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大巴山也并非世外桃源，除了永远的家长里短纠葛，阶级斗争的梦魇纠缠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在“**”中。那时候，“坏人”被归结为五种类型，曰“地、富、反、坏、右”，通称“五类分子”，而巴山人将它再简化一下，就喊成了“分子”。
“分子”是地位最低下的人群，逢人低眉顺眼，点头哈腰，许多苦活、累活、脏活都派给他们做。我们许多知青虽然“出身”也不好，但在“分子”面前，也会下意识地撇下嘴角，泛起一种鄙薄之意。
比较深刻的记忆是“分子”养牛与“分子”送柴。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分子”是不许养牛的，因为“分子”会将梅花针混在饲料里害死耕牛，破坏生产。然而在大面积刀耕火种的大巴山，耕牛使用较少，长期只能养不能杀，数量越来越多，养牛成为一种很重的负担，于是许多生产队便强制地将耕牛派给“分子”养。这让少年时的我很困惑：要是“分子”害死耕牛怎么办？
送柴的苦差事也常常派给“分子”干。大巴山一年中寒冷的日子很长，需要烧去大量的柴草。那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火炉坑，从火炉坑上方的梁上悬下一条铁链来，下端的铁钩子挂上有盖的铁罐，人们便围坐在火炉坑周围，取暖，煮饭。公社与区政府两级机构也要耗费大量的木材，一是常驻干部的生活用柴，一是各级会议用柴，这些公益用柴都摊派到各个生产队，“分子”自然就成了理想的送柴人选。
但是，“分子”不一定每个生产队都有，于是送柴的差事便按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的顺序依次派遣；有些生产队则把差事摊派给“子女”。
“分子”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明证，没有“分子”的地方就瞄准“子女”，这证明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为了配合政治教育，还要不时召开对“分子”的批斗会。这些批斗会倒是颇具“乡土色彩”。我还记得在公社篮球场上召开的一次批斗会的一些情景。各生产队打着“不忘阶级斗争”之类的横幅标语，黑压压地站满了操场，一排“分子”低头站在台上，一个梳着“一匹瓦”发型的公社干部在领头呼喊口号：“这个‘分子’不近情，是他妈个牙膏型!上街去卖叶子烟，下街又卖苞谷馍!……”干部领喊一句，下面呼应一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那场面让我觉得有点滑稽也有点悲哀。
我还听过这样一个笑话：某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批判犯错误的生产队长，他乱搞男女关系，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坏”的范畴。一个社员义正词严地批判他：“你搞男女关系也应该分清阶级路线，看准对象嘛!身为队长，你怎么能跟地主的女儿睡觉呢？”这就使人在啼笑皆非中有些痛心了！
我的农民朋友中有贫农子女也有“分子”子女。秦义德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子女，李荣如是“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分子”子女，而李荣枝则是“团结对象”的上中农子女。他们与我“年相若，性相近”，彼此很要好。他们也深爱文学，曾经各自偷了家中的米去卖，凑点钱，就为了买一套《红楼梦》。他们在劳动、生活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栽秧时，我要是跟不上趟，李荣如和秦义德就会把我往中间一夹，一人多栽几排秧，说说笑笑间就把我带走了。
回重庆后，几十年再没有去过大巴山，但几位农民朋友的咅容笑貌还是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记忆里。有时我还会想起李荣如故作伤感地吟诵他的情诗：“独坐寒窗思情人……”去年，同队知青苟源基回去了一次，给李荣如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李荣如我几乎已认不出，面容苍老，神情木然，尽管他穿上了也许自认为最光鲜的衣服，但那空洞的眼神，怎么看怎么让人伤感。我仿佛又听见了李荣如“独坐寒窗思情人”的酸溜溜的吟咏声，那声音渐渐散落在大巴山缥缈的云雾之中。