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半，我走进餐厅。今天，我穿了卡其裤、短袖衬衫和运动鞋。餐厅里已经坐着好些团友，但是萨拉却不在。早饭是美式风格的自助餐，不过也加了几个古巴菜——原料主要是豌豆，看来是想给接下来的这一天打打气。我要了一杯咖啡，坐下来等待萨拉现身。
昨晚我还是按时回了房间，但却睡不着。只得打开电视看了一看。这里一共有五个频道：Tele Rebelde（起义电视台），这是个新闻频道；“古巴观察”，这是个娱乐台；还有两个教育台，节目相当催眠。剩下的那个台干脆让人想关电视，那就是CNN的英文台。旅行指南上说，只有几家宾馆能够收看这个频道。
我只得看了一阵CNN。只看了一会儿，我就再次明白了自己讨厌新闻频道的原因。我又调回到起义电视台，想找出一点关于“为和平而钓”的新闻报道，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可能古巴政府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派出一支铜管乐队大肆庆祝这次盛事呢，还是干脆不理不睬，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没准儿萨拉说得有点道理，古巴政府对于“解冻”并不热心。
我打算买份报纸，酒店的餐厅里却没有报亭，就连官方的《格拉玛报》都找不到一份。（译者注：《格拉玛报》是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并不很想读报，只是想掩饰我对着门外望眼欲穿而已。她到底去哪儿了？我是不是该给她的房间去个电话？
兜里装着今天的行程表，我把它拿出来摊在桌上阅读起来：海明威故居维持着1960年文豪离开时的原貌。维持原貌？大概是因为这里的人不许海明威带走任何东西吧？参观完海明威故居，就到了午餐时间。而后我们将前往比贝罗·阿拉马尔集团农场，在那里我们将了解有机作物栽培的相关情况。刚吃完饭就去和有机肥料亲密接触，这样的行程到底是哪位虐待狂的杰作啊？
“这儿有人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萨拉已经坐在了身边。
“早上好！”我发现今天她穿着白色马球衫，搭配牛仔裤，显得神采奕奕。
“早饭吃了吧？”她问。
“我在等你呢。”
“你要是在等我，那应该饿坏了。”
“没错。昨晚睡得好吧？”
“不好。你呢？”
“我整晚都在关注起义电视台的新闻报道。”
“你该看看‘古巴观察’频道的肥皂剧啊。昨晚我看了，发现马加丽塔又给弗朗西斯科戴了绿帽子。去年我来的时候，就知道她在欺骗他。也不知道他干嘛不甩了她。”
我笑了，问她：“去年你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她站起身，“上车之前，还是去吃点东西吧。”
我俩走到自助餐桌旁，发现这里的菜肴已经被理查德·内维尔他们扫**一空。还好，他们到底给我留了一块培根。
萨拉盛了满满一碟水果，又取了一罐酸奶。
我俩再次坐定，萨拉说：“到了乡下，可就见不到新鲜水果了。”
“哦？不是有栽培有机作物的农场吗？”
“那都是在装样子。酒店里这些食物都是进口的。”萨拉解释说，“农场都是公营的，而且大多荒废了。那里太辛苦了，一切劳动都要靠肩挑背驮。而且，农民一个月只能拿到二十美元的工资。他们在城里扫扫大街，也能赚到这个数。还有谁愿意待在农场受苦呢？”
嗯，我有点后悔提起这个话题。
“你该看一看这里一般人的食物，九成以上都是豆子和大米，全是越南进口的，而且还要凭证供应。”
闻听此言，我不由得盯着盘中的煎蛋培根发起呆来。
“不好意思，我不是有意要唤起你的负罪感。快点吃吧。”
我能感到萨拉的变化。她的变化，大概源自她的回乡之旅，当然也肯定和他们根深蒂固的仇恨有关。她与爱德华多一样，成了一个身体力行的反对派。我愿意和他们感同身受，于是展开了一点联想：哪天我回到美国，发现那里已经变得一片混乱……嗯，这种情况好像也不难想象。
萨拉说：“在这里，大部分农村人都搬进了城市和小镇，农村空空****。这一点很重要，也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当然也可能是个不利条件。一条大路上只跑着我们这一辆车，可能有点危险。”
“没错。”我表示同意，然后问道，“你知道这一次我们需要搬运多少东西吗？”
“爷爷告诉我，所有东西都封存在旅行箱里。”
“很好。一共有多少箱？”
她四下扫视了一下，发现邻近的餐桌都是空无一人，然后才说：“一个标准的旅行箱能装下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一百美元纸币。装满钱的箱子大约有四百磅重。”
“好的……一手拉一个，我们正好有两个人，六千万就这么到手了。”
我算得很正确，她却没有认同，“钱不都是一百元的，还有五十美元、二十美元面值的纸币呢。最后肯定不止四个箱子。”
“到底有多少？”
“我爷爷说有十个。”
“每个四百磅？”
“嗯。二十美元面值的钞票和一百美元的钞票在重量上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要处理总共四千磅的东西了？”
“完全没错。”
哎，你要是在基韦斯特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一点，我还可以去健身房好好练上一练。“对了，还有那些黄金和珠宝呢？”
“黄金太重了，肯定搬不动。不过，我打算搬走四箱珠宝。”
“珠宝总是有地方放的。那些地契怎么处理？”
“我还准备了一个箱子。”
我立即指出：“看来我们在运送上有点麻烦。你想想，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搬出洞穴、搬上卡车，最后还得搬到船上呢。”
“卡洛斯有办法。”
“好吧，谢天谢地。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
她盯着我，“如果我们觉得干不了，这事我们绝对不会去干。”
“好吧。”
一个漂亮的女招待收拾了我俩的餐盘，还对我笑了笑。
快八点了，各个旅行团的人都朝大厅涌了过来。我和萨拉起了身，我掏出二张CUC留在了餐桌上。萨拉见状，提醒道：“你这可是人家三天的工钱。”
“人家女孩干这份工作还是辛苦。”
“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是吗？我看看。”
耶鲁旅行团的人差不多都上了车。我跟萨拉一前一后登上大巴，接着又和何塞、塔德、艾莉森、纳尔巴夫教授以及沿过道遇上的各位团友问了早安。终于， 我俩在车尾坐了下来。
塔德飞快地点好了人数，宣布：“大家到齐了。”
这时，安东尼奥跳上了车。他高声问候：“Buenos dias！”（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大家早上好”。）
每个人立即回应了他，这样一来，大巴才能快点开动起来。
“我们会享受美好的一天！”安东尼奥说。
“Sí,camarada.”（ 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是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