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鬟柳鬢哄如雷，說接城隍兩邊開。
不是阿娘能壯膽，怕看活鬼一群來。
――成都竹枝詞
那個暑假，我第一次到成都去看望父親。新津離成都三十多公裏，交通便利，每天有幾趟車來往，而我卻是一早走著去的。不是我有意要練腿健身什麽的，那時，我幾乎就沒有吃飽過，饑餓如影隨形，完全談不上這些，練腿健身類完全就是奢侈。之所以過走，是迫不得已。父親出事後，家裏經濟情況一落千丈，相當困難，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分花。我是沒有趕車的錢。
父親在我印象中幾近模糊，完全是概念中的，但有一種血緣的親和與吸引。父親1956年暑假回來探過一次親，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從此他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年前他回到成都。原因是，他在北方那所大學被打成“漏網右派”不久，學校完成指標後，給他摘了“右派”帽子。本來，他業務能力強，學校要留他繼續工作，可是他負氣辭職回到成都。成都不歡迎他，沒有他的工作，唯一能提供給他工作的是，到搬運公司拉架架車，那是重體力勞動，於書生一個的他，近乎慢性自殺和自虐。在搬運公司那樣一個近乎勞改單位中，人數眾多，林林總總，形形色色，成分複雜。中有國民黨軍隊的將軍，有共產黨陣營中清理出去的人……比較起來，父親簡直就是其中的貧下農。真如古代哲學家老子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幸好父親進了這樣的搬運公司，不然，在以後的“**”中，他注定在劫難逃，說不定性命不保，是搬運公司讓他全身而退。
新津、成都雖然相距不遠，但父親母親從此雞犬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退休了才住到一起。期間，他們不相往來也不離婚，一任韶華流逝。我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更多的是他們出於對我們當子女的――對他們四個兒女方方麵麵著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