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有不少人來醫院病房拜訪我。第一波是來自紐約警察局的幾位警官，至少我記得的情況是這樣的，要知道有些時候我可是吃了止痛藥的。
“梅女士，我是巴克利警官，這位是巴雷特警官，關於您遇襲的事，我們需要問您一些問題。”
“我知道的其實不多，不過我會盡力回答你們的問題。”
“遇襲時，你在做什麽？”
這似乎並不是特別相關，不過，他們可是警察，我還是把真實的情況說了一遍。我在那兒拍關於“七一三”襲擊事件的視頻，還拍了23街上的一些示威場麵。我是否覺得這樣做挺危險的？是的，不過我還是想這樣做。
我們過了一遍那天的場景裏真實的細節：那帶有千斤拳力的一刀刺中了我；那個死在我身後的人；地上那攤離奇的、讓人作嘔的不成形的屍體。
“你知道襲擊你的人最後怎麽了嗎？”
我說話聲音輕輕的，平常可不是這樣，但是深呼吸給我的感覺像是又被刺傷了一樣。“挺奇怪的。我知道不是安迪殺的他，雖然我知道安迪會這麽做。不過，發生在那家夥身上的事太詭異了！”
“你的朋友安迪，他相機的存儲卡不見了。”
“噢！天哪！”我說，“這可是個壞消息！”我對警察撒謊道。這樣的回答我自己都覺得不怎麽可信。“他拍的時候肯定都還在呢，他可不是業餘的。”
“你不認為可能相機裏根本就沒有卡嗎？”
我感覺這是在引導我背叛安迪啊。我決定多留點餘地。
“安迪不太會犯這樣的錯，不過也有可能。有時候相機被晃動之後，卡槽可能會被晃開，卡就會掉出來。”然後我又額外補充道，“我們一定要找到那張卡！那個視頻我們無法重拍的！那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說話的聲音大了些，撒謊引發的腎上腺素壓製住了疼痛。這樣做可夠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