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没有见过这冯静波，他刺激着我的好奇心，也引发了我一种莫名的愤怒。现在我走过这孤寂的小院，我的心怦怦地乱跳。
就在这时，马福禄讲了那故事。
他说当年“四阎王”被枪毙之后那大宅门里便树倒猢狲散了，只有一个人无家可归无处可去。这人是个女子，当年也就二十岁上下。她曾是买来的丫环，却出落得如花似玉，于是便被“四阎王”的儿子看上了。这颇有些民主思想的少爷哭着喊着要明媒正娶，“四阎王”虽杀人不眨眼却对这独生子无可奈何。后来父子双方都做了妥协，这叫翠萍的丫环没当上少奶奶却成了少爷屋里一个不明不白的人。这种《雷雨》式的悲喜剧在那个时代里并不少见，可解放对于这丫环却成了件尴尬的事情。少爷跑到国外去了，她又沦为下等人，而街道上对怎么安置她发生了分歧。有人说她是受苦人，该安排工作；可也有人说她在“四阎王”家吃香喝辣，又怎能担保她没参与“四阎王”一家的胡作非为？
于是当一天夜幕降临我爸爸回到派出所时，台阶下正蜷缩着一个等他的女子。
“找我？什么事？”爸爸很惊讶地问。
“我……我怎么办？……谁也不管我……”那翠萍梨花带雨，哭得好可怜。
我猜我的爸爸当时一定很慌乱。试想一个年轻警察面对一个年轻美丽而且哭泣着的女子又会怎么样呢？何况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那种特定的关系。也许那是一种浪漫故事的开始，可那种浪漫会有好结果么？爸爸给我讲过很多那个年代的故事，可关于这个丫环的事我从没听过。
当时我爸爸在慌乱之后很快拿定了主意，他问清了那女子的原籍，便去向大胡子所长请示。大胡子沉吟了半晌，同意给开封介绍信，于是我爸爸便手脚麻利地把事办了。但是那丫环没有钱又不认识去火车站的路，我爸爸犹豫了一阵，一咬牙便带她走了……
“完了？”我问马福禄。
马福禄侧脸，有几分狡黠地看看我：“你想该是怎样呢？你以为你爸爸会有什么非分之想么？那你就太不了解公安局的优良传统了。你爸爸纯粹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真诚的……”
他做个手势，代替了词汇。
接着他告诉我，我的老爸爸把翠萍送到火车站，掏腰包为她买了张回原籍的火车票。当火车缓缓地驶出站台时，这故事便结束了。
马福禄不再讲话，我们沿着寂静的小巷走。一种仿佛从很久远的地方飘来的感觉渐渐包围了我，我被融入一种凝重的氛围之中。那种氛围里曾生活过我年轻的爸爸，还有夫胡子、冯静波、毛四林、翠萍……历史仿佛在这小巷里停滞，我仿佛在和我年轻的爸爸默默地对视……
马福禄拍拍我的肩，又开口说话：“你爸爸回来挨了大胡子一顿批。大胡子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心软！小肖你可得警惕哟，可别犯我的错误，拿谁都当好人……”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问。
“我知道得很多……我喜欢这几十年不变的小巷子。”马福禄又挤眉弄眼地笑起来，“我还知道叫翠萍的女人忘不了她的恩人，她来看过你爸爸，却让大胡子挡了驾。”
“那——”我想问，却不知问什么。
马福禄突然严肃起来：“我告诉你吧，那大胡子所长是我的老爹。”
没等我转过弯来，他又说：“我还要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爸，那个冯静波半年前就出国定居走了，听说最近还要回来谈投资项目，人家现在算台胞了。”
我愕然。
5
我的老爸爸和毛四林现在是一对酒友。
这也许是很滑稽的事情。曾有一天在街心小花园里一个千瘦的小老头儿扑到我爸爸的轮椅上，用尖细的嗓子夸张地喊道我的老天爷！这不是肖……我是毛四林啊！”这便继续了近四十年前中断了的联系。不久，小杂货铺的毛老板提了酒瓶子找上门来时，我爸爸曾断然回绝道我不喝你的酒。”可毛四林的猴儿脸上顿时浮现起无限的真挚哎哟，老肖！还要和我划清界限么？我改造好了呀！再说，当年不是你救了我的命，我早成了大胡子的枪下之鬼了。咱们这是缘分儿。”我爸爸听了，愣了半晌，叹一口气，不再坚持让那前留用警察滚蛋。于是，常在一起喝酒。
双腿残废的人民警察和刑满释放的特务分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想些什么呢？
我去派出所报到那天他们又在一起。乘着酒劲，毛四林曾对我爸爸说老肖，你不该让小勇去干民警。”
