，我们很满意。付工钱时，锁匠说什么也不肯收，他说，我们是朋友了，朋友之间帮帮忙还要给钱就大见外了。最后，他只拿了一点材料费。于是，我们真正地成了朋友，进出弄堂常在他的摊位前停下聊聊天，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也毫不客气地去找他帮忙修理，他是决不肯收钱的。我发现他确实心灵手巧，什么东西坏了，并非他业务范围之内的，他只需稍一琢磨便能摆弄得八九不离十了。我相信了他的话，倘若他读书读下去，一定是一个高才生，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怜悯，转而也寄希望于那个黑乎乎的小男孩儿了。
时隔数月，天气一点点热起来，锁匠每每见着我们就说：“空调开了吗？啥地方不灵尽管来讲。”有一天，锁匠在中午时分敲开了我们家的门，我们招呼他进来坐，他却面呈难色。我们说，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的尽管说。于是，他便说了，却是为了他的儿子。儿子秋天就要上小学了，按地段分，要进兴国路小学，听人讲那小学质量不好，远近都晓得老王同志《指我母亲）原是当区长的，总有些老关系，能不能帮个忙，让儿子进个好一点的学校？小学很关键呀，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一般。我们理解并同情他的想法，便与母亲说了。母亲在我们的缠磨下，给街道党委里的老部下写了一个条子，丈夫去跑腿，选了这一地段中质量比较好的新华路小学，又去找了这所小学里负责招生的同志，终于把上上下下的关节都打通了，只等招生，丈夫答应亲自带锁匠的儿子去报名。办妥了此事，我们的心里似乎平稳了一些。
又隔了些日子，锁匠又找上门来，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说，新华路小学好虽好，但并不是区重点小学，这重点与不重点可相差得多啦。他四处打听下来，长宁区要算江苏路第五小学为最好，他希望老王同志能再费一把力，将他儿子送进江五小学。那真叫做送佛送到西天啦！我与丈夫面面相觑，这江五小学在何方宝地我们都不知道。还是锁匠指点，并不很远，乘44路车一站即可到达，在市三女中附近。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好意思拒绝他的要求，只好又去缠磨母亲。这回母亲不答应了，她说人人都要进最好的小学，那么，一般学校让谁去呢？再说已托过一次人了，再去讲话就开不了口啦。我们不忍心将母亲的话告诉锁匠，决定自己去努力。找了朋友，朋友又托朋友，认识了区教育局中的熟人，又托那位熟人介绍，与江五小学的校长搭上了线。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打电话，整天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整天提心吊胆地等回音，尝够了求人的难处。说实在的，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任何事，这样四处求过人。倘若是自己的事，砍掉脑袋也不愿意这么干的。可为什么会为那个说到底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黑乎乎的孩子如此尽心尽力呢？难道就是为了那台装置得十分称心的空调机？难道是为了锁匠那一片刻骨铭心的对儿子的期望？也许两者都是。经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竭力争取，江五小学的校长终于答应与我们面谈一次。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锁匠．锁匠十分高兴．他自信地说：“肯定成了，现在要进江五小学的人很多，而且都是有来头有背景的，那校长何以会随随便便地见一个人？”他的分析似乎有道理，我们仍不敢怠慢，细细商量如何谈才能打动校长的心。我们商定将孩子的身份说成是我的侄子，并要将锁匠的身世如实告诉校长。既然他的经历能打动我们的心，想来也会使校长感动的。临到那日，锁匠匆匆地跑来塞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几十张大团结，我吓了一跳，慌忙说不要不要。锁匠说：“不是给你的，你带去交与那校长．就算学生家长对学校的一点赞助。”我不得不佩服锁匠想得周到。于是，我带替那沓钞票，还带着我的一本中篇小说集去见校长了。心中忐忑，不知这金钱加精神的力量是否足以攻克堡垒？