我爸爸顿时沉下脸来：“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毛四林说我知道你想什么，可是何苦呢？假如那姓冯的真是特务，最恨他的也该是我啊，我为他蹲了半辈子牢呢！可……我都没什么，你又……”
“你？”老爷子的眼睛里射出几分轻蔑来，“你是特务，你罪有应得！可我呢？穿着这身衣服，就有这份责任！”
“得得！”毛四林端起酒杯，自我解嘲道，“我该死行了吧？谁他妈让我当年瞎眼呢……”
他们俩总是这样，一个暴躁，一个油滑；一个冷峻高傲，一个嘻皮笑脸。可他们居然就这么成了酒友。
这也是命运么？
当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去调查那个神秘的冯静波之后，我竟然一时很慌乱。我突然发现尽管我对老爷子的怪癖不以为然，可我居然也那样深地受到他的影响。
那个瘦瘦高高、似笑非笑的家伙已经占据了我的大脑，已经操纵了我的思维，甚至已经控制了我的命运！
从我记事起，我便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冯静波”三个字象个幽灵，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地在我家里出没，在暗处冲我们一家人狞笑……
可现在……怎么办？怎么向爸爸交代？
我想到了毛四林，我到小杂货铺去了。
听完我的述说那干瘪的猴儿脸上竟是一种少见的严肃。毛四林痴愣愣地坐在角落里的一只木椅上，他周围是一堆硕大得和他不成比例的鸟笼，昏暗的光线里他自己也象一只充满无奈的大鸟。毛四林喜欢养鸟，鸟是他晚年孤寂生活的唯一伴侣。
“你说的，我早知道。”他说，象是半句话，却又不再往下说。
“你知道？”我惊异地瞪大了眼睛。
他点点头，笑笑：“这他妈的是命。也许你爸爸说的对，他是特务，大特务，可我坐了牢他却安安稳稳一辈子，现在还成了台胞……你爸爸不认命，可我认。”
我心里不是滋味，无话可说。
“你爸爸是个好警察，真的。”毛四林又说。
6
我爸爸的腿是在“文革”后期残废的，起因也是那个冯静波。从某种角度上说，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不动声色地、狠狠地整治了我们的家。
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它太凄惨太悲壮，我实在有些不愿讲它……
而且按时间顺序说这故事也该往后放放再讲，因为在它之前还有许多故事呢。
可我还是要先讲它。自从我知道那冯静波的去向之后这悲惨的一段总在我脑子里出现，它撞击着我的灵魂，它使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使我常常用泪水打湿了我的枕头……
那年我正蹒跚学步，我父母带着我10岁的哥哥到农村去了。
“公检法”是一瞬间被砸烂的，速度之快叫我的父母无所适从。习惯于加夜班连轴转的他们突然闲了下来，于是有了我。他们本来除了我哥哥不想再要孩子的，他们都是把工作放在家庭生活之上的人。
60年代下半叶，有一批和我一样与他们的兄姐年龄悬殊的孩子，可称为“文革”的副产品。
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有一天一群神情严肃的人突然涌进我们的家，围住紧搂着我的奶奶，审贼一般地闹了半日。
“你儿子有什么同伙在河北省山区的么？”为首的人问。那人我依稀认得，不久前来我家时还给过我糖吃。
“不知道。再说，啥叫同伙？”我奶奶反问。
“老婆子！你说啥叫同伙？……我再问你，这两天你儿子回来过么？”
“没有。你们要是见着他，倒是可以给他捎个话儿，该回来瞧瞧了，这个月薪水还给他留着呢。”
“你！……”那伙人究竟不是毛头红卫兵，心狠手辣。对奶奶不软不硬的态度，他们也无可奈何。
可他们最后给了奶奶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说我爸爸私自逃离监督劳动的村庄，“窜”进深山密林，从崖上掉下去把腿摔坏了。
“我得去看我的儿子！”脸色惨白的奶奶怒喝着，她老人家此刻完全象一头疯狂的猛虎。
那群人仓惶而去。
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深却无法理解。我太小，我还不懂得品尝人间的苦辣酸甜。我只会哭。
几天后我们终于见到我爸爸，他脸色苍白血迹斑斑躺在一所农村卫生院里。奶奶拍着大腿说：“你呀你呀！你干什么去了啊？”爸爸苦笑道：“我想去查查那个冯静波……”
冯静波！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名字。
多少年之后我曾问我的爸爸，何以要在监督劳动的时候跑去查那个家伙，老爸爸揉着那已经残了的腿，沉吟半晌对我说：“我下乡走那天他突然到分局门口来送我……”
我没往下问。可我想象得到那叫冯静波的家伙一定是很幸灾乐祸地站在墙角下，嘿嘿冷笑地看着我爸爸被押上汽车。那情景简直就是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啊！我的血气方刚的爸爸能忍受么？
我开始有些恨那个家伙。
悲剧到我爸爸躺倒时并没算结束，更惨的**还在后面。爸爸事发后妈妈自然受到轮番围攻，我的哥哥便成了没人管却有人骂的流浪儿。有一天人们在秋肥的粪池里发现他那小小的躯体，谁也不知道他是失足还是自愿走向生命的结束……
我常常在恶梦里见到一个男孩子的挣扎，那种挣扎呈现出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试想当粘稠的粪水糊住人的口鼻时会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每到此时便会从梦中惊醒过来。
失去儿子的母亲自然不会活得长久……
这就是因为冯静波而发生的一切。
这难道不是那瘦瘦高高、似笑非笑的家伙的罪孽么？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换一种想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仇恨似乎是应该渐渐从心灵上抹淡的。何况对于我来说也许仇恨本身就是模糊的。我没见过冯静波，我对我的哥哥和母亲也只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印象，甚至在我梦魇中出现的哥哥面容只是一片空白……更严格地说，这一切真的是冯静波造成的么？假如没有那段大颠倒的历史，假如我的爸爸没有那么死心眼锲而不舍，我的家难道不会平安度过劫难欢欢乐乐和和美美么？
人生就是这样难以驾驭。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一切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可我的老爸爸会象我这样想吗？他难道能忘记这失妻丧子断腿的惨痛么？一个人再豁达，他难道会……我的爸爸今天脾气暴躁性格怪癖，这还不说明问题么？
我该怎么办？把事情隐瞒到底？
可为什么我心底对冯静波的仇恨却又开始强烈起来？
7
高所长把我和马福禄叫去交代任务。
一封贴了花花绿绿外国邮票的信放在办公桌上，高所长划着火柴点烟，嘴角朝那信歪了一歪：“看。”
一种预感从我心头升起，那封信仿佛烫伤了我的眼睛，我回过头。
我听见马福禄在打开那封信。
昨天晚上我扶爸爸上床之后他拉住了我。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碰一下之后赶紧挪开，我不忍看到他眼睛里的火焰。他让我坐下，却迟疑着不开口。他过去不是这样，自从我当了民警之后他突然变得对我小心翼翼起来。
“有事吗？”沉默了片刻，我问。
他不回答，咳嗽了一阵，指指桌子：“烟。”
“别抽了，老咳嗽。”我说。
“烟！”他皱皱眉头，固执地伸着手。
我不知道该怜悯他该喜欢他还是该恨他。我递给他烟，他却又不抽了，愣了一会儿突然把烟揉碎扔到地上！
“睡觉！”他狠狠地说，不再理我。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可我又该怎么说？
这种煎熬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这事儿很简单。是吧小肖？”马福禄抖着信纸说，把我从纷乱的回忆中惊醒。
我接过信浏览一遍才知道我的预感错了。那信与冯静波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叫阎伯隐的美籍华人写的，除了述说思乡之情外还请求帮他寻找一个女人……我的心猛然一动，急急忙忙地读下去，我果然在信尾读到了“翠萍”两个字。
这件事很简单，我只要回家问问老爷子。