江五小学的校长是一位中年妇女，文静而端庄，是个校长的模样。我们的谈话是开门见山的，她向我们诉说了许许多多的难处，诸如报名人如何之多，托关系的亦如何之多等等；我们则尽力将锁匠的心愿述说得曲折动人。看她不松口，我们才递上了装钱的信封与我的小说集，并很诚恳地许愿：“倘若江五小学需要请作家讲什么课之类，我一定义不容辞！”如此慷慨地出卖自己，生平还是头一遭，脸不为人觉察地微微有些发烫。钱是坚决不收的，书收下了，校长的口气终于松了，说：“可能还要增加一个班，也可能有的学生到时候不来报名，那时候一定将你们的侄子补上去。”有她这句话，我们的心定了。回家时，在弄堂口，锁匠一见我们便丢下手中的活计和一大堆顾客跑过来。我们一五一十地说了经过，他很兴奋，十拿九稳地说：“行了，没问题了。”随后便对我们谢了又谢。我说：“慢慢谢，等你儿子进了江五小学时再谢也不迟。”不过我们心里也觉得事情成功的希望很大，宛如卸下了一副重担。
接下来便是开始焦急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江五小学校长的电话。同时，我们还得应付其他一些琐事。因为，你托人家办了事，人家反过来也会有事托你办，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多出了一连串的事情，这些当然是不对锁匠说的。这期间，锁匠常常为丈夫和母亲修理打火机，分文不肯收。还常常向我们讨活儿干，譬如，他见我们家厨房的排风扇装得马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帮我们重装；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托，我怕接受他太多的好意而无法偿还，并且我也隐隐地担心着：万一江五小学的校长不来电话呢？我知道我的这种心思很世俗，有辱于崇高的友谊，然而，既然社会上时兴这种风气，我亦无可奈何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江五小学的校长始终没来电话。我渐渐地感到这件事很可能要泡汤，那位文静端庄的校长十分策略地推托了我们。我开始害怕看见锁匠期待的目光，每次进出弄堂总希望锁匠低头干活儿没看见我，倘若哪天锁匠的摊位没摆出来，我顿时会觉得弄堂口宽敞无比，脚步轻快如飞。然而．终于有一天．锁匠锐利无比的目光咬住了我，就像法海和尚的金钵罩住了白娘娘一般，我自知逃脱不得，汕仙地上前寒暄。锁匠不会虚与委蛇，直截了当地说：“眼看快要开学了，是不是再去江五小学问问情况？”我十分为难地说：“我已经够低声下气的了，再问也没有用，要不，还是先去新华路小学报了名再说。”锁匠想了想，说：“不用，再等等。”随后，他又十分客气地说：“实在麻烦你了！”他脸上出现了令我寒心的冷漠与自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与丈夫去山西五台山游览，待回到上海时已经是9月初，小学生早已开学。快到家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锁匠的儿子，不知上了哪个小学？我们顿时心事重重而脚步沉滞。及至弄堂口，我让丈夫去跟锁匠打招呼， 自己却像贼似的溜进了大门。刻把钟光景，丈夫回来了，我急急地问：“他儿子是上新华路小学了吗？”丈夫摇摇头，说：“你不晓得呀，他儿子进了高安路小学！”我目瞪口呆，高安路小学是徐汇区的重点小学，与江五小学不分上下，且又跨区，锁匠真是神通广大呀！丈夫又告诉我，锁匠凭自己的好手艺和好信誉，结识了三教九流中许多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他在托我们办事的同时也托了别人，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有一头落实的。我听了一方面为锁匠的儿子高兴，同时又感到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
从此，我进出弄堂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了，然而，我们与锁匠之间的那种老朋友似的熟稳却不知何时悄悄地消失了，我们与他之间变得很客套、很生分，进出弄堂时互相淡淡地一笑便算打招呼了。丈夫或母亲的打火机有不灵光之时，我们也不再拿去让锁匠修理，不是怕出工钱，其中原因难以言表。人啊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地微妙。偶尔，还在弄堂口看见锁匠的儿子，黑乎乎的脸，圆溜溜的眼睛，那机灵样像煞他爸爸。每每我总是真心诚意的默默地对他说：“孩子，你可要努力学习呀，切不可辜负了爸爸对你的期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