当天晚上我也确实这样做了。爸爸愣了一下，仿佛我的询问使他产生了那么一点儿慌乱。他揉着腿，半天才说我知道她的地址……当然是旧的。谁知道她这几年怎么样？”
这几年怎么样……那么说前几年还有联系么？
我仿佛该重新认识一下我的老爸爸。
晚饭老爷子吃得很少。
8
我曾不止一次地翻开那散发着霉味的大户口簿，端详那张用毛笔抄写的、竖排的老户口底票。其实它上面那寥寥数语我早在少年时代就背熟了。
“冯静波，男，32岁，无业，未婚，河北省……”
爸爸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这张底票，也讲关于核实它的许多故事。
我早已知道，冯静波是这个城市解放前一年出现在小芝麻巷的。当时15号院住了个外国学者，冯静波便是那金发碧眼红鼻头老人的男佣。当解放军的大炮响了的时候，外国老头儿跑了，15号就成了冯静波的天下。巷子里没人知道他的过去，他总那么似笑非笑干净利索和蔼待人，善良的市民们谁又想到别的什么呢？
只有我的老爸爸怀疑他！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怀疑他！
我现在相信这怀疑不是无稽之谈，至少冯静波的海外关系一直隐瞒着。他今天不是台胞了么？
可当时，人们相信我的爸爸么？
我问老爷子。他看着我，不容置疑地回答相信，当然相信。那会儿革命政权刚刚建立，人人都有警惕性的。”停了—下，他又说，“可是，后来……”
是的，后来什么也查不清，自然人们便松懈了。
第一次提出调查冯静波，是在“肃反”开始之后。大胡子所长听了我爸爸的汇报，一拍大腿：“查！甭管怎么着，查了再说。”
于是，到巷子里查，结果是交口称赞。那洋车夫晃着大拇指说：“老冯，行啊，是个好人！敢带人去抓‘四阎主’、就冲这条我就服啦！”
到监所提审“四阎王”和毛四林，结果一无所获。“四阎王”说：“我是加入了特务组织，但确实不知道姓冯的是不是。”毛四林则指天指地地赌咒：“我要知道他的底儿不说天打五雷轰！”
再发函到原籍去查，回函说，山里面是有个叫冯家台的小村，也隐约听说有人在外面谋生，可前两年一场山洪把小村和全村人一起给毁了……
这样，冯静波就成了一个仿佛32岁才来到人间的家伙。我爸爸和大胡子所长坐在办公室里一筹莫展。完美无缺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完全全警察式的，越是没毛病他们越怀疑有毛病，一个人浑身上下没一点污点不正说明他早把污点都掩盖了么？
“怎么办？”我爸爸问。
“再想办法。反正还得查，不查清楚心里不踏实。大胡子习惯地把手伸到腰里去摸，摸空了才意识到没有了枪。自从犯了错误之后他发誓不再带枪，可没了枪又象没了主心骨。他苦笑。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大胡子去接电话，脸上变幻着惊喜怒哀各种表情。放下电话，他揉揉胡子，告诉我爸冯静波到区里去了，献出了一罐子元宝金条，说是在院里种花刨出来的，大概是外国人埋的。他说国家不正恢复经济又抗美援朝，交给国家吧……这小子成大红人了，记者已经采访，区里要树这个典型……”
我爸爸听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真说不清楚，也无法形容，好象是累又好象是病了。他犹犹豫像地问所长：“那……还查么？”
大胡子摇摇头，眼睛里也一片迷茫：“咱们错了？”
“也许……”爸爸懒懒地说，觉得没意思便走了出去。走出办公室的门他偏偏又碰上了冤家，那个冯静波正潇潇洒洒地走进派出所的小院。他看见我爸爸便很有分寸地一笑：“小肖同志，出去？”
后来爸爸告诉我他就在那一瞬间克服了动摇，决心把事情干到底的。他说他从那家伙的笑容里分明看到了嘲讽：不是调查我么？我来了。你敢怎么样？我是典型啊！
我的老爸爸愤怒了，这愤怒当时只能压在心里。他和冯静波握手表示了敬意和感谢，他对我说那家伙的手又凉又湿给人一种蛇似的感觉。他告诉我冯静波当时赶到派出所分明是来示威的，他用一罐子金银迷惑了那么多人包括大胡子。
“我相信他为了掩护自己什么都舍得，包括同伙和财产。他阴险狡猾冷酷无情。他不是特务又会是什么呢？”我爸爸断然地判断道。
关于这个冯静波献宝的故事我听过很多次。其实这不是—个完整的故事而只是漫长故事的一个片断，它后来的情节我以后还要说到，而且我也不断地有着新的见解和分析。可我承认如果冯真的是特务那他一定是个高明的特务，他总在关键时刻胜我爸爸一筹……
我仿佛看到那瘦瘦高高、似笑非笑的家伙在望着我，他毫无表情。
9
我和马福禄给那位美籍华人“阎王儿子”——这是我们给他老人家起的雅号——写了封信，这信应该会让那多情的老人满意。我们到邮局把信寄走，我相信那老人很快就会急匆匆地赶回故国的。
走出邮局的时候正阳光明媚，我们便沿着热闹的大街蹓跶。人们匆匆地奔向各自的目标，谁也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理会谁。暖融融的阳光使每个人都精神焕发，精神焕发的时候正是去干点什么的时候。只有我们觉得这阳光非常珍贵，我们警察能有闲暇享受它实在难得，因此我们走得很慢很慢。
我们就那么慢慢地走过百货公司，又那样慢慢地拐入农贸市场。刹时间在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各式各样或甜美或粗犷的叫卖声，我们周围晃动着各式各样的蔬菜鸡鸭以及说不清楚的小玩意儿。我们正从包围中挣扎，忽然前面起了一阵更凶猛的骚乱。我还没从叫卖声中反应过来，马福禄已忽地窜了过去。
我急忙跟过去，看清原来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和一个穿牛仔裤的姑娘发生了争执。
“你没排队就是没排队，耍什么赖！”那老头儿喝道。
“谁耍赖谁耍赖谁耍赖？我排队啦排队啦！”那姑娘的尖嗓门震得我耳膜生疼。
马福禄那魁捂的身躯一晃站到了老头儿和姑娘中间，隔开了老头儿那气翘了的白胡子和姑娘那涂得绛红的利嘴。他不说什么，只搀住老头儿的胳膊就走。
老头儿不干，挣扎着：“我不走！这儿还没秩序了？”
那姑娘也不干，跳着脚骂出了好听的：“你这……”
她的脏话只出口一半，另一半却被吓了回去。马福禄瞬间转身，白胖脸已变得铁青，一双眼睛逼住了姑娘的嘴。那丫头似乎意识到不妙，扭头走了。
马福禄揪着老头儿往农贸市场外走。
我感觉到这里有奥妙，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
在市场外面，老头儿挣脱了马福禄的手，一屁股坐在马路沿儿上：“小兔崽子，你想拽死我啊？”
马福禄叹口气，声音软下来：“爸……”
原来这是当年的大胡子所长。
他顿时吸引了我。他的胡子依然茂密，可是已经全白了；他很瘦，穿一身普通的中山服，扣紧的风纪扣显出几分军人的姿态；其他地方已完全是老百姓了，尤其是手里那俩大铁球。
“这是肖勇？”他盯住了我。显然马福禄和他说过我。
“是我，马伯伯。”我说。
他暗淡的目光一下亮起来：“这么大了……你爸爸好吗？”
我看出老头儿的感情在起伏在波动，我的心也随之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情绪。我想问他我爸爸当年是怎样当民警的，我想问他冯静波到底是不是潜伏特务，我想问他我爸爸和冯静波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意义何在，谁胜谁负，我想问他我爸爸到底算不算一个好警察。
我知道，老头儿也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可我们谁也没说。
马福禄在一旁埋怨着：“我说爸呀，让您跟家呆着，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老头儿一瞪眼：“跑？我干嘛跑？我来买菜！让我碰上事儿我不能不管……你们干嘛去了？”
“寄信。”我说。
“给美国的？”老头儿什么都知道。
我点点头。他的眼睛又黯下来。我发现这老人的眼睛真是心灵的窗户，它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忽明忽暗。他站了起来，忽然叹了口气：“我对不住你爸……”说完就走。
“马伯伯！”我听出点蹊跷，追了两步。
老头儿却不回头，只说一句问你爸爸好。”竟飞快地走了。
“你爸爸够怪的。”我对马福禄说。
马福禄苦笑笑你甭理他。离了休我说您享点清福吧，他偏一天到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养花吧，懒得浇水；养鸟吧，没兴趣喂食；书法画画更是一门儿不灵！我发现有这么一种人，对某种事物入了迷，一旦离开这种事物他就难受。你看，老爷子没事儿就奔这农贸市场，号称维持秩序……”
我听着，没说话，我在想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